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陈竺部长万钢不再孤证-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

2007年，新任卫生部长陈竺7月４日出席了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成立大会，这是他履新后第一次以部长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我们很受鼓舞，这表明他支持和关注社区卫生工作的态度。”时任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秘书长陈博文回顾说。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目前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点，已经被作为城市卫生改革的突破口，“但城市社区卫生还只是刚刚起步”，陈竺说。在新的岗位上，这位曾经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将要担负起更重要的职责。

继民主党派人士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后，无党派人士陈竺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出任卫生部部长，成为第二位非中共党员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人士。当时，陈竺的秘书透露，当天卫生部并没有新老部长的工作交接仪式，但早在本周二，陈竺曾以中科院副院长的身份，到卫生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先期的沟通。

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对记者表示：“对陈竺的任命，是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信任的又一体现。”他回顾说，非中共人士担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步骤，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举措。

继续有党外人士被任命为某些部委的正职是极有可能的。万祥军回顾说，由党外人士担任部长的部门内部工作机制很可能会有某些变化。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无党派卫生部部长的任命，当时的医学界人士评价说，希望陈竺能够在今后中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规划中，更加注重发挥专家的智慧，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有了陈竺，

万钢不再是孤证

“党外人士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管理。在当时陈竺创造了一个纪录。”对话记者万祥军表明：那时正当改革开放29年，他是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与此同时，他也是继中国致公党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后第二位担任政府部长的党外人士。

陈竺履新，被外界看作十七大召开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大亮点，亦为今年以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注释。万祥军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政治的一次有益的回归，那时，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政府中，共有15位部长为党外人士。

这位任职时54岁的无党派的新科卫生部长，注定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当下，卫生部已经成为最牵动人眼球的部委。一直以来在争论中缓慢前行的医疗改革，关乎13亿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也是陈竺需要破解的第一道难题。“如果说万钢是破冰，那么陈竺就是推进。”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说。

早在2005年，中央就已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即“五号文件”），其中表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县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这也是万钢、陈竺得以委任的依据。有了陈竺，万钢不再是一个孤证。

比较可以发现，陈竺和万钢具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知青的经历，都曾留学海外，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和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认为：“国际化的视野是陈竺和万钢很大的优势。”他们可以在与国际社会对话时，更加从容。

外界注意到此次人事安排的一个细节，原卫生部长高强改任副部长，同时兼任党组书记一职。这与科技部的党政结构类似，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后三天，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兼任党组书记。观察家指出，党外人士任职部长后与党组之间的合作模式，正是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宋福范称，从解放初期的经验来看，今后还是会采取部长列席党组会议的模式，“党组会议首先征求部长的意见，这样即使部长没有表决权，也可以影响党组的决策”。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柳建辉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政权的多层面安排会进一步扩大，安排的人数也会更多，他们也会更加有职有权。

下一步，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逐步有意识地解决目前党外人士基本都是“副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现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条件具备的担任正职。同时，还将通过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他们任职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其职权。

万钢是破冰，

陈竺就是推进

所有的悬念最终尘埃落定。自4月底万钢以致公党副主席身份接掌科技部长以来，关于“第二个万钢”的猜测就没停止过，期间，陈竺的名字也一再被媒体提及。作为国务院部委正职中的第二个非中共人士，陈竺亦为今年以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式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注释。

“如果说万钢是破冰，那么陈竺就是推进”，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金安平如此评述任命陈竺的意义。在这位政党研究专家看来，陈竺、万钢的出现，既是执政党信心增强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央对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在多党合作的框架早已搭建完成的情况下，将其做实已是必然趋势。”

