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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 陈新焱:解读李嘉诚的密码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采编网 | 发布者:新闻中国采编网 | 发布时间:20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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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 陈新焱:解读李嘉诚的密码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在动笔写李嘉诚之前,我先在Word上敲了一行字:将李嘉诚还原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这是对自己的提醒,也是想给自己要写的文章定一个基调。

图示:李嘉诚的办公室陈设非常简单,桌面上干净得一张纸都没有,因为多年来他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受挫的是,《孤独是他的能量》出来后,有朋友说,看到的还是一个“神”。

这不是我要的结果。如果硬要找原因,我只能说,李嘉诚太完美了——完美得不像一个常人。

你能想象吗?在过去的60多年间,这位亚洲最富裕的人,几乎从未失败过,他的企业,没有一年是亏损的。他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但在每一次风浪来临之前,他都有准确的判断,并且恰到好处地做好了准备。在许多同辈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轻易地断送一家企业时,他却几乎碰不到自己的“天花板”。

更让人钦佩的是,与一些华人企业家只会“窝里斗”不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跨出国门,布局世界。而今商业版图遍布52个国家,直接为他打工的雇员超过了26万人。而李嘉诚自己,则初中都没有毕业。

他,是如何做到的?而我们,又该怎样来解读这样一个人?

在采访之前,我和你一样,有着诸多想象。

我曾做过很多功课。11月7日,也就是接受我们专访之前的两周,《南方周末》刊发了李嘉诚从大陆和香港撤资的专题报道。此专题近两万字,包括以下五篇文章:《香港再不是“李家城” 李嘉诚,从“超人”到“万恶资本家”》、《李嘉诚这次卖了什么?》、《李氏“撤资”风波史》、《李嘉诚“撤资”的十个理由》、《专家评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看有无连锁反应》。

这个专题,我前后操作近一个月,历经数个不眠之夜。彼时,香港和内地媒体已经轰炸过一轮,我们介入时,其实已经很晚。但直觉告诉我,没有任何一个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是孤立存在的,通观已有报道,大家其实有意无意地将这个问题简单化。

在和编辑顾策、肖华分别讨论后,我决定回到事情的本源:一是看他买了啥,卖了啥,先摒弃所有的其他推测,从商业逻辑上看是否有异常;二是回到第一现场香港,李嘉诚的发家之地,看看港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在买和卖上,如果站在“在商言商”的角度,李的每一个决策,几乎都能成立。但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就不那么简单。

香港人对李嘉诚此举,感情颇复杂,一方面,他们觉得,李卖了也没啥大不了的,另一方面,又对李嘉诚的离去,表示遗憾,他们最大的担忧是:“超人”都不玩了,是不是不看好香港经济了?

印象最深的,是在香港中环的一家金店,我随口问其中的一位80后店员:“你怎么看李嘉诚?”“我讨厌他。”几乎是毫不掩饰地脱口而出,这让我颇为惊讶。

随着线索一步步打开,一个撕裂的香港社会在眼前渐次展开。

而更深一步的开掘,则令人啼笑皆非。如果梳理史料,你会发现,在李嘉诚的扩张之路上,围绕他是否撤资,香港媒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炒上一轮。而耐心一流的李嘉诚每次都必声明:是“投资”,而不是“走资”。然而,对李嘉诚的声明,不信的人总比信的多,媒体的解读也几乎形成了套路:香港卖楼=为了撤资,内地拿地=香港撤资;海外投资=中港撤资……

这一方面,可见李嘉诚的分量;另一方面,也可见香港对其之复杂感情。我决定就写写这个“复杂”。

在我的设想中,此专题的报道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李嘉诚,另一个则是香港社会。缠绕其中的则是“贫富分化”、“自由市场利与弊”、“小政府大社会”、“垄断”、“香港社会的崛起与沦陷”等关键词。

如果说,一个优质新闻有什么特征的话,那就是它层次的丰富性,它特有的复杂之美。我知道,我撞见了一个好题材。

坊间有传言认为,正是这组报道,促成了李嘉诚的此次专访。我不敢贪功,更不敢这样说。唯一能肯定是,稿子见报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我接到了同事转来的信息,说李嘉诚愿意接受采访。

