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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传媒人内心都有特稿梦 蒯乐昊:奢侈的特稿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采编网 | 发布者:新闻中国采编网 | 发布时间:2017-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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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传媒人内心都有特稿梦 蒯乐昊:奢侈的特稿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但凡对写作有点痒痒、有点追求的传媒人,内心都有特稿梦,也都有自己心目那几篇好特稿的范本,可是就这么招人惦记的一个东西,居然连个靠谱的定义都没有。

《新闻学大辞典》对特稿是这样解释的:“特稿就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你见过内涵这么含混,外延这么巨大的定义吗?

美国新闻学教授詹姆斯·阿伦森在《特稿写作与报刊》中指出:“特稿,通常指报刊上篇幅较长的某类稿件,这类稿件没有正规的新闻导语,写的是有关某人、某个机构的一桩新闻事件,或某一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写得长就叫特稿?没有导语就叫特稿?

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这样定义特稿:“特稿旨在娱乐或以侧重讲故事来提供信息。”如果按照这个定义,连微博上的段子都可以叫做特稿。

首届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乔恩·富兰克林在论文《为故事而写作》中提出“特稿是一种非虚构的短故事形式。”——他说的当然没错,而且也贡献了特稿的两个要素:非虚构,故事。但是,这个定义依然是不准确的,它同样适用于某些有故事性的短消息。

……

普利策新闻奖评选优秀特稿的条件是:“除了具有独家新闻、调查性报道和现场报道等共有的获奖特质外,特稿主要是考虑高度的文学品质和原创性。”

这个并不算定义的评奖标准,因为必须解决实际操作的问题,还是比较准确地指向了特稿的核心。如果我们从这个评选标准入手,倒是可以总结出不少生产好特稿的规律,比如,如何做到独家,调查报道的手段,多信源调查的准则,现场报道法则等等,这些如果统统展开,恐怕一本书也说不完。所以,让我们先从最小的方法论开始,先探讨一下特稿在文学品质上的追求。

特稿是一件奢侈品。它首先要求特殊的原材料。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变成特稿。特稿很挑剔,它喜欢细腻,复杂;喜欢纠结的矛盾和戏剧性,一个好的特稿题材,往往可以成为一个特别棒的电影剧本。王小帅的电影《左右》,其来源就是一则新闻:一对夫妻已经离婚,男的有了新女友,女的嫁了新老公,可是,他们曾经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找不到适配的可移植骨髓。医生说: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小姑娘有兄弟姐妹……于是前妻执著地要寻前夫上床再造出一个孩子来。我没看过这条打动了王小帅的新闻,

不知道它的初始面貌是一则简单的报道,还是一篇狗血的知音体,但这确实应该是一个好的特稿题材。它包含很多要素:四角关系,疾病与悲伤,伦理,性,死亡,背叛,怜悯,妥协,争吵,愧欠,妒忌,爱,往事的阴影,绝望中的希望。

《南方人物周刊》曾有个“史上最牛实习生”林姗姗,如今已经成了我们的同事,她写的一篇特稿获得了当年我们的年度大奖,就是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少年杀母事件》。谁也不知道这个 16岁少年的真正动机,他仅仅对世界宣告:我想杀死我的母亲,我成功了;我还想杀死父亲,但未遂。事实上他曾经有过渴望坦白动机的瞬间。杀死母亲后,他挥刀砍向父亲,在父亲的肩膀上、脖子上砍下四刀,他喊:“爸,我没得回头了!”“爸,你听我解释!”但是血喷出 2米远的父亲根本不敢逗留,捂着伤口跌跌撞撞向外逃生。这个可能的告解成了永远的缄默和谜团——毋庸多说,这题材里一定可以生出符合特稿需求的恶之花。

传媒的内容生产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变为一种流水大工业,但具体到每一个采访写作者,很多时候却依然像小型手工作坊里的手艺人。刚刚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这一条,来源也是前同事,“基本上,记者的工作是这样:前期焦虑,害怕约不到采访。中期焦虑,担心和采访对象没有火花。后期焦虑,恐惧自己没有能力搭建结构文本呈现。最后总是羞于将稿子见人,决心装作不认识它。”

这就是手艺人的焦虑,成熟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大有这种焦虑。我们很难在新闻写作的课堂上学习到特稿的写作方法,就是因为难以总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执行技巧。手工业的规律和秘密,常常只在从业者中口耳相传。正像我现在所做的,把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碎片,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也尽量传递和分享出去。

