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简单的“控制”  鞠靖：“把关”不是传统媒体的命门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把关”是作为对传统媒体空间的限制而存在的。事实上，在我国，当我们谈论“把关”的时候，至少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把关”。

所谓广义的“把关”，就是传播学经典理论中的“把关”。卢因、怀特等人提出的“把关人”理论，描述了在传媒组织内，不同岗位的新闻从业者如何决定着新闻的取舍。

所谓狭义的“把关”，就是在我国实际新闻操作中存在的“把关”。简而言之，这种“把关”由媒体组织的领导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标准是党的新闻政策和宣传纪律。

在很多人看来，在我国，狭义的“把关”存在于组织化的媒体之中，这其中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网络媒体。但对于以个人为主的自媒体和微博来说，狭义的“把关”似乎并不存在。有没有这种“把关”由此成为人们比较组织化的媒体和自媒体之间优劣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而当这种组织化的媒体具体化为传统纸媒的时候，它和自媒体之间的优劣比较显得更加直观突出。

在笔者看来，这种比较方法不仅错误地理解了“把关”的概念，而且其结果也并不全面和完整。

“把关”无处不在

“把关”并不是传统媒体所特有的。施拉姆曾指出，互联网的传播途径里“把关人”到处存在。

正如传播学者李金铨所写：“大众媒介中的大部分音讯从来源到目的地，都是历尽沧桑，而失去了本来面目的。任何一个大众传播媒介，都没有办法避免守门人的干扰；所以没有一家大众传播媒介，不管报道网如何普遍，设备如何完备，态度如何真诚，有办法把世界的本来面目，十分准确地表现出来。 ”

在新浪认证用户纪许光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爆料前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的过程中，作为微博主的纪许光事实上采取了很多符合“把关”特征的行为。例如，他没有具体提及自己获得这些不雅视频的渠道和方式、没有提及自己和最初爆料人之间的关系、淡化处理了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规模、突出处理了自己孤身勇斗官员的勇气和艰难。从事后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及其他微博的跟进爆料来看，这些被淡化、隐没或突出的信息，对于公众判断纪许光行为的性质是有关键性作用的。

个人的微博如此，组织的官方微博就更是如此。

据东方早报报道，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由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下属的微博运营室负责，该室属于正处级单位，8个人的编制。微博内容由新闻协调部内部把控，人民日报领导直接在抓。这一段描述显示，组织的官方微博几乎就是传统媒体“把关”的移植和延伸。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微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某个微博自身的“把关”行为并不是隐而不显的。受众通过微博接受“把关”后的信息，也同样可以通过微博发现被“把关”过滤的信息。也就是说，由于微博的公开性以及信息的充分流动，在一个更广大的信息空间中，不仅被“把关”掉的信息完全可能被发现，而且“把关”行为本身也最终会被发现，由此给“把关人”（也即微博主人自己）带来的损失也是清晰可见的。通常认为，大众传播中“把关人”具有隐形的特征，而在微博传播中，这种“隐形性”是很容易破解的。这种“把关”行为的可发现性、及时性，恰恰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或者说即使具备也不普遍、显著的。

还是以纪许光爆料雷政富不雅视频为例，在纪许光通过新浪微博爆料之后不久，在新浪微博上就出现了更多有关此案的信息，其中包括纪许光微博中淡化、隐没、缺失的信息，更有纪许光的前同事对纪本人爆料行为瑕疵的质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同样经过了微博主们自己的“把关”，他们可能淡化了对于纪许光比较有利的信息，突出了不利于纪许光的信息。在一个平等的信息传播环境中，这种“把关”行为（可以称之为“负把关”）客观上部分抵消了纪许光的“把关”行为（可以称之为“正把关”）。这个过程，对于那些充分吸收了网络信息的用户确立相对客观、全面的事实是大有帮助的。

此外，传统媒体的“把关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见诸公众前的“事前把关”，而 对于微博来说，则不仅有“事前把关”，而且有“事后把关”。

由此可见，是否存在“把关”，并非比较传统媒体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孰优孰劣的关键因素。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充分显现、暴露“把关”行为的机制，从而让受众具有获得全面、客观信息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新媒体存在一定优势的原因。

“把关”不等于控制

“把关”并不是简单的“控制”。

在新闻传播的整个流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把关环节，在既往的研究中，把关人的功能被划分为检查功能、加工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桥梁功能。

