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路上一路走来的故事 刘虹岑：新闻理想不是一句誓言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大二上学期，借着学院与南都合作的“中大-南都网教学实习基地”，我边上采访写作课，边为南都网传媒频道供稿。我供稿的两个栏目是“传媒攻略”和“记者访谈”，将新闻背后的新闻写成攻略指南，讲述记者在新闻路上一路走来的故事。主要的访谈对象是业内的记者精英。

面对自己的前辈和偶像，我从一开始渴望他们醍醐灌顶般地传授经验，到后来逐渐学会了平视对方并打量他们的经历；从一开始小心翼翼地请求被访者“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细节”，埋头狂记前辈的金玉良言，到后来与被访者“比武”交手式地你来我往，虽不见刀光剑影，但已不是一味地被动退缩。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自然而迅速，连我自己都来不及发觉自己的成长。我想，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没有什么比一张白纸更无拘无束。

“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三个月之前，不管是面对什么记者，我劈头就这样问。后来，随着采访范围的扩大和深度增加，我渐渐懂得记者，不是一种荣耀，所谓理想也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无论你是什么记者，走在新闻路上，就得脚踏实地，做好这份工。

采访，从仰望到平视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访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一个高中生见了自己最倾慕的偶像。从等待采访开始，就坐立不安，手里攥着采访提纲修改了一遍又一遍；接通电话，电话中传出的“嘟——嘟——”声让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儿，一开口便是：“老师，您说得对……” 

那是采访《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记者赵涵漠，解析她写的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由于采访够充分，报道读下来就好像听广播，只是别人在说，我在听，没有对话，更谈不上交锋。 

想起一个故事，多年前，陈虻听见刚进央视工作的白岩松采访时叫对方“老师”，觉得别扭，让他一定得改。后来，白岩松说，他的第一步成长就是从不叫“老师”开始的。当然，我毕竟还是一个学生，出于礼节也应该叫前辈“老师”，但这提示我至少在心态上要将自己摆在与对方平等的位置，在内心平视对方，无论他是谁。 

然而真正悟到这一点，还是在采访了“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之后。采访学院院长胡舒立，我当然得卯足了劲儿。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干练，更像个老练的记者，那天我特意把头发扎起来，穿上一身黑——黑夹克、黑裤子、黑鞋子。 

我手里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从会议室拦截下要立刻赶往外地的胡舒立，追着她下楼。我问她揭露真相与权力限制之间如何博弈（这个问题显然有些过大了），她头也来不及回，朝着接她的车大步走去，边走边抛下一句话：“自我设限的人太傻。”我觉得困惑，隔着车窗大声问为什么，她摇下车窗，说她要走了。我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抓住她的手，说：“胡奶奶，您等一等，先听我说完好吗？”她露出微笑，让我上了她的车……也许是我那股真诚的傻劲儿打动了她。 

将视角由仰望拉向平视，不需要强大的气场或者是多么高深的采访技巧，而只需要真诚地发问，把对方当做一个可以交流的人。 

后来，在采访《南方周末》记者陈鸣时，他说：“客观是全世界最低端也最低劣的操作法则，听上去好像很理智，但其实客观在消磨新闻本身。”这一次，我不再简单地听之信之，而是用请教的口吻、谦虚的语气问道： 

“难道不客观可以吗？” 

“我不希望我的文章客观，而希望它公允。” 

公允是什么？是不客观吗？” 

“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地考察了那个人以及他所在的环境，这叫公允。现在的客观是没有理解事件本身，无法对事件做出判断的情况下的伪客观。” 

原来他的意思是，不否认客观的价值，而是否认看上去客观公正但不负责任的操作方法。 

平视一个人，不仅仅是在目光交接处，更是在思维交锋时。真理只有在交锋中才能完全地呈现出来，否则即便那是一句无可争议的话，也是扁平而缺乏纵深感的。一个合格的记者要在平视他人的过程中找到真相，也要在平视他人中更好地反思自己。 

写作，关注新闻之外 

关于写作，我一直在思考，记者如何将复杂的人和事呈现给读者，用新闻之外的事件去准确地解释新闻。 

我问过陈鸣，为什么写蔡洋时不从砸车现场写起，而是从他的童年、他的生活开始，难道不是砸车现场促成他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吗？ 

