一个品牌高水准确实不易 卢新宁：重塑现代政治话语体系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卢新宁 ，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至人民日报工作 ，现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2010年打造人民日报新评论品牌“本报评论部文章”，推出《倾听沉没的声092音》等系列评论。同时主持撰写《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三十年不变的时代呼声》等 25篇“任仲平”文章。撰写论文《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选择，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任仲平写作体会

人民日报社“任仲平”文章《选择，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2011年6月 27日）（以下简称《选择》），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这是任仲平 1993年亮相以来，第十二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一个品牌，要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保持高水准，确实不容易。领导的认可、同行的鞭策、读者的喜爱，是任仲平不断前进的动力。10月 26日举行的中国新闻奖报告会上，刘云山同志要求新闻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服务大众意识、改革创新意识、现代传播意识。回望任仲平的成长足迹，近 20年的写作跨度，是一个品牌逐渐创立和打响的过程，也是一个始终需要以这“四大意识”从旧我之中突破突围的过程。比起其他新闻政论品牌，任仲平更悠长的传统和更深厚积淀，这是我们的优势，却也极可能因此陷入固定模式、落入陈旧窠臼、成为“任八股”，这是我们的挑战。

令人庆幸的是，正是这种挑战，让我们始终抱有危机意识，始终保持对“旧事物”的警觉，因此始终不敢远离时代发展的潮流。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仲平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在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指导下，不断尝试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一个努力实现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型，力求重塑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探索过程。

记得两年前，也是在中国新闻奖交流会上，我们曾提出要实现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变。今天看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浪潮相互叠加的新时代的到来，随着我们党更为亲民务实的新政治观的形成，随着政党文风会风作风的深刻转变，对于主流媒体而言，一个日益峻切的课题是，必须加快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重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

回望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到三次重要的话语体系结构性转型。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坚船利炮入侵的民族危亡压力下，山河破碎的旧中国启动了从传统理论到近代理论的蜕变，完成了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第一次重要结构性转型。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行者们观察世界、探讨问题的立场、观点为之一新，在从近代理论到现代理论的演进中，实现了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第二次重要结构性转型。在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等趋势日益鲜明的当代，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吸引世界目光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第三次重要结构性转型。

在这种转型中，主流媒体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显然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责任，放在我们党文宣事业的历史语境中，是对传统的继承，是对我们党红色资源的开掘；放在当前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中，是对挑战的突围，是对主流话语权的捍卫。而要实现这种突围和捍卫，必须从创新表达体系、完善知识体系、转变思想体系三个方面，重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

一、创新表达体系——突破刻板语态

语言本来是活的，但在主流媒体上，文风却呈现“收敛”状态：丰富的、生动的、贴近的语言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单调的、僵化的、疏离的语态。正如有人所总结的“五多”：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再比如流传广泛的段子：“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虽有些恶搞，但也反映出我们宣传修辞的单调、死板，因此与受众的交流产生隔膜。背后的原因，既是我们在严谨性、正确性上的矫枉过正，也有自我设限、自我僵化、自我隔离的心理惰性。

评论的目的，是实现主体或与主体的对话，在意见的交换中寻求共识。

意义不会在一厢情愿的单向呈现和另一方的被动接受中产生。意义的产生依赖于主体之间的认同，“政治修辞的涵义必须与大众的常识相符”。在变化的舆论环境之中，刻板语态亟需突破，表达体系亟待更新。

实际上，我们有着丰富的“语料库”。我们党长期以来文宣工作中形成的表达传统，我们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中积累起来的表达方式，都可以为我所用，成为突破刻板语态的抓手。

——重拾生动的表达传统

外交家吴建民曾说，我们现在的文风可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党起家的时候多善于宣传，我们党写的东西你看了要掉脑袋，掉脑袋也要看，代表了对血性青年的感召力。我们党很善于把我们的思想和老百姓进行沟通，这是我们党很好的传统。

的确，宣传一直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恽代英办《中国青年》，韬奋办《生活》周刊，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能够鼓动和团结青年、市民、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跟着共产党走。在宣传手段的丰富性、所用语言的生动性上，可能没有哪个政治团体能出其右。根据粗略统计，从 1921年到 1949年，我们党使用过的宣传方式多达 60种以上，常见的印传单、小册子，张贴标语、布告，召开演讲会、报告会等等，都离不开语言。

对于这点，新闻宣传战线的前辈都高度关注。邓中夏专门嘱咐宣传员不要用“共产革命”这样的抽象口号，而只能用“限租”、“推翻贪官劣绅”、“打到军阀”、“抵制洋货”这样群众能懂的语言。刘少奇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说，口号如果“不切合群众的要求和心理，叫得久而至于厌烦，引不起注意，都不适合作为群众行动口号”。1923年，28岁的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在《怎样做一个宣传家》中总结，“若不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例语来解释，便不能声入心道，不能使他们听后全身爽快，丝毫不怀疑地相信你。”他强调，说话要“打中农民心坎”，使农民“声入心通”。