这一天刚好是记者节,我记得那天的太阳很晃眼。在过去的若干年间,李嘉诚甚少接受媒体专访,而主动点名接受采访,更是前所未有。我更愿意将此理解为:老先生有话要说。

不过,我们并没有马上去见他。在沟通时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在接受采访之前,李嘉诚会去一趟西安,为其基金会下属的一个项目揭牌。我问:可不可以随行?我只是想在采访之前,先对他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没想到,对方欣然同意。

这个仪式在邻近咸阳国际机场的一个小村子里举行。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李嘉诚的影响力。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村子里提前3天开始准备,活动的每一个点,都经过精心布置和反复演练,而他在村子里待的时间,被精确计算到了“分”。

即便如此,当李嘉诚一行抵达时,现场还是混乱一片。摄影记者们先将他围了几层,接着是手拉着手护着李嘉诚前行的工作人员,再接着便是看热闹的村民。

不光媒体记者的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村民们也争先恐后挤到眼前,举着各色手机拍照。他们有的站到了玉米垛上,有的则干脆爬到了房顶上。

李嘉诚活动的几个点之间,相隔不过几十米,但每次移动起来,都如蜗牛爬行般困难。可能李嘉诚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他一路上都在微笑,像个小学生一样任人摆布。

但让我稍感意外的是,85岁的他,依然健步如飞,特别是在离场的时候,为了绕开围观人群,他和保镖们都加快了脚步。而李嘉诚,则几乎没要人搀扶。

还有几个细节,则被我用到了文章中去:李跟省市领导以及村民座谈,几乎每个人发言时都要称赞一番李嘉诚的善举,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每一次,李都双手抱拳,站起来,然后弯腰,连声说,“谢谢”。

面对冗长的发言,李嘉诚坐在北方微凉的硬靠椅上,始终面带微笑。座谈进行到一半,有好心的工作人员拿进来一个坐垫,但被他拒绝了。

这一天,李嘉诚没有穿西装,也没有打领带。他看起来很随和,就跟邻家的大爷差不多。

我对11月22日的专访有了信心。


按照约定,采访之前,我们递交了一个粗略的采访提纲——为了让现场采访更“有料”,一些问题被有意隐藏了起来。

即便如此,提交的提纲中,亦不乏一些敏感话题。原以为,对方会将这些问题过滤掉,没想到,他们不但全部保留,还让我们可以有什么问什么。

在敲定最终的采访之前,和对方往来邮件数十封,电话无数。李嘉诚方面的坦诚和开放,超出了预期。

正式采访之前,我和编辑肖华准备了一份30个问题的清单。现场是四家媒体同时提问,大家在开始之前,大致敲定了一下规则:一个话题一个话题聊,每家轮流发问。最后,所有的问答共享。

南方周末被排在最先。然而,如我们文章开头所写的,这是第一次没有第一个问题的采访——没等我们开口,李嘉诚就主动谈起了“撤资”风波,他一连重复了几遍:“什么撤资,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现场大家围着圆桌而坐,每个人的面前,都放一张铭牌,写着各自名字和所属媒体。在这之前,李嘉诚给每人派了一张名片。李的名片很简单,上面没有头衔,只有李嘉诚的中英文名和他的办公电话。除此之外,还有一行小字:本名片仅供通讯之用。

李嘉诚的坦诚,同样出乎意料之外。

一些问题,是我们之前已经提交了的,但大家基本没有按照这个来。实际上,现场的火药味非常浓,撤资、垄断、地产霸权、两个儿子的好坏,家族财富的传承以及和香港媒体的恩怨等,几乎都有涉及,而李嘉诚也几乎来者不拒,无所不答,无所不谈。

采访原定两小时,李嘉诚甚至主动延长半小时。

访问中给我冲击最大的,是李嘉诚主动提及大儿子李泽钜被绑架的往事。当时,我们正在聊他对儿子的评价,突然,肖华插了一句:“张子强绑架你儿子的时候,你有劝他买进你的股票吗?”

