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与成长光荣与梦想 罗昌平：勇敢而可持续地讲真话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2012年 5月 13日，南京。罗昌平出现在《南方周末》2011年度传媒致敬现场。

这是他第四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也是此次访谈的起因。一个 80后，成名多年，“不玩花活”，在担任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杂志高管后仍然笔耕不辍，针对公共事件频频发声，影响广泛。本刊想借此一窥新生代传媒中坚的价值观和职业观，以及他们的彷徨与成长、光荣与梦想。

在这篇访谈稿中，或可见到以下几个关键词：

一是独立。独立，是罗昌平最为看重的新闻素养，“独立是最重要的，不仅是独立的身份，还有独立的思考”。独立，其实是百年来中国报人，一直试图坚守但求之而不得的报业品格。从邵飘萍的《京报》，张季鸾的《大公报》到储安平的《观察》，独立，始终是一个若有若无的春梦。春梦无痕，雁过留声。所幸梦醒后还有人在延续这样的梦想和追求。

二是纯粹。今天是一个新闻层出不穷的时代，也是一个新闻人与日俱增的时代，但是，纯粹的新闻人，仿佛长江里的刀鱼，日渐稀少。“注定为新闻而生”，是江艺平对罗昌平的评价。言下之意，正是说罗昌平对于新闻的纯粹。罗昌平说：“在《财经》的高管层中，我也算一个特例，就是从不参加除新闻业务以外的其它事宜，纯粹了，就有更多的心思来做业务。”多少名记载浮载沉，最后泯然众人，正是过不了红尘中名利二关。

三是抱负。很多新闻人现在都不再谈新闻理想，只谈专业主义。这是对于侈谈理想的反动，当然不错。但不谈理想，并不表示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罗昌平真的能够放弃稳定职业北漂？能够没了职位少了一半工资再从记者做起？哪怕是“当时从学水利工程建筑到做新闻，跨界这幺大，完全是巧合，其实就是为了一个饭碗”。饭碗，这也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理想。理想如岩浆，只在地底奔突。

调查记者的转型，经常引起讨论。甚至有人说做调查记者不能很好转型的，最好不要误了女孩子。今天转型成功的，往往是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比如王克勤，比如赵世龙，李海鹏也做主编了。但从长远来看，持续不断地系统提升自己，也会是另一条“终南捷径”。罗昌平说，他想创立一门“法经新闻学”。人各有志，但向上一途别无歧路。

四是幸福。“苦逼”，在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成了很多新闻人口中“出镜”频频的一个词。是自嘲？还是调侃？也许它反映了一个时代舆论生态、媒体环境的变迁。然而西哲有言，透过窗户，有人看见繁星，有人只见泥泞。罗昌平自承，“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可以奋斗的方向和可以回去的故乡“。说的莫不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且走近罗昌平。

码字工头

南方传媒研究（以下简称“南”）：从一名调查记者到《财经》副主编，职位有变动，工作重心有变化吗？《再问央视大火》后鲜见你写新闻稿了。

罗昌平（以下简称“罗”）：目标没有变化，就是让更好的新闻报道得以发表；但工作重心变了，打个比方，以前自己是流水线作业中的一员，现在是要控制并监管这条流水线的流程、质量与风险。当记者很纯粹，采访、研究、写作，其他时间都是自由的，现在这些事情也要做，但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了协调与善后上。

通俗一点讲，以前是码字工人，现在是码字工头，还在劳动第一线，但责任更大了。

2010年写过《再问央视大火》，2011年写了《公共裙带》，但这些只能算是记者时代的存量稿件；增量稿件还在积累中，不知有没有机会发表。目前我除了负责《财经》的法治、社会、突发、调查等，今年新增了《LENS视觉》的国内新闻，这是一本成长迅速的杂志，将两个平台打通，既能更好地覆盖热点，也能在题材文本上做些突破。但这也考虑管理，对于我个人而言，一是采访时间少了，二是不便与记者去抢题材，有些报道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甚至重写，但不参与署名。我的目标是三五年能有一篇独家重磅的报道，采写时间非常长，事情足够大，而且不会与记者直接产生冲突。

南：你在《新京报的“核心”之道》中提到，李列去职时，大家一起“在结冰的湖面并行前进”，今天的工作还是如履薄冰？

罗：太多的前辈与同事去职或被去职，我都会一一相送。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也会这样，这个不能想，想了也没用。我先后经历了 2005年《新京报》与 2009年《财经》的两次新闻界重大地震，许多事情近距离观察了，明白更多，有些事情要来了，你挡也挡不住。如履薄冰，这是每一个新闻总编们必备的心态。