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宣传和表达，却忘记了这一点，还是兀自踱着方步、穿着正装。正如吴建民所说，“可是今天有些讲话，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都对，但是这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没有新意。”

——适应新的语言环境

人民日报评论部在十八大前推出一组系列评论“感受中国前行的力量”，其中《“回应”：互动中筑牢信任基石》一文，因在开头写道：“元芳，你怎么看 ？”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主人公的这句追问近来走红网络，成为公众表达诉求和质疑的经典句式。（11月 5日《人民日报》），而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网络的热烈议论。认为这是“主流媒体和网络热词的又一次亲密接触。这既是主流媒体放下身段的亲民姿态，也是对网络舆情的响应和反馈。其政治意义必将超越‘娱乐精神’”。

说实话，这种良性反应，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近年来，我们见识过了太多来自民间、来自网络的新词汇、新用法。从“晒”到“打酱油”、“躲猫猫”再到刚刚流行起来的“元芳”、“十动然拒”，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流行新词沉淀入词汇库。网络论坛上，一些在传统话语系统中并无深意的词语，经过网民加工，变成了独特的评论性语言，而且极具反讽色彩。不超过 140字的微博，更是“将平民和莎士比亚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独特文体，微博内容还往往在评论或转帖中被补充、改良或者颠覆。

显然，从媒体、网络近年来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些新的词语、概念、新闻报道选题和讨论议题来分析，一个新的语言环境正在中国媒体上形成，而这个语言环境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媒体环境。“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人民日报政论如果满足于重复过往的经验，重复文件的内容，重复“标准规范”的表达，哪怕立场再正确，内容再无懈可击，也很容易在日新月异、丰富生动的新事物、新表达方式面前显得陈旧空洞、枯燥苍白，因此也就很难达到舆论引导的作用和效果。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所显现出的包容性，为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媒介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各种观点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它们的出现，对长期占据新闻媒介主流地位的党报政论形成了冲击和挑战。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重塑政治话语体系，首先要使之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加契合受众心理，更加具备传播力，突破刻板语态、改造僵化文风。

要说服人，首先要能打动自己。如果只是颐指气使的“要”、高高在上的“应该”，实际上是一种“懒政”。连自己都不愿看得东西，如何能让读者看得下去？

近年来，我们评论部一再强调，写评论要有诚恳的态度，要既善于重拾好的表达传统，又能够整合新的语言方式，用更贴近、更鲜活的方式讲话。

当然，突破刻板语态，并不在于是否“网络化”，也不在于是否文采斐然，关键是要“在场”，在社会生活的现场，在舆论讨论的现场。如果空洞无物、无的放矢，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写得雄辩滔滔，都是白讲。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去契合群众的关切，不会有引人注目的新闻议题，不会有入耳入心的传播效果。不仅仅是在任仲平中，在我们的时评中、论坛中，都有体现。比如钓鱼执法、乌坎事件、启东事件等热点事件，并没有采用网言网语，不一定愤激，也不一定幽默，但从读者和网上的反响看，评价很正面，对于推动问题的解决发挥了党报评论应有的作用。

二、完善知识体系——突破生硬说教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是“知识垄断”的时代，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不同的思想、观点，掌握不同的知识、信息。如果说，在打开国门之前甚至开放之初，主流媒体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知识优势”，那么，在信息时代，这样的优势已经没有甚至成为劣势了。这样的信息爆炸、知识爆炸、观点爆炸，给主流媒体评论工作者的挑战是：要改变单一的泛政治、泛道德的生硬宣传，就需要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形成符合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知识体系。

“魔弹”的传播时代早就无法重现，当前的传播已经是一种多对多的自主传播。在这样的传播形态下，传播的效力并不来自权力，而是通过与其它传播媒介的自由竞争来实现影响力。在多元化舆论格局中，面对受众日益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提高的文化素质，民主革命时期和计划体制时代那种突出宣传、突出教育、突出思想绝对一致性的单向传播方式，需要有所调整。党报政论理应摒除单一泛政治、泛道德化的生硬宣传，转向更令人信服地说服人、更充满真诚地感染人、更具实效地影响人。这种转变，必须有完善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

评论是用来说服人的。“摆事实、讲道理”，是说服人的关键。也就是说，在评论中，不仅要有论点，更需要有论据；不仅要有结论，更需要有论证。而这也正是检验一个评论工作者知识水平的地方。

——丰富我们的增量储备

任仲平处理的，都是重大题材。改革开放 30周年，新中国成立 60周年，建党 90周年，要“论”起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决不能单线讲成就，沦为枯燥乏味的“成绩单”。

比如，《选择》一文，在论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关键时，亨廷顿关于现代政治的论证，为我们打开了理论思路，提供了普遍经验；关于信仰的哲学分析，从个人、民族、国家三个维度，提供了认识视角；而其中历史、社会学、发展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多种知识内容，都赋予了文章更强大的说服力。历史学提供了观察坐标，让党的 60年有了中国百年现代化梦想、世界三百年现代化历程两个维度。

