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与历史写作之间 农民工30年迁徙 用新闻记录历史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经信研究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万赢信采编：6月 4日，微博上传了一条消息：农民工罗有仲因矽肺病于6月2日去世了。

闻此消息，心里陡然一惊，20天前，他和他的兄弟罗有国一起参加南方都市报和花城出版社举办的“中国制造 .制造中国”中国农民工 30年迁徙史论坛暨中国农民工致敬典礼“，在领奖台上，当主持人问到罗有仲现在的病情时，这个瘦骨嶙峋的男人，屏住不停的喘息，拼命挥起拳头说：”我们现在还要努力地生活下去！“说完，泪水奔涌而出。

努力地生活下去。这是他留给世界、留给仍在和矽肺病抗争的农民工的一句话，自己却没能活下去。他不屈不挠地维权 4年，最终广州高院认定三级工伤致残，然而到他去世为止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

站在舞台上接受致敬，可能是他今生获得的最高关注。南都颁给他的，只是一个透明的水晶纪念物和《洪流：农民工 30年迁徙史》一书。致敬仪式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和他的弟弟罗有国坐在宾馆的石头台阶上，等报社送他们去长途汽车站的车，脚边放着两个小布包，除了纪念物和书，空无一物。谈到回家的路途，大约是怕大家担心，他笑着说，很快，十几个小时就到家了。他说话的时侯，满是骨头的胸膛深深地塌陷下去，一口气提不上来，胸腔里发出空洞的咝咝响声。

“他们都是中国制造流水线和工业大机器时代的‘病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在报道里这样说。

南都“中国农民工 30年迁徙史调查”，走近了中国这一不容忽视而又被长期忽略的群体，纪录 30年间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流动，以及巨大的变迁给个人带来的命运沉浮和给整个时代带来的革新。到今年 5月，为期整一年的采访报道告以一个段落，致敬典礼让罗有仲等只在报纸版面上出现的农民工走上了前台。

然而，在整一年有余的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城市的筛选、采访，艰难的写作和令人头痛的反复改稿中，动用报社 100多名采编人员、遍行中国 26个省区、采访七八十个案例的貌似庞大的意义常常变得模糊和令人怀疑，采编人员的身心时常会陷入疲劳、松懈和麻木当中。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是罗有仲以他孱弱的身体，以他最后的生命之光，照亮、凸显了我们工作的全部要义——为中国农民工写一部历史。

在新闻与历史写作之间

这个选题的难度在于如何“站在写史的角度，农民工迁徙路线的权威性广泛性（特别是数据），以及具体人物和个体乡村所要承担的标本意义”。王钧看到的难点，被日后的操作所证明。30年的农民工迁徙历史，几亿人的庞大群体，遍布全中国每一个角落，从新闻专业操作的角度来说，如何才能把握？

新闻一般是当下，是正在发生的事件或状态，而农民工这个专题是要纪录一段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追溯已经成为过去的人和事，而我们所追寻的，不论是宏观描述，还是个案选择，怎样才能确定我们的选择是准确的，是把住了历史的脉搏，从而让旧事重新成为新闻？而新闻和历史写作之间的距离又有多远，我们需要走怎样的路？

在付诸行动之前，南方都市报特别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国内诸多研究农民及农民工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家悉数到齐，围绕：一、他们改变什么：宏观角度，30年因农民工迁徙而呈现的地域特色及人文改变；中观角度，迁徙对城市经济、村镇构成带来的改变；微观角度，农民工的生存方式及家庭构成方式的改变。

二、生存情境：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演进，农民工面临的现实约束，未来的可能方向。

三、比较：纵向，与中国历史上迁徙之对比；横向，从西方和其他转型社会的阶层迁徙中，寻求借鉴。

为了得到更多的学术支持，南都和华中师范大学确立了合作关系。首先由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农民工研究中心主任徐增阳从专家的角度撰写方案，描画出中国农民工迁徙 30年的现实和国家政策线条，然后南都再根据专家比较学术的方案，拿出符合新闻操作的策划大纲。

考察现有的研究中国农民工迁徙的学术研究理论与实证研究，会发现一个现象，一直以来，只有当这个群体和社会发生暴烈冲突或者给社会治理带来混乱和困扰的时候，才会引起关注。而这必然使这个群体的社会形象呈现碎片化、片面偏颇甚至带有歧视性的解读。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一、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需要做到对这一群体迁徙现状描摹的整体性，包括地域的整体性、时间跨度的整体性、关注群体的整体性、关注内容的整体性。

二、坚持调查的客观性、中立性。

三、在调查记录的同时，注重并宣示自己的独立发现，并且将发现（事实的采集），上升到研究与成果阶段，要突破于一般的深度新闻报道范畴，使之成为既可成为新闻典范之作，又能成为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作品。

