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丧失过信心 陈峰：回首孙志刚案报道十周年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编者按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宣布废止收客遣送办法。一篇报道影响了一项立法，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没有过的事。

2003年9月5日，《南方传媒研究》的前身《南方新闻研究》的“新闻揭秘”栏目，请来作者和编者讲述《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问世过程，并从新闻学的角度总结了“孙志刚事件”报道获得成功的原因。

十年后的今天，本刊再次请来当年的作者陈峰谈谈媒体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在传媒变革中的种种感受。

陈峰说：“我从来没有对媒体社会责任感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结合丧失过信心。”

一

孙志刚案十年，以前的同事来采访，问我自己是如何总结这个案件的报道的。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当年这个报道如此轰动，除了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以外，《南方都市报》的媒体责任与新闻专业主义操作的结合，再加上互联网传播，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2003年加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组时，正逢报纸改版，向国外主流媒体学习，增加“社论”与“来论”的分量，重推深度报道，全面引入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手法。这些做法并非南都最先提出，国内媒体，包括同一集团的南方周末，也早有实践。但是南都应该是第一个真正成规模应用于实践的日报，在实践中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也加速了这些原则在中国媒体业务中得到普遍认可。

都市报这个媒体品种，大概是1995年前后出现，虽然比起传统的党报和晚报，更接近新闻纸，但是一直也没有能避开拳头加枕头式的猎奇名声。而南都改版后（那些今天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举措，当时来看还是非常的大胆，一时成为全国报纸学习的对象），客观上推动了都市报从市民小报成为得到社会精英人群（包括党政干部）认可的主流媒体。

一般民众说起来包括南方都市报在内的南方报业，更多是会提到“敢言”这个词。南方报业确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作为媒体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过媒体的本质更多的还是忠于对事实的报道，只有如此，媒体才成为一个公民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没有媒体，公民无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足够的了解，参政议政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影响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影响力大的媒体，其报道如果出现问题，也更容易误导读者，因为媒体的权威性，是会为自己的报道担保的，这是不言自明的规则。而记者不是神，多数情况下，也不是现场亲历者（现场亲历者也经常会回忆出错），对事实只能无限接近，很难完全复原。要想不误导读者，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报道规则，比如中立客观平衡的表述，严格的消息源要求，评论与事实分开等。这就是今天已经普遍被认可的“新闻专业主义”。

当年作为一个普通记者，跟报社领导接触不多，想不起来南都当年是否明确提出过新闻专业主义，但是无疑在那一年的新闻实践中，《南方都市报》在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在了其他媒体前面。

二

在谈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时，社会公众更多的是从情感出发，赞赏南方都市报的“敢言”，对报道本身的专业性提及不多。这大概也是中国的国情所致，人们更乐意看到媒体敢说话敢批评，基本认为敢说话的记者就是好记者，但是如果事实不扎实，不仅仅会让媒体很难走远，而且影响力越大，如果不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就更容易误导读者，当下中国，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知名媒体，在错误的价值观指导之下，对新闻事实进行随意的剪裁和取舍，最后的结果是影响力越大，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

而从《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来看，报道的震撼力完全来自于事实本身，而绝非记者的评论和情绪的抒发。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完全没有伤害到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报道刊发以后，有官员愤怒表示要告倒南方都市报，社会上对收容制度的取消也有不同声音，但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个官员，没有一种声音，质疑过报道本身是否失实。新闻报道忠于事实本身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操作，为社会公众的参与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当民意在互联网上沸腾时，收容的废止，其实已经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十年回望，新闻专业主义也好，都市报的主流化之路也好，似乎走得越来越困难，一方面是学术界对这些概念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国媒体无论是在价值观还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上，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而互联网的冲击，让这种多元化变得更为混乱。

新闻管理体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中国特有的现象，这里不便展开来讲，就说一说互联网的冲击吧，这个冲击，不是说对用户和营收的争夺。

三

传统媒体的一个特征，是内容生产的精英化和传播渠道的控制。在传统媒体，编辑部是内容生产的把关人，而渠道，不管是平面媒体的发行渠道，还是广电媒体的频道落地，都是在媒体及媒体管理部门的控制之下。普通民众，作为非编辑部的成员，如果想对社会发声，就必须通过传统媒体，虽然理论上来讲，传统媒体本身应该是有大众论坛的性质，但是这种论坛，仍然是牢牢被控制的论坛。

互联网的出现，首先是从渠道上打破了这种垄断。从门户时代的新闻跟贴，到论坛与博客的用户产生内容，到今天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民众可以不再借助媒体，就直接对社会发声，

传播渠道的全面变革，必然带来内容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应该说，全世界的传媒业界，都没有做好迎接这种挑战的准备，中国尤甚。

以前一条新闻线索，要经过记者的采访，要经过编辑的把关，最后才能见诸于报纸这样的媒体。而现在一个网民直接上网发声，如果能够得到意见领袖的关注，则这种发声就会迅速放大，其力量之大，是传统媒体所难想像的。雷政富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这时候，传媒会发现以前自己所依靠的独家新闻、时效性等都面临着挑战，所谓的自媒体，也不再讲求任何中立客观平衡这种要求，没有任何采访，甚至看不出任何消息源的消息，就可以被放出来，平衡更无从谈起，很多长篇大论，看来看去只有一个匿名的消息源，对其中涉及到的任何一方，都没有采访和求证。包括一些传统媒体人出去创办的自媒体，也大都是这种操作手段。

于是十年过去，互联网成为传媒中最大的一块增量，但是这个增量，却极大地稀释了个别媒体(像南方报系和财新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努力，人们开始怀疑的不仅仅是新闻专业主义，甚至开始怀疑记者存在的价值。很多人会问，如果微博上什么都有，要记者何用？

一方面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上，媒体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爆炸式传播，另一方面，传媒自身的存在价值都受到了挑战，更不用说价值观和新闻专业主义了。

客观的讲，这种混乱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在。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多年来一直流行于中国新闻领域，当南方各媒体，追求讲实话讲真话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却被社会上一些人骂为“汉奸媒体”。再加上严苛的新闻管理环境，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媒体业务的进步。

四

不过，作为一个多年媒体人和多年的互联网从业者，我自己倒没有那么悲观。传媒在各种新技术的冲击下，会有很多变化，传播方式的变化，内容发布形式的变化，渠道会变化，终端会变化，但是新闻价值是永远不会变。民众对媒体价值的质疑，更多是媒体做得不够好，他们看到媒体因为各种原因，能够提供的内容，并不比自媒体的内容更专业更深入。

去年《南都周刊》的王立军报道，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前互联网上有关王立军案的传言满天飞，其中大部分证明也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当《南都周刊》的报道出街后，一时间洛阳纸贵，想买都买不到。这篇报道如此受欢迎，我相信正是因为记者的深入采访和编辑的用心加工，完整地描绘出了王立军得势时的重庆社会生态。这也证明，如果媒体真的能够贯彻新闻专业主义，能够耐得住寂寞，为用户提供深入的报道，不仅能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能够从社交媒体上抢回大部分用户。

只要世界在转，新闻就永远不会停，只要人类的普世价值没有变化，新闻媒体的价值就永远存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用真正的新闻专业主义，为用户提供优秀的新闻作品。

来采访我的南都同事，最后希望我能说一句话，我想了很久，说：这么多年过去，我从来没有对媒体社会责任感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结合丧失过信心。

（作者系网易网站部副总编辑、2003年南方都市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作者）

结合丧失过信心 陈峰：回首孙志刚案报道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