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背后深意 张潇潇："另类"两性话语与公私域的消融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清明，广州。汽车行驶在中山大道上，突然看见悬挂在道路上空的交通提示信息：“清明暖风送，道路湿且滑，车辆缓慢开，且行且珍惜。”见者莞尔一笑，文章的出轨门确实是闹大了，“伊琍体”真火了。之后，却是深深的叹息与思索。旁人都是看客。所能依赖的是媒体提供的有关文、马、姚三人的新闻报道，在媒介话语空间里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探求背后的深意。

□张潇潇

女强男弱的“另类”话语

话语（discourse）是一种社会交往的语言实践，能够体现权力关系，因而深受所处社会语境的限制。通俗地说来人类社会的性别政治中有不同的话语，如“男强女弱”、“男女平等”、“女强男弱”、“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当这些话语被践行于婚姻中时就限定了夫妻的相处之道与权力关系。

就中国社会而言，“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始终是两性婚姻中的主流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支配性的话语霸权。男女在择偶时往往以此为据去选择伴侣以及去调试夫妻关系。于是常见“男大女小”、“男才女貌”、“男重事业女顾家庭”式的婚姻组合，若是反之大家就会觉得不同寻常，于是敢做“文马配”的男男女女便越来越少。

其实说到底马伊琍也不过比文章大了8岁而已，便成了姐弟恋的典范与全国性话题。而婚恋中男大女8岁往往被认为是适合的搭配，男大女更多岁的情况也不少，他们受到的压力都远远小于“文马配”。正是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下，文章与马伊琍的组合成了“另类”的两性话语。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是需要多元话语的，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主流选择，但应当多些宽容，允许、理解甚至支持其他非主流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s）的存在。“文马配”原本是具有赋权效应的积极话语，在性别政治的领域具有解放性的意义。但这对不被看好的姐弟恋终于就出了点什么事情，倘若是“男大女小”、“男强女弱”的婚姻组合，我们或许会解释为别的什么原因，如婚姻的六年之痒或是男人的喜新厌旧等。

但既然是文章与马伊琍，人们就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于姐弟恋的年龄差距，女大男小成了绕不过的“原罪”，开明的婚恋选择被传统性别话语的霸权所逆袭。而媒体也常常给这段婚恋贴上和强调“姐弟恋”的标签，无形中给民众分析和解释出轨门限定了首要的解释框架，这样就产生了传播学家所说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不利于社会多元性别话语的形成。

我们的社会也许真的需要多些宽容，性别政治能够更开明，不光让“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男才女貌”或“男财女貌”这些旧有话语主导婚恋，“女强男弱”、“女大男小”、“女才男貌”等话语应不再另类，文章、马伊琍式的选择能有更多人理解并不怯于做同样的选择。而倡导多元的两性话语，我们媒体有着不可推卸之责。

私域与公域界限的消融

文章出轨门不仅仅是一桩已婚人父的偷情绯闻，其后有着更为深远的社会学和传播学意义，该事件反映了人们生活中私域与公域界限的消融，这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现代性衍进的必然结果。按照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在《媒介与现代性》（The Media and Modernity）一书中所述理论，现代社会已进入媒介化类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时代，面对面互动依然存在，但人们的交往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新媒体等各类媒介，交往各方往往没有身处同一时空，这样的媒介化类互动日益主流化。

传播学者马杰伟与其弟子张潇潇曾在《媒体现代》一书中讨论过媒介化类互动的主要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私人交往能够获得广泛公众瞩目，可见性超高，私域被推向前台，公私域界限开始模糊。

这在文章出轨门事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本是个人私事，但甚至马伊琍本人都是通过新闻报道才得知文姚之事。借由《南都娱乐周刊》和腾讯娱乐等媒体的符号呈现，文马姚的三人故事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的公共事件。文章于3月31日在微博发表道歉声明，不到24小时，这篇道歉微博已经被转发超过120万，这样的高人气甚至获得了外媒的注意和调侃。其后，马伊琍以“恋爱容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在微博上向全国人民暗示了对文章的原谅和坚持婚姻的决定。