特稿之奢侈,除了原料难得,还体现在过程难为。它往往要求漫长的采访,精心搜集细节和逻辑分析,像只好奇又多情的狗那样去嗅你的采访对象,甚至在内心里变成他 /她。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在当地采访时撞见同事(现在是前同事)谭翊飞,他看起来很累,衣服上有灰,但依然兴致很高地啃着一块干饼子。“我刚才钻到废墟里去的。”某个被砸压在塌方房梁下的幸存者被救出来了,谭翊飞就仗着身材瘦小,钻到那个极其勉强的空间里去了。这当然很危险, 很没有“必要”。但“我就是想感受一下被困在下面是什么感觉。”他还在官兵救援的现场领了一条裹尸布!他一边快速啃着饼子一边急急忙忙地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着他,内心只有一个强烈的想法:“亏你还能吃得下去!而且吃这么香!”

特稿采访是另外一个命题,但它确实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和决定了特稿写作。更令人丧气的是,采访能力本质上不可教,它几乎是天生的:比如细腻,比如敏锐,比如观察力和天然的代入感,比如轻易获得他人信任的天赋。特稿之过程难为,另外一个原因是特稿对写作的文学性要求颇高,不是简单说清楚 5个 W就能交差的。仅从开头来说,请看我的前同事马金瑜的这篇《两个矿工的生还奇迹》,故事背景是:北京市房山区一非法采煤点发生塌方事故,孟宪臣、孟宪有两兄弟被困井下。七名矿工连夜自发挖掘搜寻,第二天,搜救小组到达现场开始救援。一天半之后,营救现场指挥部就认为:“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决定停止救援。救援停止后 4天,孟氏兄弟从塌方位置上方奇迹般自救逃生。开头这的: 

赤峰市宁城县卢家店村。

初秋的中午,还是那么闷热,风从路两边的玉米地吹过来,也是热的,玉米叶子扑簌簌地响,像是很多人在说话一样,仔细听,却什么也听不见,只有秋虫在起劲地叫着。67 岁的贾文举磕磕绊绊地走在通往镇上的土路上,正是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路上没什么人,他也没有叫车,12 里的路,转眼就走到了,还花那个钱干啥?

他在镇上买了 8挂鞭炮,两盘“21响”,又挑了糖和烟,别人家结婚也没买这么多鞭炮,顶多也就放两挂。一下花了两百多块钱,老板问他:“要给孙子办喜事啦?”贾文举说:“姑爷本来死啦,头七的纸都烧了,人又活啦!”

岂止五个W,这里面几乎一个 W都没有。貌似有一个 W“赤峰市宁城县卢家店村”,但这并不是核心新闻(矿下生还)发生的地方;貌似还有另一个 W“贾文举”,但他根本不是核心当事人(孟家兄弟)。在这个开头里包含着某种悬念,似乎作者在刻意延迟着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的出场。这个开头里最精彩的地方是以下三处:

 ——玉米叶子“像是很多人在说话一样”。这“说话”,是话里有话。

——太阳最毒的时候,67岁的老汉,土路,磕磕绊绊还没叫车,“12 里的路,转眼就走到了,还花那个钱干啥?”中国农村的质感呼之欲出,暗合着文章的导语“挖煤是人间最苦最累的活,可是村里的人没有别的出路,不去煤窑,靠什么挣钱呢?”

——贾文举买了许多鞭炮和糖烟,比结婚还隆重,理由是“姑爷本来死啦,头七的纸都烧了,人又活啦!”一波三折,真是精彩!故事到了这里,有了必须看下去的理由。

特稿的文学性,体现在它必须最大程度地调动读者的感官。为什么好的特稿往往呈现出电影的风貌,不光因为题材相似,还因为特稿实现了用最单一的文字形态,达到了多媒体般的效果。人的视觉、听觉、触觉,想像力和好奇心,统统被唤起。热,风,正午灼人又刺眼的毒太阳,玉米地里的声音,先听,再听……这是一场全感官的调度。不用修改,这个开头完全就是一部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第一行地点是黑屏上的白色字幕,然后是悠长缓慢摇晃的长镜头,到了买鞭炮那个桥段,变成细节,小镇杂货店,店老板,贾大爷挑选香烟糖果的手,数钱,黑色幽默般紧凑轻快的剪辑,残酷又俏皮。

