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照下像一个可怕的魅影 赵孟：我为什么关心独龙江自杀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的一个村子里，围着火塘听李林高讲述他的3次自杀经历。李林高是我在独龙江采访期间的翻译，他是一个24岁的独龙族小伙儿。独龙江位于云南省西北角，4000多人的独龙族被围困在两边3000多米高的大山里，进出只有一条通道，且半年内道路会被大雪封堵，独龙江便与世隔绝。

这里也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糟糕的交通成为掣肘当地发展的直接因素，许多青年人终其一生只能与大山和江河搏斗，山外的县城往往是他们到过最远的地方。但林高是幸运的，他甚至去昆明读过书，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谈吐和见识都与这里的人迥异，但他现在的生活却和村里没读书的青年无异。

那天晚上他喝了一些啤酒，说到难受的地方，他挥舞着酒瓶痛哭流涕。他说到父亲的早逝、昆明读书的不易、回到独龙江的迷惘，说到他寻死的原因和经过。我渐渐对他感到陌生起来，他再不像平日那个礼貌得有些胆小的孩子。我试图安慰他，可在酒精刺激下他的情绪逐渐失控，哭声最终变成吼叫，而后摇摇晃晃站起身狠狠地甩着膀子，在火光的映照下像一个可怕的魅影。

一

次年春天，我回到昆明，那一夜的场景却不时闪现在脑海里。我为这个年轻人深藏的痛苦而揪心，更为这里如此大面积的自杀却被无视感到震惊。随后，我写了十多万字的关于独龙江的文字，囿于种种原因却未触碰自杀的话题。这似乎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直到今年6月，在我采访过的迪政当村，一个月内连续3人自杀，我意识到这一问题不能再被无视，遂第三次前往独龙江，采写了“西南秘境深陷自杀怪圈”的报道。 

时至今日，我并不认为我的观察和思考破译了独龙江自杀的密码。记者毕竟不同于学者，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做到论文要求的深度，因此所谓深度报道，不过是更为细致、客观和全面地呈现事实罢了。这也正是新闻报道的应有之义——如实揭示问题，迫使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重视。 

由于之前已经两次前往独龙江，且第一次在当地待了近半年，各种素材已有相当积累，这次前后只在独龙江待了一周。我采访了最近3名自杀者的亲属和村民，询问他们的短暂一生中的故事，梳理他们出事前的蛛丝马迹——这往往是此类报告记者最常用的做法。但他们的一生几乎找不到有价值的故事，单薄的人生除了田间劳动就是打猎捕鱼，独龙人没有外出打工的习惯，偶尔需要变卖农产品才会到县城。换掉名字和年龄，所有人的故事都是一个版本。 

采访结束后，写稿成为一个难产的过程。这大概是我写过的最痛苦的一篇稿子，我在贡山县城的小旅馆来回踱步，试图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可即使那时我仍没有动过哪怕一丝自杀的念头。那么他们呢，是怎样的疼痛才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一个群体前仆后继奔向死亡？亦或许，我的推测完全错了，死亡在他们看来本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无需大惊小怪。 

几番权衡，我选择了最初的判断——我不认为独龙人普遍漠视生命，他们或许遭遇了我们无法看见的心理危机，这也成为报道的最终指向——没有人能破译这些非正常死亡背后的密码，但凶险的自然环境、封闭的社会观念、泛滥的酗酒文化，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在外力介入下不断崩溃瓦解，却是所有死者遭遇的共同现实。 

这有赖于我搜集到的丰富素材，经过对历年自杀人数、男女比例、区域分布的比对后，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虽然自杀在独龙江历史上都较为频繁，但1999年和2009年是两个关键节点，节点之后自杀人数迅速上升。而1999年，进出独龙江的唯一公路打通，外来文化开始进入；而2009年，大规模的扶贫项目展开，大量外来者涌入封闭的峡谷。 

从地域上看，北部的迪政当村自杀人数最多，那里也最为封闭；下游的钦郎当几乎找不到自杀者，这里与缅甸交流频繁，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淫。而乡政府所在地孔当，自杀人数亦较多，这里也是外来人口的集散地。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 