为什么是陈竺？

新任部长的政坛路径

从履历来看，陈竺和万钢多有相似之处：知青的经历，海外留学背景，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权威地位。金安平提醒记者注意，他们两人都有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归来人员主要还是进入技术岗位，真正进入政权层面的并不多见”。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也表示，“国际化的视野是陈竺和万钢很大的优势”，高层已经意识到中国政府需要更多可以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官员亮相政坛，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国际声誉的陈竺与万钢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竺为高层所熟知也非一日之事。从1996年8月开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共举办了22次科技知识讲座，陈竺正是主讲人之一。今年2月14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共议国是。座谈会上，无党派代表人士陈竺曾发言。

同样，卫生部对出身医学家庭的陈竺也并不陌生。2002年10月25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考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时，陈竺陪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长李宏为说，陈竺和黄洁夫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金安平称，对于卫生部这样的技术型部门，专业履历完美、拥有十多个世界级头衔的陈竺当然是合适人选，“并且他也符合中央关于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中配备非党人士的精神”。

从万钢到陈竺

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万钢上任之时，各界将其定义为1972年傅作义辞任水利部长后“35年来首位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部长”。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政府中，共有15位部长为非中共人士。

早在两年前，中央就已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即“五号文件”)，其中表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县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这也是万钢、陈竺得以委任的依据。金安平说，有了陈竺，万钢不再是一个孤证。

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表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竺的任命无疑是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又一大亮点，而且陈竺将拥有更大的空间应是不争的事实。

陈竺会改变什么？

医改期待下的机遇与挑战

去年8月，陈竺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如今看来别有深意：“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怎样参政议政，怎样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合作共事。”非党人士部长与党组之间的合作模式，正是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宋福范称，从解放初期的经验来看，今后还是会采取部长列席党组会议的模式，“党组会议首先征求部长的意见，这样即使部长没有表决权，也可以影响党组的决策”。

和科技部的党政结构类似，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长后3天，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兼任党组书记，此前，科技部和卫生部的部长和党组书记均由一人担任，此党政结构或有利于非中共部长履职。万钢上任之初，在回答本报关于“行政首长负责和党委决策如何协调”的问题时，曾表示“这是一个挑战”，他将会“在工作当中积极贯彻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方法，创造新的合作机制”。这也将是陈竺面临的一个挑战。

除此外，对于新任卫生部长陈竺而言，目前迟迟未出台的医改方案将会是其上任后面临的又一大挑战。对于新部长的任命，北京一位三甲大医院的院长昨天表示，希望作为医学科学界专家的部长上任后，今后国家的卫生工作能够更好地发挥专家的智慧，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至于陈竺上任会不会为目前各界关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来新风。这位院长强调说，医改不是卫生部一家的工作，也不是一个新的卫生部长上任就可以很快成功的突变过程。今后，中国的卫生事业，要靠大医院的均衡布局发展，同时也要加快社区和公共卫生的发展，希望陈部长能有更清晰的思路和想法，更加理解医务人员的苦衷和想法，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

重读：

陈竺过去的岁月

“我们都为他高兴。” 接受采访时，陈竺的夫人、当年56岁的陈赛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说，陈竺总是忙碌着，以前是科研事业，今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采访中，陈赛娟回忆了她所知道的陈竺过去的岁月。

@、对科技的兴趣始于童年

1953年8月17日，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一村，一个孩童呱呱落地。初为人父母的陈家伦和许曼音夫妇为孩子取名“陈竺”，这对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年轻父母，希望儿子能成长为宽厚仁达的有用之材。幼年的陈竺喜欢安静，话也不多，但是好奇心极强。一次他听到大人们谈话说到电车，就不停地追问。第二天，爷爷就抱着3岁的陈竺来到当时的卢湾电车三厂看电车，去外白渡桥看轮船，甚至去海岛老北站看了火车。

陈赛娟曾经听婆婆许曼音讲起，幼年的陈竺比较文静，个性却比较自由，不喜欢受约束。上小学时，有一次爷爷把陈竺从上到下打扮一新，穿上了小西服，梳好了小分头，小小的皮鞋也擦得锃亮，左右欣赏一番才满心欢喜地送“小绅士”出门。但陈竺跑到楼道里，看看左右无人，快速地脱下西服塞进书包，又用手弄乱了爷爷精心梳理的发型，才去上学。

