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与看不见管控 范承刚：南方周末《大V近黄昏?》采访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王功权是我在北京采访的第一个大V。那时我没想到，他会那么快被捕。

大V们的恐惧

8月30日，我在北京海淀剧院旁的上岛咖啡见到了王功权。这些年，他在这里见过许多记者，谈私奔，谈教育平权，更多时谈公民社会。最近一次，是与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谈“企业家要不要言国事”。

已是深夜十一点，他告诉我，早在前日，已有警察前来告诫过他：“你讨论问题太直接太激进。”在公园旁的小桌子，他们谈了一个小时。

也早有朋友担心劝慰：“整天不做帮助建设祖国的事儿。”王功权则对我说：“我没有感觉到恐惧。如果触犯法律，我伏法。但只要我的权利没有被剥夺，我就会发声。”

实际上，我面前的王功权面容疲惫、言语迟缓，与我聊天时，他又多抽了一包中南海。他总让我想到台湾作家杨照笔下那个“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的“新一代的人”。第二天清晨，我见到企业家王瑛。她告诉我，王功权正在微信里与她讨论着是否接受采访、以及未来的社会走向，“他很担心。”

这些担心，他不会轻易对记者说起，但会在怀抱相同信念的朋友面前袒露。 

曾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的王瑛，如今也仍坚持在微博上疾呼“大家必须一起讲话”——“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不恐惧，并把不恐惧传递给人们。” 

只是有时，她也会疑惑：这种由来已久的恐惧，究竟由何而来？ 

王瑛的疑惑也同样存在于我们心中。这个夏末，一阵“打击谣言”的风潮吹来，拥有众多粉丝的大V们普遍都打了个寒颤。然而， 寒潮几级？因何而生？大V又如何自处？是我们所关心的话题。 

采访最初，编辑记者一起鼓捣了个采访单：按类别，分为“商业领袖”、“娱乐明星”、“作家”、“学者”、“律师”、“传媒从业者”、“公共名人”等；按粉丝数，则分为千万粉丝以上的“S级”大V、百万粉丝以上的“A级大V”、以及十万粉丝以上的“B级”大V…… 

我们的设想是：采访二十至三十人以上的大V，搭建一个科目不同、影响力不同的大V网络。其一，是为全景展现薛蛮子一案所谓“敲响警钟“的震慑下大V群像，他们的应激反应、心态变化以及言论策略的调整。 

其二，是想系统梳理近四年来，那个众声喧哗的微博舆论场的源起与本相。最为重要的部分是：随着舆论场的形成，政府管控、意识形态斗争乃至资本逐利的本质，如何渗入并施加影响，最终触动每一个大V的敏感神经。

 文艺一点的说法是：这是献给微博闪光日子的一首情诗，也是对互联网话语生态的一次审视，当然，也想显影出是哪只大手让如潘石屹般的大V开开开始结巴的…… 

最终采访了近30位大V。如今，回溯采访结果，有一些数字碎片值得回味，特别是当你把多年形成的公共舆论场比作化学周期表，并分析各种元素在强度、熔点、稳定度上的诸多不同后： 

商人的受访率最低，不到30%，理由大多是“微博只是工具，对不起啊现在是敏感时期……”。 

律师的受访率则最高，为100%，理由则以“微博是武器，一旦我（用微博）在全国推起来，他们（法官）吃不消的”为典型。 

影响力越大，受访率则越低。十万粉丝以上的“B级”大V，几乎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百万粉丝以上的，则有接近一半愿意说话；千万粉丝以上的“S级”大V，受访率则是0。 

在这里检讨：为了不至于让“S级”大V在报道中缺席，我只能阅遍潘石屹、任志强等人的微博、访谈以及传记，勉强拼凑其微博历程，尽力还原其心理变化，最后无奈看着潘石屹面对央视的镜头一脸紧张严肃自省，并表示同情。

此外，让我略感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受访人都要求“审稿”。如此统一的谨慎，我从未经历。而更多的细节表明：曾叱咤风云的大V们，开始担惊而彷徨了—— 

一向以“大嘴”著称的李承鹏，看完采访提纲后，拒绝了回答所有问题；童话作家郑渊洁则表示“不回答任何与微博有关的话题”。 

经历过多年互联网潮起潮落的王小山，对我直言“忧心”——“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编剧宁财神的悲哀更为彻底：“金字塔坍塌了。” 