总编辑就是避孕套，小弟们出了事你得给兜着，还要懂得适度的预防与如何渡过难关。我说过要“勇敢而持续地讲真话”，两层意思，不仅要敢于讲真话，而且要“可持续”。做到这一点很难，但看着前辈们的经历，只能努力，因为接力棒开始传递到我们手里了。

南：享受工作吗？工作上有没有孤独感挫折感？

罗：痛并快乐着。所谓的“无冕之王”，更多时候是“无眠之王”。受了上头的气，跟下面解释不畅，只能自己承担；发不出稿子，就有挫败感。

老婆“大姨妈”来时，情绪不稳定，我们可能会拌嘴吵架，通常我让着她。我也有“大姨妈”，而且周期更快，是按杂志出版的双周计算的，也就是每次发稿的那几天，心情波动很大。糟糕的是政治周期下审查也有“大姨妈”，来得更快更频繁。这三个周期叠加在一起，就是当下，自然是最艰难的时候。我和老婆之间，可以提前预告，事先提防相让，但跟政治周期没法提醒吧？

当然，很多稿子还是发出来了，高兴啊，这种高兴能抵消之前所有的不快乐。

执意纯粹

南：在《南方人物周刊》时代青年领袖特刊上，刊发了一张你骑在墙上的图，让人印象很深。是摆拍的吗？

罗：肯定的！我恨不得墙角多个洞，钻进去躲一会。我惧怕“领袖”这个词，怪怪的，再看那照片就是“仰望星空”，我那帮哥们至今会笑话我领了一个“仰望星空奖”。我跟摄影师说，能不能拍自然一点的？他说“这个我说了算”。

南：照片上你是要越墙而出，还是骑墙看景，或者是准备看看风景后再把跨出去的脚缩回墙内？

罗：那是一连串的动作，墙在眼前，摄影师在反面，我先助跑，一只脚撑一下墙，双手借力，在墙头略一停顿，身子马上翻墙过去，摄影师就抓拍其中的一个瞬间。来回几次，大汗，就当锻炼身体。

南：但在读者看来这更像是一个隐喻。做新闻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尤其是硬调查？你曾经说过，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调查记者，“只要稿子能发出来，愿意背负所有的骂名”。

罗：翻墙算是一个隐喻吧。记者既要有翻越的勇气，也需要体能上的爆发力。当然，还有你所说的骑墙看景，在这里看到的风景不一样。

《财经》要求记者掌握三把斧，一是采访，二是研究，三是写作。有人认为写作是《财经》的弱项，我承认我们一些报道可以有更好的文本，但简洁的文本更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而在采访与研究上，我们在努力做第一。

将自己定位为一名调查记者，就是不能脱离新闻一线。成为新闻机构的高管是目前的记者出路之一，但不少人进入管理层后，就不再写了，采访更谈不上，这种行政官僚化趋势对新闻业界的伤害其实很大的。我做管理更多是唯下，就是对记者负责，对读者负责，不仅要维护好这个监督平台，还需要培养团队。管理者不能是“千手观音”，记者的手脚能帮你延展更大的能量，但不能以你为中心，需要考虑团队中每个人的参与度和成就感。

我带的这个团队很稳定，流失率非常低，目标也高度一致。在《财经》的高管层中，我也算一个特例，就是从不参加除新闻业务以外的其他事宜，纯粹了，就有更多的心思来做业务。

职业计划

南：去年以来你发表了《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郭氏新闻漩涡》，从这两篇新闻理论研究文章来看，你似乎在很努力地从学理上充实自己，并以之认识社会？其实从《递罪》的书名来看，其实你早就已经开始试图对事件、事实进行理论升华（规律发现）了，这是为了便于传播，还是成长的必然？或者说，你早就不满足于仅仅对事实的呈现和简单的分析判断，而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认知框架？

罗：无论“递罪”，还是“穹顶效应”，都是我新提出的概念，在学界和业界也获得好评。这是我根据职务变化做的一些转型。比如《王立军事件穹顶效应》，当时看了一些媒体关于王立军的报道，不理想，我急了，自己花了三天时间写了这篇文章。将新闻报道改成传播理论研究，这样盖过了题材的敏感，送审过程一个字也没改，而且所有的新闻要素都包括在里头。我觉得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现在，我确实不提倡简单的揭黑，因为最黑的程度国人都可能见过了，再做这些个案不过是重复，除非是新记者，不然老记者们都已经“审丑疲劳”。那么，现在可不可以再深一步，从多个专业角度入手，分析为什么这样？能不能避免？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认知并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寻求可操作性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要做的尝试。

