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VS正确注意方式方法 孙旭阳：无力尽数展现,又以展现为业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2013年5月2日晚10时多，我摸进了两河村。没有月亮，村里的电灯也大部分熄了。我跌跌撞撞，看到残余的灯光就敲门求助，终于在20多分钟后，问到了任书婷家大致的方向。一位大叔指点我，“院子里通明的那家就是。”

在农村，临近午夜还灯光通明，要么是农忙时节抢收，要么就是死了人。任书婷家这晚的灯光，就是为逝者点亮。在此9天前发生的一起投毒案中，这位64岁的老妇先后失去了5岁的外孙女和4岁的孙女。

我进屋的时候，任书婷正低着头，接受两三个记者的群访，他们的身后，还有摄影记者拍照，闪光灯“喀嚓”作响。任书婷不时扬起头来号哭，白发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微微颤动。她的老伴也随着叹气掉泪。我蹲在他背后，试图为老两口拍几张照片，却一直对不准焦。

常规的截稿时间早就过了，连采访带写稿，我只有半个小时赶上签版。这让我非常焦急，一度想把任书婷叫出去，爽爽利利地问话。

我凑近任书婷，进屋子，“阿姨，我知道您现在很难受，可是我不得不打扰您。”接着便是，“我来得晚，能再谈谈两个小姑娘咋喝到毒鼠强的吗……”

任书婷没有抗拒，也不假思索，就像打开了一台电量不足的复读机，断断续续、抽抽泣泣地开始回忆案发经过。我如坐针毡地记录着，在心里不停劝慰自己，“很多记者都问过她，她或许已经麻木了，不那么伤心了……”

至今，9个多月过去了，我多次想起任书婷，还曾在此案开庭审理时重逢过。时日渐长，我也越来越怀疑当晚我赖以自我开脱的理由。3月8日，当马航MH370客机失联激起业内对采访家属的争议之后，我又想起了任书婷的白发和眼泪。

正确VS正确

3月8日中午，当马航飞机失联的消息曝出后，立即成为微博上的最热的话题。记者们也马上开始忙碌起来，有人赶往首都国际机场，有人着手联系有关部门和专家，还有人开始PS烛光图片。当然正如我们所见，还有人在争论此时去采访家属的是与非。

在这些争论中，媒体人石扉客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被广为转发，也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认可，复盘这场争论，石扉客此文无法绕过去。

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本身是一个很难反驳的论点。除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之类的事件，我确实想不出其他灾难现场可以让记者缺席。然而，出于基本的诚实和公平，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一个问题：家属齐聚的首都国际机场及之后的丽都酒店，是否属于“灾难现场”？

显然不是。或者说，两处最多属于见证或感受灾难的现场。在这里，你问不到“客机如何失踪”，只能问到“令尊是如何失联的”。17天来的事实证明，失联者家属获取信息的渠道，远远不如媒体。这点，其实在事发初期也可以预判。当然，真正的灾难现场当时无法确定，至笔者写此稿的今天（3月25日）也疑窦重重。但这些，都不构成指认家属集聚地为“灾难现场”的理由。

话又说回来，媒体当时派人去守家属倒也无可厚非，从采编流程来说，属于常规动作，只是没必要以“灾难现场”这种说辞来赋予合理性。因为，基本概念淆乱，必将造成讨论前提的各自表述，最终导致讨论荒腔走板。

在这场讨论中，我发现存在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那就是以“正确VS正确”，正方宣示媒体的报道权（牵带公众的知情权），反方则主张乘客家属的隐私权，痛斥媒体侵入这些不幸者的生活。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在各说各话、鸡同鸭讲，权利和道德大词满天飞，形同一场失败的演讲比赛。

“注意方式方法”

毋庸讳言，我更多地站在反方这边。首先，如上所述，我不认为家属集聚地属于所谓“灾难现场”；第二，我认为对媒体记者的批评，是基于记者在机场和丽都酒店的表现，包括可以预判的表现，而非认为记者无权采访灾难；第三，我认为知情权有受的一方，就有授的一方，授受必须有可以信服的理由，我不认为媒体和公众可以向乘客家属行使所谓知情权，这既荒诞又残忍。正如我认为，任书婷老人那晚完全有权不接受我的采访。

对第二点，我注意到了同行的不同意见。石扉客在文中认为，“采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他援引李小萌的建议，“如要控制情绪，要把握时机，要慎用镜头等”；央视记者王志安认为，“类似空难这种灾难，家属不受媒体记者的近距离打扰，是技术安排内容。比如，设立媒体警戒线，只容许在警戒线外拍摄（有家属愿意接受你的邀约，私下接受采访，这是另一回事）。媒体警戒线的设立，是权衡媒介和家属两者权力很好的方法。中国的许多事情，是缺乏技术规范，而网民总是喜欢讨论宏大问题。”