李嘉诚说:“绝对没有!”他正要展开话题,陪同的下属打断他,“这个话题我们不谈”。

李嘉诚手一挥:“没事,这个可以讲。”

在解释他为什么要给张子强十多亿赎金时,李嘉诚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他说,这次是我错了,我们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但是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5点多,自己开车去新界,在路上,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我要仔细检讨一下。

更让我意外的,是他在讲述这段往事时的平静。他的这种平静,是如何习得的?这是要多大的格局和胸怀,才可以做到?

采访中,大部分时候,李嘉诚都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之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对个别问题,他有些答非所问,但这依然不影响他的逻辑。

说实话,没人指望能够通过两个半小时的聊天来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像李嘉诚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但如同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感受到的那样,这种短暂的交流,给了我一个强烈的直觉:世上的确存着两个李嘉诚。一个生活在公众塑造的虚拟世界之中,人们重复杜撰着他的无数传说;而另一个,则在静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他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且与这个喧嚣的世界很好地隔绝开来。

对前一个李嘉诚,在上一个专题的操作中,我已了解得足够多;但是对后一个李嘉诚,我却知之甚少。这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五

李嘉诚到底是如何成为今日的李嘉诚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他身边的人最清楚。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他的多位下属以及朋友,而他们,也都乐意谈谈他们理解的李嘉诚。从他们身上,我们获得了解读李嘉诚的几个密码:

一是他的少年经历。尼采说,那些杀不死你的,使你更强大。用在李嘉诚身上,可能再贴切不过。12岁,他就随父母逃难到香港,寄人篱下,亲眼目睹父亲由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沦为一文不值的工人。14岁,便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一人撑起全家。在自己得了肺病,每天都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时,还不能对远在他乡的母亲和弟妹诉说半句……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的,当一个人在自己 15 岁左右,经历丧父、养家、肺病、贫穷等挑战而没有被打垮时,他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了。

二是他早年的制造业经历。他的一位下属告诉我们:“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李先生是富豪,却忘记了他是做工厂出身的。”李对细节的把控,对世界经济的了解,甚至对政商关系、生意之道的理解,也大多在此时形成。这位下属将这个归结到李嘉诚早年的求生之道上——因为英语很蹩脚,但又要卖货给外商,李嘉诚便想出了一招:货真价实。

这个原则看似简单,却蕴藏着丰富的哲理。而李嘉诚是将这个哲理践行到极致的人,正如他的这位朋友所说,这就像是李嘉诚的一个词典,他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当他的同辈企业家们因为政商关系,行骗造假而纷纷栽倒时,李嘉诚却成了不倒翁。

三是李嘉诚独特的自处之道。攀上人生高峰的李嘉诚,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自律,但也有着常人无法到达的孤独。对他来说,他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真正的自己——所谓的自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我愿意再一次引用李嘉诚挂在办公室的三幅字:

一是清代儒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诗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

二是他自己写的两段话,“求百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以为,他所有的人生态度,基本都在这三幅字中了。

事实上,李嘉诚曾经也是好玩的少年,他年轻时喜欢摄影,玩过莱卡相机,他也曾沉迷于金钱带来的快感和满足,但后来,这一切,对他都没有了意义。

李嘉诚也曾迷茫过,痛苦过,失落过,他对财富的淡泊,也非是一日炼成。如我文章中所写,26岁时,他告别贫穷,才第一次开始重新审视财富。而到了2003年,他75岁时,他又一次需要重新考虑财富,最终,才想出了三分家产的方案。

如果将人生定义为一个接连不断的修行,我想,李嘉诚应该就是如此,他一路上都在挑战自己,完善自己,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直至修炼成“神”。


不过,在见报的文章中,解读李嘉诚的另一个密码,我没有写出来,那就是他对待财富的态度。

事实上,在写他之前,除了敲下文首的那句话之外,我还敲下了另一句话:理解李嘉诚,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早在他26岁时,他就已经知道此生将告别贫穷,钱对他来说,不再是个必需品。所以,所有从钱的角度来理解他的,都是错的。