以上三点对整个报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坚持整体性，我们把时间的长度放在了 30年，30年里根据农民工迁徙大的时间节点分成了四个阶段：洗脚上岸，农民工迁徙的萌动；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政府对农民工迁徙的控制：“洪流”跨区域大规模流动；返乡与民工荒，新生代农民工。根据 30年间很多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市民的现实，增加了一部分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调查。在五大块的基础上，做到空间上全国各区域都照顾到，而不是只集中反映迁出和迁入大省的情况。

在典型的选择上，我们做得特别小心。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报道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首先是各参与的记者和统筹，先根据已了解的线索，排列出30年间的典型，进行初步的纸面上的筛选，然后将记者撒出，进行实地的摸底采访。经过这一轮的反复筛选，根据实地采访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讨论。经过了几上几下的反复过程，整个报道最终确定了需要采访的五六十个典型，为此南都记者对一个个案，常常要出好几趟差，并且在迁出和迁入两地之间奔跑，从河南到北京，从四川到深圳，如此大地区的跨越采访，在南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客观中立的报道，提出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客观的立场，独到的发现，微观与宏观、时间与空间的穿插架构，在叙述历史大线条的同时，要娓娓道来感人的故事，雕塑般地刻画人物的个性，精道的细节捕捉等等，这些新闻专业主义的高标准要求，让很多参与的记者吃了不少苦头。但让每个记者最后都有沉甸甸的收获感。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做成一个社会学田野调查和新闻专业调查相结合的范例，让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让它无愧于如此大的投入和制作。让它能够成为一部民族的记忆，几十年之后，每一个个案都能够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好的参考标本。这是南都这次大型报道追求的终极目标。

多重构架下的报道方式大型策划意味着内容庞杂，也意味着内容深入，完成广与深而不使之流于大而无当，必须对所策划内容进行深入的了解研究，也得找到一个合理的构架方式。

为了使参与的记者对中国农村，对当下发生的人口大迁徙，对农民工之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为记者买回了一系列的书籍，让大家学习。

这也是南都历史上第一次长战线的采访，无法靠一个新闻部门来完成。因此，从一开始，就考虑从时事新闻中心 300多名采编人员中进行遴选，考虑与日常新闻操作不产生冲突，最后是从 10个下属新闻部门抽调了 45名记者，10名编辑以及 6名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参与，视觉中心也先后投入 10名摄影记者参与。对这支庞大队伍进行了系统分组，按照线索，再细分为 5个小组，实行交替脱产和采写，每个小组配备了一位统筹人，负责所在小组执行细化方案的制定并安排记者执行。王钧和南香红成为稿件的把关人。

整个策划以土地、村庄、家族、个人四点为纲，沿着农民迁徙的路线，作城乡纵向和横向的经纬式的梳理，交织时间与空间，展现农民迁徙改变中国现代化社会制度的意义或许是一条可以追寻的线索；村庄、家族和个人命运的个案观察，让 30年大轮廓式的历史鲜活起来，让它变得可感受，可触摸。这两个大的构架也就成就了两本书，一本是讲述 30年历史的《洪流》，一本是讲村庄、个人、家族命运的《呼吸》（此组报道正在进行当中）。

如此宏大的历史使命感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而是一点点被参与者感觉和意识到，一点点在具体的操作中成型，直至完成、定格在致敬典礼的那一刻的，致敬典礼所用的“中国制造，制造中国”八个字就是 2.5亿农民工的全部时代意义最好凝炼。

为 2.5亿人的 30年定位，实际上就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定位。尽管在此之前有许多的研究者有各种各样的解答和阐释，但如此清晰的新闻和媒体定位还是第一次，如此庞大的全国范围的调查也是第一次。

在编织这次宏大报道的构架时，整个统筹团队也是为了方案几上几下，反复考量，最终确定了历史为纲，个案为点，无论在史纲还是具体的个案里，都贯穿时间与空间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辅相成的思路。

比如，具体到史纲“洗脚上岸”：农民工迁徙的萌动（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这一部份来讲，就涉及到全国范围内地理空间上的划分和典型性的确定。其中需要解决全国范围内哪个区域最先开始流动、流动的状况、为什么流动、典型的村庄和家庭是哪些等问题。这里面既涵盖概貌、数据又需要有故事。也就是新闻要求的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状况如何等等要素，而这些要素的齐全，使得呈现的方式表现为解释性报道、调查式报道、特稿、故事式报道等形式。而这些报道形式又要求辅以专家研究成果、迁徙图表绘制、国家政策收集等多种新闻表达方式。