我有一个职业计划，就是创立并推广“法经新闻学”，这是横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新闻实践工具，如果更难一点，再增加一些大历史观。当下问题的复杂性已非单一观察视点可能解决，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这个研究与实践。我们的财经奖学金班，从去年起就新增了一个“法经班”。

南：你认为新闻调查需要哪些基本素养？

罗：独立、好奇、勤奋，富有同情心并能约束自我，精通各种分享方式，拥有多种释压技巧。

我对“调查记者”的定义是，一种以扒粪、揭黑为主业并附带毙稿、撤职及跨省的类“临时工”的高风险工种。好奇、勤奋是获得信息的基础，独立、释压和自我约束是护身符，而分享方式包括文字、影像和演讲等，新媒体时代正是这些工具的综合运用。

南：最重要的是哪点？请结合你自身的经历来谈。罗：独立是最重要的，不仅是独立的身份，还有独立的思考。

2006年至今，我进了一家新闻机构，它叫《财经》杂志；2012年，我又进了一家学校，它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不是巧合。本来有很多的选择，但我最终的这两次选择，也决定了我能做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东西。这正是独立所带来的。

俯仰无愧

南：在《财经》的安元鼎报道出来后，曾经有过一场“虚惊”。如果那是真的？你会恐惧吗？有过最坏的打算没有？

罗：那次我和老婆很平和地应对了。此前一年还发生过一件事。我被警察从家带走，警察上门时是晚上 11点多，我再被送回家是凌晨 3点多，开门我看到老婆都睡觉了。我问她怎么睡得着？不担心我？她说你又没犯法，也没干过坏事，担心什么！哈哈。

我们俩商量过的最坏打算，大不了回湖南老家。那种日子未必比现在更坏，呵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可以奋斗的方向和可以回去的故乡。目前这两点我都有。

南：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恐惧的时刻？怎么克服它？

罗：没有。有人拨通了我家的座机号码，“你《再问央视大火》发表后，说：已经断了我们的财路，小心你的命。”这个固定电话是用前女友的名字登记的，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也从未告诉外人，是跟老家的亲人联系。对这我非常生气，不久注销这台电话。

安元鼎事件发生当晚，我凌晨 1点去见警察，不见他们不走，警察当着我老板的面说你家住在 XX家园 XX楼 X单元。这让我又气又好笑，但不怕。而且我相信，目前中国的状况主要是封杀稿子，还没有恶劣到要记者生命的程度。

焦虑是时常有的。不仅磨稿子的过程，还有稿子出来后，会接到无数的电话，有些是被监督对象骂你，有些是主动报料的骂你，等等等。赞誉跟辱骂一起到来，心情就跟潮涨潮落。

南：这些年下来，你认为自己坚持下来的支柱和依仗是什么？

罗：我一向愧谈新闻理想，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这东西。当时从学水利工程建筑到做新闻，跨界这么大，完全是巧合，其实就是为了一个饭碗。我非常清楚这个行当发不了财，但入行门槛低，而且自由。我做新闻的原动力第一点是关注政治，湖南人有这种立体文化，二是与互联网同步发展起来的分享意识——也就是说，我好奇那些政治八卦，也乐意与大家分享，还能将此当作工作，这跟新闻理想没关系。

在悲观中乐观

南：老兵一度成为热词。新闻老兵却很罕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记者只是一碗青春饭？怎么看当下的新闻界？有期望吗？还是很悲观？

罗：感觉上悲观为主，行动上乐观至上。我们的审查制度导致新闻行业呈现出“优汰定律”，就是好的记者反倒会面临更大的淘汰机率。其次是薪酬体制，它无法让上了年纪的人获得生活上与心理上的保障。

现在，我更喜欢年长的善于独立思考的记者，甚至尝试着请回一些兄长与我共事，因为他们的阅历太宝贵了。不过，我也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与薪金。

新闻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影响现在，二是记录历史。我觉得它的最大功能还是后者，记录历史的碎片，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归纳总结。比如今年发生的王立军事件、陈光诚事件，这是两个新闻缺口，传统媒体基本缺席，新媒体传播工具在影响事情进展，作为职业新闻人，我们如何面对历史？

人一辈子应该专注做一件事，这样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我建议年轻人从一开始就选定一个行业，选取其中最好的平台，踏踏实实做一辈子。你想“影响现在”，功利性冲动一旦增多，自然会削弱“记录历史”的更宏大目标。

彷徨与成长光荣与梦想 罗昌平：勇敢而可持续地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