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让关于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的论述，避免了疾风暴雨的生硬说教和不容置辩的高调论述，有了说服力和感染力。新闻实践证明，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让评论者对各种有利于传播的方法运用自如，最终寓宣传的目标于有效传播之中，寓思想教育于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寓社会主义理想于群众喜闻乐见的价值观表述之中。

——盘活我们的存量资源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融合民间传说、历史和现实的幻想现实主义。可见，历史传统、现代文明、社会现实构成了莫言世界性影响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理解，党报评论打造新型评论话语体系与之异曲同工，在知识谱系上，必须承续红色政党文化传统、接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考量当前社会民众诉求。如此，才能凝聚党心民心，形成社会共识。

《选择》就在一定程度呈现了我们的尝试。对李大钊、彭湃、瞿秋白、方志敏、刘仁堪等先驱者事迹进行陌生化表达，用情感力量、精神信仰激荡读者心灵；引述专家观点论证国家现代化对领导力量的需求，从世界视野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反复强调“人民利益”、极写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从人民感受中再现党的政治本色与奋斗历程。从“最初的理想”追寻“最终的答案”，以“信仰的旗帜”造就“理想的传奇”，《选择》的写作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构建现代政治话语体系，要善于从我们党红色文化传统中寻找底气，从现代文明谱系中吸纳营养，从广大人民群众诉求中把握方向。

事实证明，红色资源只要发掘得当，能够赢得草根百姓的共鸣，形成正面宣传的强大气场。这种红色传统，有的是人们记忆储备中所陌生的，有的是被一些人刻意漠视和掩埋的，有的是在僵化陈旧的讲述中被湮没的，比如李大钊、彭湃等人的故事，看似耳熟能详，却隐藏着极富穿透力的思想素材，一旦以符合受众感受的方式重新发掘，就会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而这，其实是自延安整风以来主流媒体的看家本领，是最值我们关注发掘的思想富矿。

三、转变思想体系 ——突破自我设限

评论工作是新闻方阵中政治性最强的，对主流媒体评论而言，政治大局意识是第一要求。但讲政治，不代表自我封闭、自我设限、自我僵化，不代表只能用中央文件、领导讲话结构文章，不代表只能深陷意识形态泥沼。那些我们认为“不敢说”、“不能说”的，换个方式、换个角度，说不定就成为支持我们观点的论据，关键在于你如何设定角度。而那些我们认为“不用说”、“不需说”的，可能正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重视的竞争对手。如果对竞争者一无所知，我们又怎么能赢得读者？

——正面报道也要抱有“问题意识”

“不避矛盾、敢谈问题”，是很多读者对任仲平文章的评价。虽然任仲平文章大多是针对重大政策、重要活动的评论，但文中并不回避不同观点。在建党 90周年任仲平写作的开始阶段，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党在 90年艰难探索中走过的弯路、绕过的远路，在文章中该怎么处理？经过讨论，一致的结论是，不能不谈。

我们不能因为曾经有过错误就讳言莫深，不能以为写成就报道就要回避问题。实际上，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60周年还是建党 9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本身就有总结历史、发现规律、展望未来的意义，作为主流媒体，必须突破既有观念的框框，不能过去怎么说就怎么说、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

关键是要冲破自我设限，敢于面对问题，勇于触及矛盾。在任仲平建党 90年文章下篇中，我们分析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失败、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大失误，总结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内在的抗体，是我们党可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力量。

这实际上是把材料进行转化，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既回击了相关质疑，也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度。

——引导舆论必须加入“思想竞争”

实际上，不仅是突破“不能说”的禁锢，更重要的是，要引导舆论，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就不能不正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当前，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已经是不可逆的潮流。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

在这样的多元、多样、多变中，对于主流媒体，要完成引导任务、坚守主流价值，更需了解不同观点、思想，突破自我设限。“反对不是敌对，有异才需求同。”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思想观念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其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面对多元的思想市场，主流媒体需要更多呈现真实可信而不是沿着自己的价值观剪裁的舆情，更多包容多元多样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过滤声音，更充分地呈现五千年文明的文化气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去年，我们在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评论部文章”《以包容性对待“异质思维”》中，就说到，“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意”可以被制造。“制造同意”早在 1922年就已成为政治家把社会心理学和无垠的大众传媒空间结合在一起的一门“自觉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主流媒体也应该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制造同意”，换句话是“促成共识”。而要达成共识，需要倾听别人的声音、还原真实的舆论构成，只有加入观点、思想的竞争，有的放矢、剥茧抽丝，才能避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才能如中央领导所要求的那样，做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工作。

创新表达体系，完善知识体系，转变思想体系，以这三个体系为支撑点，能够推动我们从政治宣传到政治传播的转变，重构我们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它让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党报政论不仅应当获得宣传管理部门的肯定，也应当在民间舆论场中得到广泛认同，在都市媒体和网络空间中得到广泛传播。只有这样，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它的目标才算真正实现。

一个品牌高水准确实不易 卢新宁：重塑现代政治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