陈竺七八岁的时候，许曼音开始引导他学习小提琴，期望儿子长大后在音乐上有所建树。然而，许曼音不久便发现，一到练琴，儿子不是说头疼，就是说脖子痛，想方设法逃避。如此一来，许曼音也就不再逼迫儿子，顺着孩子对科技方面的兴趣，促其成长。

@、严格督导的父母

1967年，陈竺进入上海市红星中学读初中，当时的教学秩序已十分混乱。1970年，陈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母担心他因此荒废学习，于是将邻居中前两届在农村受过教育的知青请到家中，当时有两个知青不仅讲述了赣南的山清水秀，还说起他们边学习边种田的情景。

临行前，父母特地让陈竺带上中学数理化课本，还不停地教他炒鸡蛋、煮饭等生活技能。细心的母亲甚至还将陈竺的袜子编上号码，一只对一只地用线绣上了字，生怕不拘小节的儿子乱穿一气。这一年的4月，只有16周岁的陈竺，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辗转来到江西省赣南地区信丰县小江公社山香大队的老圳头生产队，开始了6年的知青生活。

艰辛的劳作生活没有让他放弃学习，他常常在深夜阅读随身带来的中学数理化课本。即便是在插队期间，陈竺的父亲也没有放松过对儿子学业的督促。当时身在千里之外的父亲陈家伦，用一元钱买了本英文版的《中国建设》，寄给陈竺。“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七八元钱。”陈赛娟说，对于陈竺所在的那个偏僻乡村，一元钱的英文书着实轰动一时。

此后劳作之余，陈竺都会按照父亲的要求把《中国建设》中有关医学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然后寄送给父亲查阅批改。父亲披阅后再寄给陈竺，每次寄回的文章都被圈圈点点，修改得十分详细。6年的知青时光里，飞鸿传书的英语“函授”贯穿始终，为陈竺打好了英语基础。

@、志同道合的伴侣

“他对学习的热情是超乎常人的。”陈赛娟说。1973年，陈竺参加了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在当时江西省信丰县2000多名考生中，陈竺的成绩名列第二。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名列前茅的陈竺最终却落榜了。他一度为此痛苦迷惘。

“消沉了很短的时间，他就调整过来了，继续努力学习，继续埋头生产。”陈赛娟说。1975年，表现突出的陈竺终于被当地干部和群众推荐到上饶地区卫生学校读书。1977年，陈竺毕业留在了江西卫校任教。工作之余，他向更深的医学领域钻研，翻译了数十万字的医学文献。

1978年，陈竺被推荐到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进修，踏入的第一个病房便是血液病病房，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血液学专家王振义教授，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这一年10月，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爱才心切的王振义鼓励陈竺考研。

陈竺开始日以继夜地自学大学课程，最终在600多名考生中陈竺以总分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中，成为王振义手下的一名研究生。这一年，王振义只招收了两名学生，除了陈竺外，还有一名叫陈赛娟的女孩，她后来变成了陈竺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伴侣。

2002年，陈竺曾以“我和妻子陈赛娟”为题，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研讨会上作了一个专题报告，提及一件让他难忘的事情。当时陈竺被任命为上海市人类基因组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天，陈竺在实验时获得一个梦寐以求的数据结果，极度兴奋的他没有细加考虑，便马上向美国的合作者魏克斯曼教授通报了这些最新数据。

然而，随后的进一步核查，却发现这个结果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实验操作过程中“污染”造成的。学术上一向精益求精、人格上力求完美的陈竺，顿时陷入了自责的深渊。他悄悄地写了一份辞职报告，准备离开身兼数职的领导岗位。就在这时，妻子陈赛娟对他说：“你要是辞职，就是错上加错，面对挫折你不应该丧失信心和勇气。”妻子的鼓励和支持，让他坚持了下去。