二 

照例说，这样的“猛料”理应上头条，但遗憾的是，稿子只是刊发在《东方早报》上，并未上传电子版。而当时“澎湃新闻”并未上线，稿子传播受到极大限制。 

这让人颇为伤心。每个记者都希望自己的稿子被广泛阅读，于我而言这不仅仅是所谓的成就感，更希冀广泛的舆论关注能够给官方以触动——在高歌猛进的扶贫开发中，投入适当的精力关注这群原住民的心理状态。我想到三次自杀未遂的林高，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会寻短见；还有那些我昨天在路上遇见、今天就草率了断自己的老百姓，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吞食草乌（断肠草）的人是谁。一个群体正在遭遇的自杀魔咒，媒体不应视而不见。 

实际上，独龙江并不缺乏关注。这里不乏各地甚至央视的记者到访，许多搞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也深入做过研究，但为什么自杀问题一直未被引注意呢？进出独龙江的道路极度凶险，记者们多数不过走马观花，且很多时候到访独龙江承担的是宣传任务，难以捕捉到隐蔽的自杀线索。而学者们的著作大都限于圈子内交流。至今，我也只在云南大学教授郭建斌的著作《边缘的游弋》中看到部分的讨论。受众的不同，决定了它难以在大众读者中激起舆论声浪。

有意思的是，封闭的贡山县政府还是看到了报道，这要感激微信公号的作用。当时的报道除了刊载在纸质《东方早报》上外，还同时分享在澎湃新闻运作的“绿政公署”和“一号专案”等几个公共账号上。我在当地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报道，随即在怒江州官场传开了。 

报道刊发第三天，我收到消息说，贡山县政府下发通知，要在全乡展开自杀数据调查，“给媒体的报道一个交代”。我本以为他们开始重视此事，但事后的反馈的信息证明我显然过于乐观了。他们的极度敏感倒也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大约一周之后，贡山县政府给报社发来一份函，指责我们的报道“不实”和“夸大”，对自杀人数、陈英的死因、官方调查和非正常死亡的认定问题，提出异议，最后要求我们删除报道。来函完全无视了我们报道的自杀现象，未说明他们采取何种应对之策，而是着急对报道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加以指责，这就是他们“给媒体的报道一个交代”。 

后来我才知道，当地官方的反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给我提供消息的村民半夜被派出所叫去谈话，另一名帮助过我的政府机构人员也备感压力，而对酒后意外身亡的陈英，下葬近一个月后被开棺验尸。 

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我在出差的途中给他们做了一份回函。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报道的基本事实无误，对争议问题也说明了我们的信息来源，并建议他们与其在稿子中挑刺，不如多投入些精力关注事件本身。 

其实，对当地政府而言，独龙江自杀现象并不是多么“负面”的事——这与那些冤案和强拆不可同日而语。自杀现象有着复杂的诱因，无关政府的直接作为，我们的报道也并非追责，而是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仅此而已。但贡山县政府的反应，却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错愕。

这或许与当地政府常年的意识封闭有关。贡山属于云南最偏远的一个县城，偏远得连拆迁都无法到达；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人们普遍仍在为填饱肚子奔忙，扶贫工作成为从政府到民间的头等大事。也因此，这里的社会矛盾反而较少，政府也缺乏面对媒体和危机处理经验。 

近些年独龙大局扶贫开发，有关这里的新闻几乎都是宣传扶贫工作的辉煌成绩。久之，官员们似乎以为媒体本就是应该是宣传工具，不知道呈现真相和舆论监督也是媒体的本职。所以，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我为何要去关心这样一个偏僻之地的自杀现象。 

这让我想到一件小事：独龙江隧道贯通时，我前去采访，因为需要一些资料，不得已联系一位当地宣传系统的人员，她对我的到来感到惊讶不已：“我们都没有邀请，你怎么来了？”

而我最关心的是，那些思维迟滞的官员们，何时才能直面媒体揭露的问题？ （作者系东方早报/澎湃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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