而在公益圈风生水起的媒体人邓飞，则陷入了与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官微“山东环境”的争论。对方要求其为一起网络传言道歉，并称邓飞为“网络大V”。这让邓飞感到不安，他甚至在微信群呼吁朋友帮忙转发，“我不得不惹这事”。 

污名化与看不见的管控

我曾记得，2010年，广电总局曾下发通知，要求在电视节目中规范用语，不能使用NBA、F1甚至GDP等英文缩写词。

所以当我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有媒体上，看到“大V”这个源于网络戏称、甚至连英文缩写都不算的词汇，被频频使用，我不能不感到诧异。 

我很奇怪：这个大V是啥意思呀？ 

后来，一个采访对象启发了我。他对我说，命名，有时是一种管理的策略。 

“白血病”这个名字诞生前，医生使用的是满含夸饰意味的“血液化脓”；20世纪80年代前，“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被称之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疾病”；时至今日，“老年痴呆症”仍阻碍着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理解。 

如何命名，对于人民理解一个事物有着重要的影响。“臭老九”与“知识分子”之间，“一小撮”与“一部分”之间，“不明真相”与“真相不明”之间，足以划下鸿沟。 

“大V”也一样。当我们回溯其当由一个戏谑之词，变为“警钟”的对象，便不难剖析伴：伴随着大V崛起，针对大V的管理如何逐步升级，并最终固化。 

我们采访到新浪的内部人士。他向我们回溯了多年来，新浪微博如何在政治压力与商业需求之间，艰难维持着平衡： 

新浪微博的第一次大规模管控，是在2009年10月国庆阅兵。当时，新浪多次召开会议，探讨监管办法。最初，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全删”。但内部不舍得，“刚刚开始一个多月，能用我们的产品的人得是多么忠诚的用户啊。” 

几番争取，新浪采取的措施是“尽可能少删”。而到了特定时间，“把以前一些没有删也没有放开的全部恢复。” 

然而，随着微博的急速膨胀，类似温和的措施逐渐显得不和时宜。群体事件的增多，让新浪内部乃至政府官员担心“微博失控”。 

甚至曾有官员提出，不希望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开设微博。 

“管控手段都是一步一步加上去的。”这位新浪内部人士如此形容策略的改变。 

然而，他却并不认为改变是不必要乃至有害的。“最全面，最科学，最柔性。”他这样形容新浪的管控之道，“这就是有管控又不让人知道。” 

类似的管控手段难以尽述。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条是：如果一条微博被侦测到相关关键词，那么这条微博将会被“藏匿”：只有你能看得见，你以为并未被删，但实际上这条微博将不会出现在任何人的刷新内容中。 

我的一位朋友将其形容为“就像切除脑叶白质，你接受不到刺激，也就丧失了精神冲动及反抗意识。” 

而更让一些大V感到不满的，是新浪开始有意限制其影响力的扩大。人大教授张鸣、历史学家章立凡，就曾清晰感知到自己的粉丝数量被有意控制，甚至在特定时期会“掉粉”。而另一些“大V”则被“力捧”，比如辱骂记者后，粉丝数量一夜爆涨数万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

其后隐藏的，则是这些年微博舆论场所产生的明显变化：政府管控以及资本选择的合力下，意识形态的论战日趋增多，论战逐步演化成混战，混战中的大V深陷其中，落得恶名。 

最终，微博的作用被削弱。 

编剧宁财神常会想起电影《发条橙子》。电影里的主人公成了罪犯改造的试验品——被迫睁大眼睛，观看暴力镜头的电影，伴随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此后，只要听到贝多芬的乐曲，他就会处在疯癫状态。 

与宁财神一样，另一位网络名人五岳散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失望态度。与他见面时，这位著名的时评作家手上戴着硕大的戒指。聊天时，还不忘用微信与朋友商讨怎么开网店、办会所。

如今，他更愿意褪去身上的“公知”色彩，而把自己定义成一名商人——他将每月写作时评的数量从20篇下降至5篇，也对微博上的发言日渐冷谈，“现在的微博，没有观念，只有江湖。” 

微博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是采访的近30位大V的共同想法。 

更多的大V们，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发声策略。比如历史学家章立凡，他开始研究着微博上发言的规则，比如用穿越故事来讽喻现实，或是怎么避免被删帖。

“事实迫使你不能去说。”章立凡这样总结发言之道：“所以只能用插科打诨、打比喻，甚至是穿越的方式来表达。” 

章立凡的父亲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他说，父亲被打成右派的过去，家庭被批斗的历史，让他学会了“荒诞时代的荒诞生存方式”。（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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