@、关心社会的科学家

1984年，陈竺带着理想远赴巴黎求学，并于1989年7月学成归国。不久后，他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因为其专注细致、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陈竺于1995年升任血液研究所所长。2000年又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同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获得院士称号。

3年后，他又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他又获得法国科学院院士称号。陈竺并非只是留连于实验室的学院派，他在钻研科学的同时，也时时关注社会。SARS结束后，陈竺深感中国科技体制和卫生体制的落后，他曾经与21位院士一起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立健康研究院。

据新华社披露，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他说：“我们要明白，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是重要的战略投资。”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研究员说：“同事十多年来，他身上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一直感染着我。”

在2005年的一篇自述中，陈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成功者，其实，我充其量只能算个幸运者。……我有幸赶上了国家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为中青年科技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

我确信，前辈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应该在我们这代人或者我们所培养的新一代人手中变成现实。”去年8月，陈竺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如今看来别有深意：“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怎样参政议政，怎样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合作共事。”

描述：

从跨国公司经理到科技部部长

近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3月27日，驻德国大使吴恳举行招待会，欢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德对话论坛中方主席万钢访问德国。招待会上，吴恳介绍到，万钢于去年正式出任中德对话论坛中方主席。

据媒体此前披露，此次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率团于3月25日至28日访问德国，参加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是行程之一。如果不是吴恳大使介绍，大家可能想不到，万钢此次访问德国是以中德对话论坛中方主席的头衔去的。

@、从跨国公司经理到部长

关于万钢的头衔，早年外界一直有“从跨国公司经理到部长”的描述，事实上这和他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而且还不止“经理”和“部长”两个头衔。

万钢是上海人，1969年他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当时他离开家乡，在吉林当了6年知青。1975年，万钢进入东北林业大学学习，之后十余年，万钢的经历一直和高校紧密联系在一起。1979年万钢回到家乡，进入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继续深造硕士学位；1981年毕业后，他在母校同济开始了4年的教师生涯。

1985年，在经历了数轮考试、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后，万钢赴德国继续深造；1990年，他取得了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这之后万钢在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从基层工程师，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有媒体曾报道，2000年12月24日，在收到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后，万钢毅然辞职。

回国后，2001年起，万钢历任同济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校长助理，副校长，同济大学校长；2007年，任科技部部长；2018年3月，万钢卸任科技部部长。今年67岁的万钢目前的职务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现在，万钢的一个新头衔是中德对话论坛中方主席，于2018年正式出任。

@、自主创新创造中国奇迹

作为国际汽车业的翘楚，作为“海归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万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有代表性的见证者之一。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也正是万钢学有所成、建树颇多的年月，这些年月里他既深入到了生产一线，又积极向科学前沿探索。

谈起国家在这段历程中的科技发展与进步，万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许多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成绩斐然，比如：大力发展了现代农业技术和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三农”问题；

积极发展人口与健康科技能力，努力提高人民的卫生和健康水平；加强了公共安全科技工作，支撑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我们还依靠自主创新来推进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发展基础研究，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他说：“中国实施了863计划，建设了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力发展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设立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推广。在信息技术、计算机、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医疗器械等方面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此前，党的十七大着重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万钢说，这一系列的方针、举措无疑表明了党和国家对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

当时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科技成果的集中展示。“现代奥运离不开科技的有力支撑。为了把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从2001年起，全国科技界结合北京奥运会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发挥团结协作和联合攻关的优势，开发和应用了大批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

一方面，为北京奥运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科技以及产业化的发展。”身为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领导小组组长，万钢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科技含量最高、节能环保程度最高的一届奥运会。”

@、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

“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是创新型的科技人才。”万钢说，国家领导人指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培养造就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已接近4000万，位居全球第一，研发人员总数达150万人。这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优势。中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科技活动人员队伍的主要力量，科技队伍人才“断层”的现象已基本消除。