他说，其实他在写蔡洋前传，写蔡洋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蔡洋。之后发生的事情，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他生命的前二十年就把这颗种子埋下去了。 

没错，读者需要理解为什么悲剧会发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去改变。但记者又如何保证自己站在新闻之外的归因不会出错呢？ 

莫言得奖之后，有很多记者开始关注莫言，写莫言为什么成为作家。从他自己的作品中，饥饿这个细节被反复提及。莫言为什么成为作家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原因，不是我们所想的从小异于常人的天赋或是对文学的狂热，饥饿是莫言写作的直接动因，写作仅仅是为了“每顿饭吃6个馒头”。 

所以，当我们依靠常识或自己的偏见去解析一个人物或事件时，往往会出错，但毕竟人与事都太复杂而报道的篇幅又太有限。但是如果没有判断，呈现出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人物形象或事件片段，不可辨识。 

实习期间，我写了篇《“邵氏”弃儿：逼近真相的全部》，试图还原财新《新世纪》的封面报道《“邵氏”弃儿》的出炉过程——从发现线索到深入当地调查，到最后选题成稿的过程。当时，我在想，如果只是按事件发展顺序写作，会不会解释力不够，仅仅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但后来还是因为害怕犯错，而没有按自己的理解去重新拼接、组合材料。最后，这篇报道虽叙事结构严谨，讲清楚了这篇封面报道的来龙去脉，但读者很难在读过之后理解为什么一个重大的新闻竟拖了8年之久才发表，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原因。 

理解一个人与认知一件事是一个道理，它需要我们宏观地判断和把握，同时也需要在采访中反复印证，及时修改。我为“记者访谈”栏目供稿时发现，写人物稿或许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它会引诱写作者做出一个上帝才会做出的审判他人的事情。事实上，任何人都经不起细节上的审视。我能做的只是努力地拼凑出一个人的一个面，让这个面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逻辑联系。 

我在采访《理财周报》记者丁青云时，试图剖析丁青云之所以会成为今天的丁青云的原因。她大学毕业后被普华永道录取，干了不到一年便跳槽来到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理财周报》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元。一开始我以为是对新闻的一腔热血促使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采访中，她一直在重复一句话：“一个需要振臂疾呼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理性的社会是不需要热血的。”反倒是她童年贫困而闭塞的处境、她从小不服输的心态、范以锦老师的鼓励驱使她做出了做一个追新闻的小孩的决定。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概括时也需要多面概括，避免单一化地“贴标签”。 

理想，不是一句誓言 

在实习之前，我脑海中对记者的印象是，站在暴风雨中，面容憔悴而坚强，为社会正义振臂疾呼。但遇见那么多记者之后，发现他们并非都有“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气概，有的只是对这一行发自内心的喜爱，因为喜欢新鲜的人和事，所以选择了新闻。 

以前，我在掂量自己未来的新闻路时却总是习惯用新闻理想来鞭策自己。新闻理想就像一只灯塔，为我指明方向。 

后来，问得人多了，了解的事件多了，我才发现，其实所谓新闻理想，它不是一句誓言。 

采访时，我总会在最后问记者一个关于新闻理想的问题。当时，我心里总期望着收获一个热血沸腾的答案——“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亦或是“为弱势群体振臂疾呼”云云。然而记者们的回应，却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印象最深的，是南都摄影记者梁音的回答：“每个记者都会有新闻理想，就像每个人都会穿底裤一样。但是新闻理想不能穿在外面：很多时候不能把新闻理想当做从业的内在驱使。” 

理想或者热情就像一团火，让人内心炽热，但燃烧之后只剩下一地灰烬。其实做记者这份工作需要的不是热血，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敢说真话。 

80多年前，林语堂曾经提出了对新闻工作的期许：受到伤害后“喊痛的自由”。然而，直至今天，喊痛仍然会因为强权而失声。我遇到的新闻人中，上官敫铭、周筱 、丁青云等等都曾因为说真话、“喊痛”而被威胁。一位曾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说过，最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的真相。因为那需要真正的理想和勇气。 

我正走在学习新闻的路上，有荆棘，或者迷茫。但如同作家纪德所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中山大学-南都网教学基地实习记者，指导教师：张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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