再其后，文章出轨门持续数日成为热点新闻议题，国人议论纷纷。文章和马伊琍的家庭生活就这样被推到媒介的聚光灯下受全民审视，这是私域被推向前台的典型例子。当公私域的界限模糊之后，丈夫对妻子的道歉不得不在媒体上进行全民展示。

我们对于文章出轨门的过度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域对于私域的一种侵蚀，这也是众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忧虑，担心人们因纯粹私人空间的逐渐消逝而失却生活宁静。个人私事往往被公诸于众，于是少了很多回旋协商的空间和自由选择的可能。如社会学家大卫·莱昂所言，我们日益身陷于布满监控器的“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虽然增强了安全感，但失去了可以隐而不见的个人权利。同时个人生活轻易间就主动或被动地晒诸于微博、微信等各类社交网络，变为媒介空间的公共话语存在。私域公域界限的消融带来了人们深深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性。因由这丧失的安全感，现代人不容易快乐。

明星与媒体：共栖的“两生花”

文章出轨门中，与明星当事人相对的一方就是爆出事件的《南都娱乐周刊》、腾讯娱乐等媒体，他们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明星与媒体犹如两生花，一蒂双花，共同依赖，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彼此也就添了很多嫌隙。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格雷姆·特纳著有《理解名人》（Understanding Celebrity）一书，论述的是“名人文化”现象（celebrity culture），指出名人文化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并借由媒体等文化空间进行其生产和消费。

中国的媒体同样陷入塑造和销售“名人文化”的热潮，尤以宣传娱乐明星们的影视作品、人生故事甚至是八卦绯闻，来提升明星们在公众中的可见性（visibility）并获取利润。明星们需要这样的可见性，或者说得通俗点就是曝光度，来成就自己的名气或维持声名不坠。但曝光的若是负面新闻，又会危及自身的形象和事业。于是明星们对媒体往往是爱之、恨之、依赖之，反过来媒体对明星们也莫过于此，明星与媒体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栖关系。

而我们对“文章出轨门”的热议正是对这种名人文化的消费，以进行自身情感困惑的探讨和心理压力的释放。“名人文化”的生产已经形成一种工业，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而名人文化的消费则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这次出轨门事件曝出来的原因，有些网友归之于文章与《南都娱乐周刊》或者整个媒体圈的个人恩怨。倘若我们明白了“名人文化”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就会明了这样的报道以前不是、今后也不会是个案。

除却属于“名人文化”的一部分，“文章出轨门”的特别还在于它属于丑闻的范畴。前文提到的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有一本新著《政治丑闻：媒介时代的权利与可见性》（Political Scandal: Power and Visibility in the Media Age），其中分析了政治丑闻在当下社会的普遍性和丑闻的被媒介化。

汤普森的很多相关思想可以适用于我们对娱乐界丑闻的分析。娱乐界丑闻在公众议题中的显著性是在公私域消融的基础上得以发生，往往能迅速提升明星当事人的可见性，但这一可见性通常是负面的。由于其巨大的争议性，娱乐界丑闻往往能够起到激荡社会，引发公众讨论与反思的重要社会功能。正如汤普森强调媒介在塑造政治丑闻中的重要性一样，媒介在建构娱乐界丑闻中也承载着重要的作用。

媒介往往是曝光娱乐界丑闻的重要推手，并对其进行符号的建构，呈现诠释的框架，并提供民众讨论的话语空间，这些在“文章出轨门”事件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文章事件仍余音未了，我们从中可以探索出很多深层社会意义。而多层社会学分析中，都有着媒体的角色和责任，媒介话语空间应当呼吁、倡导多元的性别政治。娱乐明星作为“名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媒介进行工业化生产已是难以避免，而媒介在相关报道中如何去维护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始终是值得考量的重要命题。（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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