美国学者巴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把关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闻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把关人还是记者，记者进行取舍和加工；第二阶段是新闻加工，这里的把关人主要以编辑为代表，这一阶段的把关活动（编辑）比第一阶段的把关活动（采写）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以“控制”为特征的“把关”更多地并非由第一阶段来实施。由记者来决定的采访哪些人、去哪些地方拍摄素材、引用哪些引言片段、以什么样的顺序将这些材料编排成一个连贯的叙述等等，实际上都是“把关”的内容。

还是以微博为例。人们注意到了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并认为这种碎片化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更适应现代人快捷的生活节奏和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习惯，而且正在消解传统媒体文本的叙事方式。但是，从既有的研究看来，一方面，如果以转发量、评论数来衡量，以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为蓝本的微博信息得到了更多的传播；另一方面，如果衡量微博总的信息和用户数量，近年来的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放缓。这表明，至少还没有事实能够表明，由传统媒体的“把关”而生成的新闻产品具有传播上的劣势。

事实上，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在完整深入地报道复杂的社会现象上、在生动准确地展现新闻价值上具有微博所没有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与“把关”存在着关联。比如，由于传统媒体对于“真实、准确”的要求，记者必须耗费足够的时间、精力、财力，寻找各种可能的资源，从而达到“把关”的要求。这种在投入－产出方面形成循环的机制，是微博这样的自媒体力所不逮的。再比如，传统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编辑必须在时段、位置、内容组合方面进行统筹和经营，而微博不仅没有这种需要，甚至也没有这种可能。

而即便回到“把关”与“控制”的关系上，人们也会发现，包括“决定做什么新闻”在内的“把关”行为也并非只有“抑制”这一个方向。《环球时报》的崛起，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既满足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军事问题等题材的关注，又有自己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而在很多传统媒体，这样的题材、倾向是十分敏感的。

今天，关于传统媒体日渐式微、行将消亡的言论随处可见。但是，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除了众声喧哗之外，在决定其能否长存的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曙光。对于微博运营商来说，事实上存在着网络监管日益加强、微博用户“把关”缺失的矛盾，其未来与投资人的耐心、实力直接关联。政策因素的不确定性、盈利模式的模糊性、科学技术的更新方向始终是其心病。可以说，在这些问题上，传统媒体和微博“同病相怜”。

传统媒体的“把关”新思维

此前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微博使专业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不再是信息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把关人。但正如巴斯所指出的，信息流程中把关环节固然很多，事实上每个参与传播的人都担负着相应的把关职能，但毫无疑问最关键的把关人还是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一条把关链中最重要的部分。微博的出现不是提供了消灭“把关人”的机会，而是分化了“把关人”的“把关权”。如果单独考察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们会发现，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现，客观上也改变着传统媒体的“把关”。在“观点的自由市场”的大背景下，这种改变往往是正面的。

这种微妙的作用存在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微博所具有的巨大用户数量和传播速度，它在议程设置上足以和传统媒体抗衡，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传统媒体“把关人”的信息过滤行为。当纪许光对雷政富不雅视频的爆料在微博上疯狂传播时，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就无法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可能的选题。当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回应称王立军正在“休假式治疗”时，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就不得不从当天众多的各色消息中选择关注重庆。

再比如，由于微博上存在众多经过认证的知名人士、新闻当事人，为编辑判断报道方向、记者获得丰富素材提供了可能性。当“郭美美”横空出世时、当王石“婚变”时，微博成为传统媒体获得各种新闻事实的重要途径。

微博还为检验传统媒体的“把关”效果提供了某种渠道。比如，当《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关于李庄案的报道时，当江苏教育台《棒棒棒》栏目邀请干露露母女制作节目时，微博上传播的相关信息，实际上都起到了拷问“把关”的作用。

实际上连狭义的“把关”也面临倒逼。比如，发生在安徽的集体淫乱艳照事件、陕西的“表叔”杨达才事件等，由于一天之内在微博上完成了信息的挖掘和传播工作，这些可能本来无法冲出“牢笼”的灰色领域最终成为传统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恰如胡泳在讨论博客与传统媒体的博弈时所写的，“离开了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素材，博客谈论的话题就会失去依归，而总是处在时间压力下的记者和编辑则越来越多地从博客中寻找故事和线索”。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谈论微博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博弈。

传统媒体人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把关”是无法消灭的客观存在。

不仅仅对中国是如此，对高举“新闻自由”旗帜的西方国家亦然，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把关人”理论为什么最初发轫并至今流行于西欧和美国。

传统媒体的“衰败”与“把关”的存在并无必然的联系。微博的出现，实际上让“新闻专业主义”更显珍贵。传统媒体人应该采取的更加切实的态度是，传统媒体如何应因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对“把关”带来的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

并不是简单的“控制”  鞠靖：“把关”不是传统媒体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