文无定法,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开头,完全不拖延,完全不调度,一开门就见大山,一出脚就踢裤裆。比如《少年杀母事件》: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多年积累的仇恨得到释放,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1991年 11月 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 6月 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 其间,陈菊打开大门惨叫一声,但门很快又被关上。那就像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一切又恢复了寂静。

此等写法,真是跟弑母者具备同样的准头和狠劲,老辣得让人倒抽一口凉气。

但是,在这个开头里最让我欣赏的地方,还不是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宣布“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案件本身的骇人听闻程度,决定了开头应该是这种模式(就像矿工井下生还事件本身包含的荒诞与悲悯,决定了前一个开头一样),可以说是不意外的。

这个开头的精彩在于:只使用了一个形容词。

也许是两个形容词。第一个是“我想,只有杀了我的父母,才能……让我真正地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里的“无拘无束”,但这句话摘自张明明的日记,也就是说,这个形容词不是记者使用的。记者使用的形容词只有一个,“绝望”。

剥掉了形容词的文字,就像剥掉了虚饰的赤裸真相,短句子,一句即为一段,营造出一种短兵相接的紧张感。动词的骨架戳了出来:“1991年11月 25日,陈菊生下了他;2007年 6月 12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两种时间的短兵相接,比直接说出张明明 16岁要高明;两种状态的短兵相接,剩下一组动词互为回报:生下;打晕,掐死,割喉。图穷匕现,读者退无可退。

这幽暗的小巷的深处,有一个拐角,几栋四层高的楼房围成一口天井,张明明的家在这儿。抬起头,天空依旧是一条狭长的线,被错综复杂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一米多宽的小巷两边房门紧闭,垂吊的女人内衣透着湿气,牛仔裤则似乎长年挂在一边,一动也不动。还有一个个小口子,连接更小的巷子,有时候,一个安静的小孩跟着一个女人拐进去,或者,一个谢顶的中年矮男人藏在巷里,睁大眼睛瞪着过往行人。声音从远处隐约传来,光亮在 100米外的巷口。

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对特稿的开头来说,最重要的三个素质是:质感、节奏、悬念。

在少年杀母最初几行最残酷的简单事实之后,在读者被逼到死角里之后,节奏变了。事实罗列变成了悲情描写,原本无比节制的形容词到这里不再吝啬,生发出一串:“幽暗”、“狭长”、“错综复杂”、“支离破碎”……这就是少年张明明的生存环境,都市里局促的城中村,外来人口密集的贫民窟。

跟“姑爷本来死啦,头七的纸都烧了,人又活啦”一样,行文至此,必须为后续的漫长阅读设置悬念了:“那天下午,父亲张柱良就从这个巷口逃了出来。”

因为特稿对题材和深度的要求,有些特稿涉及的时间往往相当漫长,而特稿本身,体量也比普通的报道要庞大得多,因此,必须格外精心留意架构的方法。文学作品中常见的结构在特稿里依然适用,比如:正叙、倒叙、插叙……但更可能的、也更难以驾驭的,是一种以逻辑为主线,兼顾时间结构的模式。

我的同事杨潇在《另一个国度》讲述了一个东德女人安佳的故事,试图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时代的变局。在同一篇文章里处理到大时代与小人物,其中的时间勾连法极为讲究。

在安佳的个人故事里,有以下几个关键的时间:

1979年,20岁的东德共产党员安佳,与丹麦青年皮特偷偷相恋,9个月后他们分开。安佳嫁人,皮特回到哥本哈根并成为共产党间谍,为斯塔西海外分支机构工作。

1982年,受斯塔西监视的安佳因为跟外国人皮特通信,丢了工作,开除党籍。她跟皮特见面并私奔,皮特却与她告别,去了美国。

1998年,安佳与皮特再次相见。皮特送给她一张CD,已经退出共产组织的皮特如今是一位音乐人。

2009年,安佳、皮特,以及他们当年的老同学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柏林墙倒塌 20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个人的故事背后是时代的大变局,关键时间有以下:

70年代,在西方青年中左翼思潮成为一道洪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皮特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并成为间谍)。  

80年代,东欧民众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安佳与女儿憧憬着能去丹麦)。

1989年末,柏林墙倒塌,次年,两德统一。很多东德人对突然到来的新生活感到惶惑(安佳的丈夫失业,家庭关系陷入紧张)。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就是否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展开长时间讨论(安佳看到了当年自己和父亲遭受斯塔西监视的记录,“冷汗直流”)。