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80%。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趋势正在增强，新的留学人员归国潮正在形成。“改革开放到了30年里，我们自己的人才已经茁壮成长，在各地调研时我看到一大批年过而立或年届不惑的中青年人才正在蓬勃发展。”万钢说。

泱泱华夏，十数亿之众。中国是如何从30年前仅仅是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今天的科技人力资源强国的？“党和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支持是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万钢意味深长地说。1978年中国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一年的春天，中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那时起，中国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开始积极组织实施科技攻关工程，努力建立有利于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制度。

万钢本人正是改革开放历程中涌现出的千万人才的杰出代表。1969年，16岁的万钢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吉林省延吉市三道湾镇东沟村“插队”。虽说还未成年，但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却并没有城市人身上“眼高手低”的弊病，相反干活很拼命。插队六年半，万钢不怕吃苦、摸爬滚打，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锄地、扶犁、赶马车、开拖拉机，当出纳员、会计、生产队长……

1978年，他毕业于东北林学院，1981年获得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硕士学位。作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受益者，1985年，万钢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赴德攻读博士。当年，万钢等一行人来到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他在学校的机械所读博士，同时给教授做助教。

他这样讲述他当年的感受：“在这里我第一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里大学的学习条件太好了，查资料非常方便，而且资料内容之丰富是国内难以想象的，最关键的还是这里的实验条件非常先进……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万钢在他的文章《带着梦想去留学》中写到：

“回想留学德国的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我从一个学生一步步地成为有一技之长，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的人。然而，总结这一段成长经历，是国家的扩大派遣留学生政策给了我机会。”1991年，万钢进入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5年后升任公司高级管理层。

2000年圣诞节前夜，在德国奥迪总公司发展态势鼎盛的万钢收到了同济大学和科技部的邀请函后毅然辞职，回国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导、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后，万钢从德国“海归”到出任科技部部长再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后不到8年时间。

“作为新一代科学家，我们是直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光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亲历了国家科技发展的巨大变化，享受着科学春天带来的发展机遇，感受到科技发展带来的国家实力和民族尊严。”他说。

@、科技部履职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不动用行政资源，而是在管理制度、机制上创新，通过会商、协商，创新机制，做好服务和配置资源工作，聚焦重点，促进发展。”从2007年4月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后的2年里。谈到当时的工作开展，谈到从一个科技工作者到科技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他颇有心得。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做事情常常要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而一个部长则根本不可能——因为事情太多，更多的是靠在制度和机制上创新来解决问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做任何事情都要细致入微，讲逻辑、重推理。

而一个部长很多时候面临的是需要正确处置突如其来的问题。如科技救灾，部长考虑的是要在突发状况下如何动员更多科技人员的有效参与；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可以在某个研讨会上谈个人的观点没关系，而一个部长，却必须谨言慎行，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观点当做国家的观点……谈起当部长的诸多体会，万钢感慨良多：“进入科技部一年多来，我一直坚持将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自身的改革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科技工作者，万钢对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得十分透彻。他阐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带动生产关系不断发展。而生产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管理体制的改革。把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改过来，变成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动力。”

既然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此重要，如何才能让处于关键地位的科技部发挥应有的作用？“将资源统筹起来——这并不是说要让科技部一家管，而是要动员各行各业、全体科技人员，包括鼓励支持工人、农民的创新积极性！”万钢坚定地表示。

“谁投入，谁关心。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人们真正能从科技进步中获得利益而不是从资源消耗中获得利益。”万钢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科技部已经确立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创新鼓励机制。”

何为创新鼓励机制？万钢诠释：从企业层面来说，科技部实行了“创新型企业引导工程”，在行业中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并委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重任，在大企业中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与高校联合配对，实现人才、资源的双向流动。从行业层面来说，要形成产业科技资源的集聚效应，从产业链角度、上下游的结合来带动产业流程技术创新，节能减排，践行循环利用，推动低碳经济。