不能不承认两位说得都有些道理，但细究之下，却也不乏漏洞。以完善的建议和主张来修补事实的不尽如人意，很容易在现实中沦为诡辩。比如以“新型城镇化”为大范围强拆开路、以“和谐式执法”来为城管正名等等。在此事中，无论“注意方式方法”，还是“控制情绪、把握时机、慎用镜头”的主语都是记者，所以其更多属于承诺，而非解释和辩护。承诺一要看承诺者是否得到了足够的授权，二要在承诺得以履行之后，才够得上对批评的回应。

可是，现场究竟如何呢？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发微博说，事发初期，上百名记者围堵门外，只有有人出来就围上去问是否家属，得到肯定回答就连珠炮地提问，家属哭喊“别问了”。郑州晚报记者张翼飞发微博说，在丽都酒店，两名女家属恳请记者们：“不要拍照好吗？我们的照片都满天飞了，我们很难受。”在场的镜头都放了下来。尽管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但至少说明两位女家属已不堪其扰。

现场的混乱，其实远超两位同行所述，以至于后来有家属与记者发生肢体冲突。如果说反方的质疑正是针对这些乱象，又有何不当？我不否认大家都“注意方式方法”的话，场面会好看很多。可是，你既然无权又无法统帅约束所有现场记者，那么所作的承诺究竟有多少价值，就值得怀疑了。

王志安的观点也可作如是观。“技术安排”得当的话，当然很好。可是，咱这不是没有这种“技术安排”吗？反方批评的正是“技术安排”缺位所导致的乱象，你却以有了“技术安排”就不会这么乱来回应，妥否？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我第一次见任书婷的那个晚上。事后回想，如果在场记者达成共识，由采访过的同行把所得转述给我，我就可以不用再问得任书婷老泪纵横。我再如此帮助在我之后赶到的其他记者，任书婷也可以免受更多伤害。可这可能吗？至少，我不能代替任书婷站到摄像机前吧。

向家属行使知情权？

那么，即使有了所谓“技术安排”，也“注意方式方法”，是否就如石扉客所说，“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就是灾难的一部分。媒体以最快的速度来揭示信息，挖掘隐情，是媒体的天职，也是公众知情权的天然组成部分。”

不少媒体同行也持相同或相似观点。对此，我不敢苟同。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如果归属公众知情权范畴的话，那么这项权利又从何而来呢？所有人类权利都由人类赋予，谁又赋予了公众此项知情权？此知情权属于公众的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乃至其他什么权利？

石扉客没有明确定义“揭示信息，挖掘隐情”中“信息”和“隐情”的具体所指。但我认为，他将灾难过程和原因，与当事人及家属的痛苦眼泪并列，并不恰当。灾难过程和原因涉及公共利益，马航一架波音客机不明失联，与马航所有乘客和全球波音客机乘客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这也是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对每一起空难都要穷根究底的原因。但失联者家属的痛苦和眼泪，又关媒体和公众什么事呢？

公众或者说媒体预设的公众的知情欲望，并不一定构成知情权。当马航客机失联消息传来，有多少记者赶往首都国际机场，就有更多的人在屏幕前等待对家属的采访报道，双方可取所需原本无可厚非，但向家属行使知情权，窃以为过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披露遇难家属的悲伤，展示命运的无常，可以激起人们的共情，成为追问事故原因，倒逼追责的强大力量。这不能说毫无道理，也是中国媒体对灾难新闻的常见操作理念。在马航客机失联的系列报道中，却成为了中国媒体通盘溃败的一大原因。

展示悲伤，当然可以激起共情，但追问事故原因进而倒逼追责的前提，必须是共情者对信息和政治资源的足够掌握。否则，此论即属于轻率承诺，而轻诺者必寡信。政治资源且不说，从披露信息的角度，中国媒体在这次事故中做得如何，好像不用我赘言了。几乎所有具备倒逼价值的信息，都是西方媒体率先披露。

然而，我还是支持向机场和丽都酒店派记者，如果我接到这单任务，也会毫不犹豫地赶过去。我肯定无法做到南都周刊记者@文三娃 那样，“这17天里，接触过三位马航失联航班中国籍旅客的家属。没拍照，没做报道。默默陪着他们的一起煎熬。”但我会心怀歉疚，我会提醒自己，对家属的采访仰仗的是陌生人和不幸者的慈悲，而非硬得可以砸人的“知情权”。

