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  张英：《农村自杀者档案》背后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每年，《南方周末》文化版有个规定动作，中国文化原创榜，点评总结每一年的图书，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

在做2012年的点评、回顾时，我发现了孙惠芬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生死十日谈》。当时一读，这本近乎非虚构手法写就的小说，呈现了10个自杀家庭的生活现场，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当下农民的生命状态，让我特别震惊。

在我的回顾文章见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给我微博私信，说图书单行本将由她们出版。在此后的电话里，我提出了采访作者孙惠芬及书里提到的贾树华教授及其团队。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前，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抹黑，有负面影响。中国作协召开的研讨会，孙惠芬都很低调，她甚至为此隐去庄河地名。从官方层面来看，中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第一大自杀国后，2010年后中国官方不再对外公布全国每年自杀者的统计数据，把它列为机密。中国基层组织，也不再为学术界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便利。这使得中国的自杀研究非常艰难，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人为地成为一个敏感的研究项目。

经过反复沟通，孙惠芬和贾树华最终答应接受采访。

贾树华

“农民兄弟姐妹以为我们不是有病，就是吃饱撑着了，竟然有人兴师动众的来问自杀死亡了的人那么多问题？从开始怀疑动机到害怕受伤害或揭疮疤，到最后勉强接受、到明白和解脱，到最后只要有自杀死亡或意外伤害，就请我们去那个丧亲家里去看看。”

从2011起，贾树华带领她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团队，在家乡大连庄河，前后进行了4个“农村自杀者及其家庭影响”的学术项目研究。

贾树华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引起这位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农村题材女作家，对农村自杀现场的关注与关切”，因为她连续投入12年的自杀研究项目，做得很累，却没太多人关注。

贾树华做了13年的自杀学术研究。原本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公共预防医学的贾树华，1987年，被分配到大连医科大学当教师，先后从事医学统计学、医学心理学，后来又转向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工作19年里，她在职读完了精神流行病学硕士和健康心理学博士。作为精神病学主任医师和临床心理专家，她每周都要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心理门诊坐诊半天。

在此期间，她的老师姜潮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UNY）访学，请她帮忙调查收集一下大连地区自杀数据。

贾树华跑到大连市统计局查询，统计局的人说，正常死亡还管不过来呢，自杀是自己想死的，统计局不管自杀的数据。她又跑到市卫生防疫站，防疫站即现在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也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统计，自杀被统统划在意外死亡栏目里，没有专门单列的数据。

后来贾树华跑到大连市的五所市级综合医院和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花了一个月，调查收集到了19例医院急诊室抢救过的自杀未遂者的数据信息，按照男女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和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收入、自杀意图以及自杀方式、抢救医治情况等问题的数据信息，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报告，发到了美国。

姜潮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张杰博士和正在布法罗大学做客座教授的北师大社会心理学教授金盛华博士一看，“特别兴奋，第一次看到真实可信的中国自杀的第一手资料和基础数据”。

通过这个调查报告，贾树华先后于1999年和2000年两次赴美国参加了第33、34届美国自杀预防协会的学术年会；2000年至2001年，作为张杰主持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精神卫生项目（NIMH）“中国自杀研究进展”（2000-2002年）课题的现场负责人，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的自杀研究与预防中心做访问学者，跟随世界著名的老年自杀研究专家YeatesConwell博士学习，与世界各国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一同接受自杀研究的心理解剖方法训练，并完成了NIMH课题有关“意外伤害死亡者心理解剖研究”的基础问卷和研究方案。

贾树华从美国回来后，主持完成了66例自杀死亡者及其对照者的两个知情人共330个心理解剖访谈，足迹遍布大连市庄河和金州两个县市区的每一个村庄的自杀者家庭。无论是农村自杀死亡者的研究，还是自杀遗族的心理救助，或是在门诊进行的抑郁症和自杀未遂患者的心理干预治疗中，贾树华深有感触：“我理解每一个自杀者那份在冲突下的压力和绝望，我也能够体会得到自杀者亲友和遗族们，那难以言表的内心悲凉和苦难的现实，甚至我都能够触摸的到，连他们自己都看不到的，将终生环绕他们的自杀丧亲的阴霾，但我更加体会到自杀研究，尤其是农村自杀死亡研究的艰难困苦及其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孙惠芬

“自杀是中国农村隐秘的伤口，深藏在农村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下，只有在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些伤口才显露出来“。

孙惠芬的介入，是因为贾树华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NSFC81071112，2011-2013）。

孙惠芬和丈夫跟随着调研组一家家地进行访谈，前后跑了10天，共探访二十几个自杀家庭。她小说收集的故事，一部分是亲身随访，另外一部分，是在电视台工作的丈夫，50多个小时的视频素材。