“在更高层面上，科技部推动了‘部际行动’。”万钢介绍，比如与铁道部的合作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在实现时速350公里城际高速列车“再创新”的基础上，我国正在自主研发时速超过350公里的高速列车；再如，科技部与农业部和粮食主产区共同合作的“粮食丰产工程”对于科技成果推广和粮食增收起到显著的支撑作用；

此外，年初，科技部还与卫生部等14个部门、机构启动了“全民健康行动计划”等等。“这些正是高层部际合作的强大例证。”万钢说。他认为“部际行动”的目标是通过高层会商，把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推广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位，解决制约瓶颈，支撑和引领发展。

他介绍，“会商机制”还充分运用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上——科技部与地方省市领导沟通，通过“省部会商”机制确定目标，集中资源。“他们有需求，但在科技资源方面短缺。科技部与地方合作，二者正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更愿意用数字说话。万钢高兴地说：“高层带动的力量是惊人的。去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1000亿元，全社会科技投入3664个亿。也就是说中央投入1块钱，能够带动全社会投入2.6块钱。这个时候，国家已经不需要管理得那么细了。地方和企业投入的更多，他们自然会更好地进行管理，更好地推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深入调研，为科技进步建言献策

一系列事实表明，无论是作为科技部部长，抑或致公党中央主席，还是身居高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都谨行“勤于调研，慎于献策，严于决策”。

他告诉记者，勤于调研，是说做调研一定要认真、彻底，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坚持己见，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结论；慎于献策，是说建言献策一定要坚持科学根据，要真正提出能够使当地的人民群众、地方政府都能接受，并能促进国家发展的科学方案；严于决策，是说坚持科学、民主和集体决策的原则和严于落实的作风。

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仅近几个月，他就先后深入到福建、云南、四川等地，就海峡西岸经济区、国家林业碳汇机制、科技抗震救灾等问题视察、调研，建言献策。身兼数职，常常分身乏术。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万钢在科技部的工作日程安排甚满，非常繁忙。

这位共和国的科技部部长能够给党派工作“挤”出多少时间？万钢笑了笑坦率相告：“秘书曾对我上任一年的活动做过统计：全年共出席活动921场。其中，科技部的活动占了820多场，党派、政协的活动大约是90多场。这里还不包括我在同济大学参加‘百年校庆’的活动。”万钢向记者透露：“今年，我工作的重点仍然在政府工作这边，但会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对党派活动分配的时间也会增加一些。”

事实上，党派活动虽然在万钢繁忙的工作中所占比例不多，然而，每一件他都花费了很多心思与心血——严肃的科学态度一直贯穿在他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比如前不久，万钢又一次亲率致公党中央考察组深入基层，就“碳汇林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赴云南省保山、丽江、红河等市州山区进行专题调研。

与县乡村干部深入座谈，考察林业生态和产业建设的成功经验，了解碳汇林业在云南省的实践和实施模式，探索碳汇林业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有效途径。在实地“勤”于调研后，万钢作出了如下审慎献策：“云南省作为我国四大重点林区省份之一，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区位。

切实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把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和生态林业技术作为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云南省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为国家生态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随之，在如何进一步做好碳汇林业项目的发展上他又指出：关键是要把碳汇林业的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碳汇林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要深入研究碳汇林业的内在机理，努力探索发展碳汇林业的有效机制，促进通过市场的手段实现森林的生态效益；要将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并举，切实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碳汇林业发展的政策关系；要着力科技创新，切实提高科技含量，加大对发展林业生物质能源的综合指导；要支持和鼓励以公益为目的的碳汇造林活动，发展农村和林业经济；要积极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争取国际合作技术和资金支持。

博览兼听，谋则勤慎。正是缘于万钢这种严谨、审慎、勤勉、求实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情结，才使他在做好科技部部长的同时，带领致公党于深入实地调研后，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实际意义和科技含量高、有价值、有分量的建议与提案。

有了陈竺部长万钢不再孤证-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