在文章中,时间与时间纠缠在了一起,有当下安佳的状态,有往事的闪回,有记者对大时代的背景的叙述,还有记者跳出故事之外对采访过程进行交待。这样的题材,不可能简单地以时间为序,也不可能仅仅以逻辑为序。通读此文,你会发现,虽然中文没有时态之分,但什么时候是“一般现在时”,什么时候是“过去时”,什么时候是“过去完成时”,以及什么时候是“过去将来时”,还是会对叙述效果产生巨大的差别。能把时间和逻辑的经纬,根据需要,精准地编织起来,并始终像电影剪辑一样,让读者在跟着故事走的同时,对时间轴有个准确的把握,这对特稿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这些彼此不断交错穿插的时间终于在某一个场景里相遇了:

参观完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后,雨势加大了,我们去了当地最高建筑的楼顶咖啡厅,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透过玻璃幕墙,她把自己当年学习、工作过的地方,1989年游行开始的地方一一指给我看。然后她驾车带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馆,在那里吃了一种奇怪的本地鱼……她的车里放着皮特的音乐,有一首歌,皮特用中文反复念着“夏日

长”,安佳问我那是什么。 “long summer!”她听了哈哈大笑,说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她的车里,帮她翻译那句她听了无数遍却不知其意的中文。我说,我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坐在一个德国女人的车里,听一个丹麦男人用中文唱歌。

这是记者对自己采访经过的一个叙述,却勾连起了大时代(马克思像)、主人公的回忆(学习、工作、游行)、现实中的重现(故地重游)、来自过去的一张旧物(皮特的CD)、当下(中国记者帮她翻译旧情人的歌词)。

在文章的结尾,这种相遇再次发生:

这一年的 11月 9日,柏林墙倒塌 20周年纪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来到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参加这里的庆祝活动。中途佳杰思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说中文,原来是一家中国的电台打电话给他,请他谈一谈“柏林墙倒塌 20年的意义”。

我试图在网上寻找那期节目的文稿,但没有找到。我很怀疑 5分钟的连线可以谈论哪些“意义”,正如我也怀疑自己写的故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遥远大陆上普通的人发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给我描述的一个场景,在柏林的车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看出了他们关系的不同寻常,问:

“发生了什么?”

“这是很长的故事。”

“没关系,前路漫漫,我有时间听。”

没错,前路漫漫,所以我也决定把他们写出来。就是这样。

特稿的主题,常常是重大事件,即使是偶发事件或草芥人物,也往往背后有其大时代,大逻辑。有深度的特稿,不但要求写作者需要相应的学养,也需要同样经得起考验的价值观。记者们常常开玩笑说,一次采访,三观尽毁,就是因为他们常常要面对世界最纷繁芜杂的部分,如果在思想上没有定力,确实很容易变成墙头草。

比如《中国制造:欲望时代的干露露们》,当时整个编辑部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常识:任何奇葩都是有土壤的。写干露露,剑之锋芒,应该指向整个社会,因此才有了《中国制造》这个标题。为了这组特稿,李宗陶不

但去了干露露的老家,采访了他的父母、祖父和村人,还跟她一起赴局,现场“观摩”了包括当地黑道在内的男人们设宴局、拉皮条、谈价钱的嘴脸,她采访她的幕后推手,采访播出母女对骂等爆红桥段的电视台嘉宾,报社评论员,这档电视台栏目的创办者和编导、这还不够,她还想方设法找到她的表妹、她的前男友、她的小学校长、中学校长和班主任……在掌握了这些素材之后的稿件,非常容易写成一篇狗血的残酷青春。节制廉价的同情,有时候比节制道德声讨更难。

——演出安排在凌晨零点过半。脸上有道长刀疤、臂上纹着大片刺青、腕上绕着佛珠的 Z哥执意要送母女回酒店休息。干露露的腕上也缠着一串佛珠。她一路都恹恹地,突然冒出一声要去附近某寺烧香时才显出精神。母亲说不行,第二天要赶广州的场子。“不!明天早上 6点起来,我自己打的去!”