从贾树华邀请到真正参与调查，孙惠芬犹豫了很久。“如果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动员，我很难跨出这一步。但这次出门，确实改变了我对家乡的态度，厘清了我跟家乡的关系：她对于我，已经不再是怀念和怀想，而是真实的疼痛。在这疼痛的关系里，我看到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伤口，打开伤口，时代的剧变便尽现眼前。”

《生死十日谈》让孙惠芬走出家门，走进了现实大地，面对那些她不知道的事情。从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5年时间，庄河自杀者高达500多例。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

有一天，一位当地官员朋友问孙惠芬，回老家忙什么。她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眼睛问，谁自杀了？她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人自杀。官员很惊讶：“很多？我怎么没听说？”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归于寂然。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所以几乎无人关注，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没有社会组织和机构去帮助他们。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

为了了解今天的乡村，孙惠芬曾下乡挂职两年。“我对乡村的想象只建立在回忆中，而依着回忆去写当下，怎么都不对劲，笔很艰涩，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后来在中国作协和省作协的努力下，得到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发了一个文，让我回老家农村经济发展局挂职两年。”

写小说时，孙惠芬发现原始讲述的局限：“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心理学的访谈问卷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后来，她采取了虚构手法，虚实结合，写出了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给评论家出了个难题。中国作协评论部主任李朝全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想把这个作品列入报告文学排行榜，孙惠芬则在电话里告知他有很多虚构的部分，会伤害到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最终，《生死十日谈》出版时，打的是“长篇小说”的标签。

采访者

“我国农村青年自杀率，尤其是农村女性（15-34岁）和全人口整体自杀率，自2000年以后呈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很高水平运行；农村中年人（35-64岁）自杀率总体相对不变；更大的问题是65岁以上的老年自杀率在过去30年中不间断地呈急剧上升的态势，几近世界老年自杀率最高的日本”。

在做采访提纲时，我发现，至今，我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全国统一自杀死亡及其他意外死亡数据报告系统。所有可见的自杀的数据信息，主要基于官方统计的死亡登记和有关自杀行为的流行学专项研究获得的。

而官方数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数据系统，一是卫生部所提供的各省市部分地区垂直的死亡登记数据报表，二是中国CDC建立的全国疾病监测点的死亡登记报告。但官方登记的数据很难准确，因为一是我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死亡原因的医学检查和报告系统，死亡原因主要靠临终治疗和所接触的医生或死者家人亲友的报告。

此外，我国迄今尚无一个有效的全国死亡登记系统，国家统计报告的数据只是全人口的10%；加上我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对自杀隐匿否定甚至歧视的态度，使很多自杀

行为和自杀死亡真相常被家属所隐瞒而使数据被低估。目前只有自杀的性别和年龄时点对比资料的研究报告，仍然没有自杀的年发生情况的报告数据，尚无法看到自杀率的走向和发展趋势。

只有政府才有准确的数据。需要人口和卫生部的一个工作细则，完善我国各级政府现有的死亡和疾病统计报告系统，细化各地人口卫生统计报告系统中的死亡类别：包括车祸死亡、自杀死亡以及其他意外死亡及其具体死因的分类填报系统，只要认真一点点，就可以随时动态地监测全国各省市和地区各群体的意外死亡包括自杀死亡的情况和数据信息，很好地预防自杀和意外死亡。

我在庄河的几天里，走访了一些自杀者家庭，把他们的故事，写在了新闻报道里。

“我发现中国城市的自杀未遂的主要原因是属于危机应对不能活应对失败，尤其是当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应对不能，即把自杀当成一个逃避生活问题和解决内心冲突和危机的途径之一。而农民走投无路就用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绝望或抗争。这是中国社会教育的缺失和精神卫生发展的落后。

因为，农村多数自杀者，并不是想真的死去，只不过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不良应对方式，目前的中国农民要面对诸多难以抗拒的社会问题，如土地流转、房屋拆迁、移民、夫妻感情或离婚等问题，一旦不能公平合理的解决，他们往往会以自杀和压抑来抗争。

十几年的现场研究和自杀遗族的心理晤谈经历，和科学研究推论到最后，中国的自杀，并不是一个医学问题，根本就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面对如此之多的自杀死亡者遗族和自杀未遂的患者，我所看到的都是自杀行为背后的危机应对、心理健康、生命尊重的教育、宗教信仰甚至是社会经济等民生民计和全民教育等问题，无不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问题。“

我知道，我的报道刊出，不会改变现实，这些农村自杀现象和自杀者家庭的心理问题，永远不会消失。（作者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

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图书  张英：《农村自杀者档案》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