对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人来说,这个境界,理解起来确实有点难。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当金钱已不再是钱,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时,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李嘉诚说,他的人生价值在于:“建立自我,实现无我。”这话很高深,但道理也很浅显,只是,理解和做起来,很难。

但对李嘉诚来说,他此生的境界,便在于不断地挑战自我,建立自我,最终,实现无我。

如果秉持这一原则来理解他的行为,可能会不一样。

比如,在当下社会,“爱国”是一个很多人不会摆到台面上去说的大词,但李嘉诚不会,他毫不避讳,他会在记者面前一再强调,“我爱香港,爱国家,希望我们的民族好”。

非议者将这视为一种表态,一种自我标榜。然而,很少人能理解,这是出自他的内心。

很难想象,一个有着如此大格局之人,竟然也会有着“狭隘的民族感情”——在他成立的基金会中,有一个朴素的原则,每年度所做的项目中,80%以上必须投在大中华区,剩下的20%才可以投到国外。

他的下属告诉我,李嘉诚很少心情不好,也很少因为其他事情生气。但有一样除外,那就是国家的事情。“有时他会说,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为何不这么去做”。

这让我想起自己采访过的一些企业家朋友,在财富量级上,他们虽然比不上李嘉诚,但也早已衣食无忧,他们时常会提及一些大词,诸如国家,民族等。对中国的未来,他们时常忧心忡忡,和他们聊天时,他们往往更愿意谈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而不愿谈个人的财富。

就在李嘉诚的报道出来之后,一位企业家朋友约我聊天,中间谈到他看完李嘉诚报道后的感受,他说,做有意义的事,远比做赚钱的事来得重要。

一年之前,这位朋友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差点因此而丢掉生命。他说,从手术台上下来的那一刻,自己对财富和人生的理解,已完全不同。

他准备明年以个人名义,去捐建一所希望小学。他甚至和我说,你最想写什么?只要是对这个社会有益的,我资助你,你去完成吧。

采访时,李嘉诚曾经说:我对赚钱的兴趣不及捐钱。这话如果放在他26岁之前,可能听起来有些假,但放在他85岁时来听,却不得不信服。在财产分割计划中,他把1/3的财产都捐献给了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基金会,其规模现已达到830亿港元。

  七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我写的,只是我了解到的李嘉诚。我也注意到,报道出来之后,有人认为,我完全被采访对象征服了,所以,在写稿时,也就完全站在了他的那一边。

对这样的论调,我只觉可笑。请问,不能感动自己的文章,何以感动别人?不能打动自己的细节,何以打动读者?

我得承认,深夜,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在书房里写有关李嘉诚的那些遥远的故事时,我看到了若干年前的自己,有那么一刻,我差点落泪。

我出生于农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从年少时,他们就告诉我: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一路之上,我都尽力去做个好学生。

初一、初二,我在乡下中学就读,初三时,县城中学的老师下来挖掘尖子生,我被他们看上,他们开出的条件很诱惑人:学费全免。对一个急于减轻父母负担的穷学生来说,这个条件足以战胜一切。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乡下中学的老师极力挽留,班主任、任课老师、校长,挨个找我谈话,为了更好的前途,最终,我还是去了县城。

那时,从家到县城,还是土路,我到现在依然记得,种田的父亲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护着放在自行车后架上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送我走了60多里路。到了县城,父亲连饭都没吃,就又赶回了家,因为那时正是农忙。

一个乡下少年,突然被扔到了城里,惶恐,无助,万千情绪瞬间涌上心头,但这就是现实生活,我必须去适应。

那时,我在乡下初中基本是前三名,但到了强手如林的县城,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头几次考试,我在年级上都没排上名次,作为一个被选拨上来的尖子生,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苦闷的心情无法发泄,对我来说,唯一的武器,就是继续努力。城里的课程表其实已经排得很满,我能够争取的学习时间,只有早6点之前和晚10点之后。由于城里中学基本实行的是走读,下了晚自习之后,偌大的教室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学校到这时都会停电,我的抽屉里,长期备着一打打的蜡烛,这时便拿出来点上,摇曳的烛光中,我能看见的,只有倒映在墙上的影子。