——她把自己堆起来,画好了,去给男人们看。

——宵夜是火锅。干露露把巨辣的、滴着油的食物大块大块往嘴里塞,全然不顾脸上成片的小疙瘩和“肚子上的肉”;嚼到姜片之类“噗”一下吐出来,那些能下肚的统统像是她的仇人、是那些已经“翻篇儿过去”的往事,她把它们连骨带血吞了下去。她好像掩住了自己的眼耳,旁若无人埋头跟食物交战,用一种几乎是赌气的、自暴自弃的咀嚼来惩罚这个不高贵的夜晚。

——她希望媒体像对待章子怡、周迅,最好像消费范冰冰那样对她,在她铁了心“要成功”的路上推她一把而不是相反。她讨厌刨根问底,更讨厌记者写她“不漂亮”。“媒体才是婊子!”她脱口而出,抬高了声音——面对这个我已经看过她童年模样、听过她不少纯真往事的姑娘,我得费点力区分,哪部分是演戏,哪部分是真的——这一句,相信是她的肺腑之言。

特稿的奢侈,在于每一个细节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好的特稿作者往往都是迷恋细节的人。以下是我的同事卫毅的《生于“5·12”——四个地震遗腹子》,请看几处细节处理:

——这是 2008年初的春节,除了雪下得大一些,北川如同过往经年,静躺在沉默的群山之中。飘落的白雪看上去像是铺撒开去的面粉。很多年前就有人说过,北川仿佛夹在两片巨大的饺子皮中,说不定哪天就“包饺子”了。 “静默的群山”这样优美的字眼之后,大雪像撒面粉的比喻初看之下实在粗鄙,但看到下文“饺子皮”的戏言,就合理了。

——廖乾美的孩子叫王宇辰。巧合的是,这同样来自于拆开的“震”字。

但廖乾美把“雨”换成了“宇”,“因为‘宇’有个宝盖头,像是有个家护着。”四个地震遗腹子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来历,“有个家护着”尤其令人心酸。但如果记者不留意专门询问,就会错失这个细节。

——王宇辰 9个月大了,体重 16斤,偏轻。中饭时间快到时,王宇辰的外婆邓全秀在厨房里抱着孩子流泪。孩子的奶粉没多少了。一罐奶粉接近 200块钱,小孩一个月要吃四桶,这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板房区在前段时间发过一次奶粉。王宇辰吃了以后拉肚子。板房区是政府统一安排灾后救助的临时住房区。板房区发的奶粉,王宇辰吃了拉肚子。记者只陈述这一事实,一句话点到为止,既不引申,也不展开。

——在梦里,张建清可以回到地震前,回到 2008年那片没有收割的油菜地,她的老公席刚还欠他一个承诺,他说干完 5月 12日那天的话,要回家收油菜的。又一个 5月到来,现在已是 2009年的初夏,北川山下那些大片的油菜由绿色次第变成黄色,在风中来回摇摆。在新的四季轮回中,生命继续生长。丈夫承诺要回家收割油菜,但从那天起就再没回来。如今妻子肚子里的遗 腹子已经出生,北川山下的“油菜”变成生命轮回延续的意象。

我不觉得我可以给特稿想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只能从词源上寻找特稿的蛛丝马迹,作为舶来概念的“Feature”,本义是“特征、面貌、故事片”,而其词根“feat”,作为形容词是“灵巧、整洁、漂亮”,作为名词是“卓越的手艺,伟业”,至于那个表示“某种行为状态之结果”的后缀-ure,我宁可把它跟前面的“t”连接起来变成一个“ture(真实) ”。这些意思相加的总和,就是我心目中的特稿。

我想,特稿是在新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稿难写,但特稿好读,特稿是最大程度满足人性的新闻稿件。作为读者的人性,不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想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作为写作者的人性,掌握了某种手艺,就不再满足于只写“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

但是,当新媒体阅读成为趋势之后,快节奏、高压力下的人们正在逐渐丧失对长稿子的耐心,有时候,他们甚至只有一行标题的耐心,特稿在阅读环节也在渐渐变成一种奢侈品。媒体写作者不得不调适自己的写作来适应阅读心理的变化,在不放弃深度的前提下,缩短句子,减少关联词语,制作夺人眼球的导语或小标题,增加段落和分行,争取每过 5分钟就设置一个阅读的高潮点。我常常悲观地想象,也许有一天,特稿会消失,就像恐龙一样。纸质的媒体到那时候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由于特稿在表现方法上最接近电影,又允许比较长的制作周期,所以它也许最容易被多媒体化,当人们再读孟氏兄弟井下生还的时候,切实模拟了玉米地里的风声和矿井下的黑暗的视频音频甚至代入式的体验软件取代了我们平凡的书写。但人性并不会彻底改变,不管讲故事的手段怎么变,故事有自己的魅力和规律,它会发光。在未来未曾到来之前,我们这些手艺人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作者系穿越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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