入行十年，我采访过的死伤事故并不少，在我看来，每一次对受害者或家属的采访，都会造成附加的伤害，几乎毫无例外。拿任书婷来说，除非她情感完全麻木，否则，谁向她提起孙女和外孙女，她都会失控。

这便是我们的工作，永远对人类的苦难犯有原罪：既无力尽数展现，却又以展现为业。对采访对象来说，他们对我们的接受和拒绝，因为采访所造成的伤害和收获，并无截然的分界线，即使保证家属“知情并同意”，即使讲究“方式方法”。

永不抵达的真相

在马航客机失联系列报道中，需要反思的还有中国媒体一贯对灾难受害者的特稿式报道。在汶川地震中，很多纸媒都做了大量的逝者报道。我当时所在的《新京报》，还做了一份专刊。业内对这条套路的熟稔，使得部分在3年前赴日本参与地震报道的同行回国后放言，认为日本媒体在这方面做得很一般。

我请教过好几位去过日本的同行，在他们的印象中，日本媒体很少描写灾难中的生离死别、人性闪光，或者死者生前的音容笑貌等。日本媒体下力气最大的，是救灾的资讯，比如24小时动态报道。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灾难中的人性报道，究竟有何价值？

想来想去，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之前也写过不少此类稿件，但这类稿件的价值非常有限，其充斥的善意和温情，以及对灾难的戏剧化描述，几乎可以归入“黄色新闻”范畴。无论是煽情还是窥私，它们都是受众的情感消费品，在信息市场和言论市场，都难以自立。

最近，我先后读了《纽约时报》对法航447航班，和马航MH370航班的长篇报道。两篇报道也都涉及了遇难者及其家属，除了描述的克制之外。两报道都守着一条：对卷入其中人物的言行的描写，都是为了空难事件本身服务。

任何一个死者，生前都难免可感，死后也有所可叹；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都会心怀哀伤。深挖这些，显然失去了灾难新闻报道的焦点，那就是“灾难何以发生”。只有搞清楚了这个，才能避免更多的灾难。媒体之于人类的价值，正是在此。当然，你可以说做新闻有主菜，也得有小炒。可是，多少年过去了，你的主菜一直做不出来，即使端上来也很难吃，还能以此自辩吗？

这就不得不提《中国青年报》在“7·21”事故后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稿子固然是好稿子，但也确实被拔高了。媒体之所以报道两位年轻的逝者，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们死于这场动车事故。那么，他们生前的如何如何，与他们遭遇飞来横祸，除了时间有先后，有何逻辑关系？

同样的问题，可以抛给《南方人物周刊》在马航客机失联中的报道《第84号乘客》。此文刊发后，我与该刊的一名记者私信交流过，提出了疑问。她的回答是，电视台一开始报道乘客名单时，曾在这位乘客的姓名上打了马赛克。我也在部门周会中与同事讨论。有同事认为，该乘客的特殊性，让其曾遭受不公正的猜疑，媒体的报道可以释疑，甚至弥合一些东西。

她们都没有说服我。在我看来，无论电视台最初打马赛克有何考虑，都很难成为报道这位乘客私人生活的理由，因为在网上，很容易查到他的名字。至于媒体帮其脱敏甚至弥合之类的，也逃不出“轻诺者必寡信”的怪圈。这即使算得上媒体的责任之一，也远超媒体的能力。

在我看来，此类报道先天新闻价值的缺失和缺损，使得其必须汲取更多的背景信息，通过受众的脑补，打扮成隐喻的模样，形成一种“你懂的”的语境，才勉强自洽。它们最引人注目的，只能是煽情。这与发家属涕泗横流、呼天抢地的照片毫无二致。我不敢说这样做新闻有多大错，但我很难赞同。

当然，受资源、经验和报道尺度所限，中国媒体与西方同行比，刚起步便有太多的劣势，但受众没义务倾听这样的辩护。中国媒体更应直面现实问题，不能以制造隐喻为追求和荣耀。否则，你这次是《永不抵达的列车》，下次说不定就成了《花谢旧金山》。

3月8日上午，衔命奔向机场的记者，可能很多人都计划着寻找一个或几个煽情故事，所以，他们不得不先按捺住自己的同情心，不讲“方式方法”地围堵家属。也有同行说，大批记者在场，有助于家属维权，这显然搞错了记者的职业定位，又在轻率许诺：

单位给你报销去机场的出租车票，是派你去帮家属维权吗？（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正确VS正确注意方式方法 孙旭阳：无力尽数展现,又以展现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