无数个夜晚,我都是在听着自己的心跳和钢笔画过纸面的沙沙声中度过的。那段日子里,最真实的感受,不是累,而是孤独——那种痛切心扉的孤独。

和李嘉诚一样,那时的我,常喜欢一个人自问自答,自己给自己出题。文具盒上,则写满了各种励志名言,诸如“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等等。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酸不溜秋,但在那个寒冷的季节,这些诗句却真实地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令人欣慰的是,那一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换来了一个不错的结果,最终,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打破了乡下初中自成立以来的零记录。而这,不过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段,此后,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时真想放弃,但我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坚持,于是,我真的坚持到了现在。

这样的经历和李嘉诚比起来,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在采访他时,往事却如一幕幕电影般浮上心头。他的确感动了我,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他。

李嘉诚的下属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李先生不是在21岁成功,而是从21岁,一直成功到现在,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更可怕的是,这个人到现在依然如此努力。

你能想象吗?一位85岁的老人,现在还坚持着创业之初的两个习惯: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书;晚饭之后,一定要看十几二十分钟的英文电视——不仅要看,还要跟着大声说。而他的下属给的解释竟然是,他“怕落伍”。

扪心自问,年轻人,你做得到吗?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你如何不觉得惭愧?

  八

我知道,有人又会拿所谓的记者要和采访对象保持距离,要远观这样的论调来给我上课。

这让我想起刚入行时,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给我分享过的她的经验。她说,只要进入了采访现场,记者就应该完全放松下来,将全身的触觉打开。你的所有感受,所有经历都将会若有若无地在文章中呈现。细节其实不在别处,细节其实就在我们心里。

这位前辈告诉我,每次采访,她很少做笔记,因为,能打动她的细节,都自动存入了脑中,而哪些进入不了自己内心的信息,价值也一定不大。

在我并不算太长的从业经历中,她的话一直在被反复应证。和她一样,采访中,我其实也甚少做笔记,如果写,也仅仅是一两个不多的关键词。

我力求自己用心去倾听采访对象的每一个字,并在心里默默地记下来。但在和采访对象聊完之后,我转身就会打开电脑——我喜欢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默默地将存入脑海中的记录敲下来。

大部分时候,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这是对自己心灵的呼应,因为,那些打动你的信息,要么是前所未闻的,要么就是深深触动你的,那种新鲜感和充实的收获,就如同蜜蜂采完了蜜之后的酿造过程。

而在写稿之前,我也喜欢酝酿情绪,将自己沉浸在将要写作的情景之中,设身处地地想,在那一刻,我要写的主人公到底在想什么?

这种写作状态,其实更接近于文学创作,而不是新闻。我知道有人可能也不赞同,在非虚构写作中,采用这种方法,无异于冒险。但谁能告诉我,这又有何不可呢?

如果一个记者,不能被自己的采访对象感动,如何能写出好文章?如果不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如何去理解一个人?

恕我冒犯,记者做久了,难免会沾上刻薄和片面的毛病——从做记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亏欠采访对象的。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他们将其最宝贵的知识、经验和人生与你分享,但你能回报他们的,却非常有限。

很多人将这视为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但我却将其视为不道德。所以,很多时候,我总觉得,唯有认真写文章,才对得住他们的无私分享。

当然,我也非常认同,记者要客观,中立,秉持新闻的基本原则。但在另一方面,我也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记者,都无法获得全知全能的视角,他能够将自己了解到的那个断面呈现出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具体到李嘉诚报道,也是如此,我想,我的文章,只是提供了解读的一个角度,他身上的精神财富比他的物质财富更加值得开掘,而时间,也只会越来越证明他的价值所在。

最后,要如在CCTV获奖一般,我要特别感谢南方周末,让一个记者用这么大的篇幅去将自己的理解呈现于版面之上——如果说这次的报道引起了一些反响的话,那全是因为李嘉诚和南方报业本身的影响力,我只是做了我的本职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我也愿意借用前辈李海鹏的一句话自勉,在任何时代,一个好的记者都应该具备两个特征:

1.愿意为好的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掌握好的方法。

时代喧嚣,愿我们都能做那个能沉得下来的人。(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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