在典型性报道上，强调以观察与调查、讲述典型故事为鲜明特色。在土地、村庄、家族、个人的故事解读上尤甚。比如以重点观察的对象迁徙带来的中国村庄的变迁为例，要求的是不以区域为限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典型，但所找的典型必须需要有时间的纵深感和故事的延展性。我们设定的可观察和调查的范围包括：村庄的凋落与繁荣；农庄在当地地理、经济上的地变迁；农民工返乡后的村庄再生产和再生活等等各种因为迁徙而带来的变化；村庄的权力与财富，打工者带来的村庄权力结构的改变；打工者带来的农民家庭地位的变化；过去的村庄的权力结构方式和今天的异同；打工积累带来的农村社会与当地精英之间的资源再分配方式；村庄的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变迁、留居者变迁；教育、公共设施及生活变迁；邻里之间关系变迁；村庄的三十年物质与精神，包括农村风尚的变迁等等。

由此可见，尽管都是写村庄，但每一个个案都承担着一种深入开掘和调查的方向，所以，这些个案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不可能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多方位的构架。这样，不仅构架起了中国农村因为 30年变迁而带来的变化的立体观察构架，而且，读者看到这样的故事，也不会有雷同、重复之感。同样，还有农民工家族史、个人命运史，搭建的都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构架，每一个独立的构架，在逻辑上互相勾连，最终成就整个专题构架。

南都以 42篇编年史报道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报道，最后编辑成《洪流》一书，使对中国重大历史阶段的描述更加整体化和清晰化，也得到了更广泛长久的传播。从 1980年代的少数勇者对土地的暂时逃离，到 1989-2008年这 20个年头农民工迁徙史最为复杂波折、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国家对待农民工流动的政策数次波动、市场化浪潮席卷、与国际环境对接等诸多外部环境风险裹挟下，农民工迁徙的步调显得局促，甚至悲壮。到2011年的全国迁徙大势已成，并引发全国范围各个领域的人口迁徙和流动，历史线索的梳理加上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如用红线串珍珠般的串起了30年间变迁，而调动编辑力量梳理出来的 30年间围绕农民工迁徙的国家政策变迁和大事记的线索，成为理解 30年主史铺设的另一轨道。这无疑为整个报道增加了史料价值。

媒体使命不是一句空话在农民工迁徙史不断刊出的时候，这组报道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很多新闻同行感慨投入上百万元的成本，投入上百人的采编队伍，在许多媒体看来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有的人也直言不讳地说，只有南都能够做如此大的调查报道。当然不仅仅是投入产出的考量，还有媒体的认识和意识。

那么南都在如此大的投入中收获了什么？

放到最低点，至少在这次大的行动中南都锻炼了自己的队伍，因为这对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当下中国的机会，同时也是一次采访和写作的锻炼。很多记者通过这次报道，感受到南都的媒体社会责任，为自己的媒体感到骄傲，也收获了从业的成就感。

往大一些说，南都担负起了一个媒体在这个时代的一份责任，为改革开放 30年中国所走的道路，为中国广大的农民工留下了一份清晰的记忆。

2011年 6月 22日第一篇报道《农民工改变中国》中提出：“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 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

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而开篇之作《第一批农民商人从浙江永嘉诞生》，纪录了上世纪 70年代末浙江永嘉一批普通农民从贩卖纽扣到形成全国首个农村专业市场的历程，展现了农民”洗脚上田“时期迁徒的萌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的上层和主流人群，将农民称为“盲流”，看过南都的报道，你会知道，这些人一点也不“盲流”，他们听命于从自己身体里发出的饥饿呼唤，寻着找到生存希望的细微路径，不屈不挠地向前；他们舍弃了太多，包括村庄、老人、孩子，而是为了得到，包括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向往美好未来的权利。这种从社会最底层涌起的冲动，才是推动中国前进的原始动力。这就是南都历时一年的“独家发现”，也是南都的记者采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

2011年年底，在第一组历史报道接近尾声的时候，《看历史》杂志社评选出“国家记忆 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将唯一的“年度历史写作媒体大奖”颁给了南都的这组报道。颁奖理由是：“以社会底层的视角，真实再现了 30年间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并从中探究中国社会巨大改变的底层原动力，很好地诠释了”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的媒体使命。”

在写这篇稿子的同时，农民工迁徙 30年史大型调查的第二部份“村庄、家族、个人命运变迁”正在南都的 A1版连续刊出。在报道结束后将由花城出版社结集成《呼吸》出版，摄影记者的影像作品将结集成《镜像》出版。南都的编辑记者们仍在为每一期报道的推出痛苦、煎熬着。（作者:王钧 南香红 单位：南方都市报）南方传媒研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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