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大饥荒”中的微观历史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一采访完信阳“大饥荒”的那个下午，潢川火车站，我在电话里向同事讲述饥荒年那些村子里饿死人的故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突然扭过头，笑着看我，“每个村都是这样，这有什么大惊小怪”——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

一周后，杂志摆在了北京的报摊上，白底黑字，只有唯一的一条“死亡的红线”。后来，我接到不少朋友发来勉励信息，还有的朋友说“向你们致敬”。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只是记录下了那些本应是常识的事实，在这个时代却成了值得“致敬”的事。好吧，只能说，这本来就是一个说真话的人要向撒谎者“道歉”的时代。

我承认参与大饥荒报道的冲动，源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的那个否认大饥荒的微博。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关于大饥荒，杨继绳写过《墓碑》、丁抒写过《人祸》、东夫写过《麦苗儿青菜花黄》……当年的很多经历者仍然在世，历史的真实就摆在那里。这场争论早就应该停止，你只要跟那些经历过饥荒的老人们聊聊，就清楚这本来就是个常识。

不过，我毫不怀疑，许多年后将会再有一位林社长，站出来高呼大饥荒“饿死者为数极少”。而我也同样并不怀疑，争论不可能就此停止——毕竟，你不能期待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其实，我很感谢林治波社长和那些奋力为大饥荒涂涂抹抹的人。他们给了天底下有良知的人一次难得的真实国情教育的机会。

二对于写作者来说，还原那段历史的大脉络并非难事。

河南信阳曾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当时信阳的主要领导，都有回忆文章存世。时任信阳地委专员张树藩写过《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时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写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时任信阳平舆县县长曹铭的思旧录《当年信阳地区“右倾代表人物”来信》……

接下来的问题，只是我们如何展示真实，展现怎样的真实。

或许因为天生厌恶那种宏大叙事，所以我更愿意去寻找那种小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

当然对于“大饥荒”这样的题材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量保证“安全”。

在林治波社长激起的回忆大饥荒的热潮中，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位河南信阳的老人，为村子里 70多位大饥荒的死难者立了一块墓碑，碑上也记录着他的亲人。这是对于那段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大饥荒，“惟一以纪念碑形式表达出来的民间记忆”。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老师曾将此拍成了纪录片。不过，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当我登上前往信阳的火车，一切进展都还是未知。胡杰已经不能确定老人如今是否健在。我临行前，他说：“祝你好运”。

当我找到吴玉宽的时候，他正在县城里摆摊算命，身后是一座巨大的光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面有着尤太忠将军的题字“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不远处县委史志办的县志里，默默记录着的 14万死亡人口（真实数字远远高于此）。

于是，我请他为自己“算了一命”。他差点就在饥荒中丢掉性命，老得富贵，又差点因为建了纪念碑惹来麻烦。当采访从算命开始，你会发现，和这个国家大多数人一样，作为普通农民吴玉宽从来就无力抗拒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他们仿佛是被历史车轮卷起的尘埃，虽然毫不起眼，却从来就听命于历史的轨迹。

在最后，我其实只写了河南、安徽这两个村庄的故事。而这两个村庄的微观历史，其实足以呈现那个大时代，人性与命运的荒唐。

后来，有的同行老师私下说，报道没能做得有“深度”——唉，可问题是，这样的题材，该怎么做呢？

三我一直觉得，作为一名记者，最难写出的真实是人心。

我曾问吴玉宽老人，父亲饿死的时候，自己是否曾难过过。他说，连眼泪都没有流，因为已经饿得没有力气。我也曾问当年牛寨大队的那些村干部，那惨剧是否与他们有关，往往的回答只是，“上面让我这样搞”——似乎他们内心从来就是那么的平静。

《大饥荒口述实录》的作者牛

也跟我说，那是一种“可怕的麻木”。我开始觉得很对，因为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但直到成稿，才觉得这判断下得过于武断。对于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光，“麻木”何尝又不是他们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只是我们没能揭开那层保护壳背后的真实。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最糟糕的采访便是不能找到被访者真正“打开”

自己。这正是《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牛寨大队的1960》两篇报道的最大遗憾。我也时常会问自己，那一场灾难对于他们后来的人生里意味着什么？

请允许我讲一个未能在稿件里具体呈现的故事：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 8岁，饿得浑身肿得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父亲鹿少致同样饿得不行，便从浪死岗捡了个死孩子，烀（半蒸半煮）好了，吃死孩子的肉。自己吃，也分给儿子。鹿振斌当时不懂事，也就跟着吃。

后来，几个村干摸黑到村里查私自开灶，看到他家里亮着灯，就了冲进去，一掀锅，发现里面居然是个孩子的头。“大腿、胳膊之类可能在前几天已经吃了。”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鹿少致被送到窑场劳动，没过几天，就死在了那里。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时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一次没有给父亲上坟。

后来鹿振斌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其实现在，我总会想现起牛寨当年的大队书记瘫坐在椅子上，拼命把我的名片扔出房间的画面。从村民的回忆中，我知道他在那场灾难中做过“亏心事”，但我其实更想知道，对于那段经历，这个即使是受害者同时又参与过“迫害”的老人，内心深处是否有过真正忏悔？在那个年代，他内心是否有过挣扎？那段经历对他整个人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让他拼命地把记者的名片扔出门外？

后来，当我采访安徽牛寨大队会计吴元仲时，他正躺在儿子家一个牛棚式的屋棚里，打着吊瓶。他那条 1960年浮肿过的右腿，因为生病又开始溃烂。采访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坐在我面前并不言语。旁边的板凳上，一群苍蝇正在糟蹋他吃过的午饭和摘下的假牙。它们其中一些勇敢地飞到他的脑袋上，落下便肆无忌惮地不再离去——仿佛他已经是个死人。

他的那段沉默，我直到现在都没能读懂。（作者：刘洋硕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南方传媒研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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