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同样拥有了阐释新闻的权力 白红义：微博时代的新闻权威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对于新闻工作的性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新闻是一个具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专业；也有人认为新闻不过是一门手艺，一代代的新闻从业者就是在实践中逐渐成为熟手的。这些观点在各自的语境下各有道理。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工作，它究竟是一个专业还是一门手艺？

在笔者看来，或许更适合将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工作视为一种文化权威。1992年，美国传播学者芭比。泽利泽在她对肯尼迪遇刺案的经典研究中提出了“新闻权威”的概念。按照她的界定，新闻权威是指新闻记者获得了准确、真实、客观地解释社会现实的权力，它主要来源于新闻记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所处的专家位置。记者的权威正是通过特有的叙事权力来实现的，这种叙事不仅指记者对于其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本身的叙事，即如何呈现新闻故事，而且还包括对其新闻实践活动的叙述。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记者的新闻生产过程一般是隐匿于幕后的，公众看到的通常只是他所生产的产品，并不知晓记者是如何制作新闻的。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公众参与新闻生产成为一种可能，他可以提供事实，也可以发表意见，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专业新闻工作者独占了新闻权威的话。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公众同样拥有了阐释新闻的权力，从而对专业记者的新闻权威发起了挑战。

一

公众对新闻过程的参与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特有的产物，而是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 18世纪的英格兰，报纸会固定在第三版的下方留出一定的空间，供读者添加自己的发现，比如拼写和语法错误、事实性的差错及无聊的评论，然后这些内容会随报纸传递到读者的亲戚朋友手中。这一做法也被北美殖民地的一家报纸《公共事件》所采用，该报专门留出第四版供读者在把报纸传递给别人之前添加他们自己的新闻。不过这一做法因为这家报纸被关闭而很快消失。

随着新闻的专业化，那些鼓励读者在报纸出版后贡献新闻的做法也走向了终结，新闻的内容完全由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来决定。除了“读者来信”这种形式外，公众鲜有机会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而且这种来信也要经过专业记者的审查，获得认可后才会出现在报纸上。显然，这种参与是非常有限的。互联网则为公众介入新闻过程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机会，这种参与专业新闻制作的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了 18世纪读者为报纸贡献内容的能力。

过去十多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新闻机构不得不面对这一令人烦恼的冲击，公众通过在线的新闻空间而展现出的参与程度与种类都大大扩展了：从最基本的对一则新闻故事的评论，到维基百科式的集体写作和编辑。学术界已 经发展出很多概念来描述以前作为受众的人们对在线报纸内容的贡献，如“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等。上述三个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来描述公众在新闻信息的搜集、报道、分析和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在新闻生产中，专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公民新闻是否终将取代专业新闻的疑问。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使得生产和发布新闻的门槛大大降低，当业余人士可以参与到新闻过程中时，社会对专门的新闻机构的需求将大大减少。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公众参与无法创造真正多元和自主的新闻，它所代表的公共性是相当可疑的。公民新闻的报道者可能只是碰巧在新闻现场，他未必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更多的消息来源，力求公正全面地呈现事件。而专业新闻作为一项组织化的产品，有其一套成熟的新闻常规和价值理念。

但从现有研究来看，专业新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众参与的冲击仍是个难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一方面，公众参与更多地体现在观点的表达和传播上。有研究表明，报纸网站在新闻生产的多数阶段提供给用户的参与选项都是相对有限的，只有在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新闻的阐释阶段，用户才被鼓励评论或者讨论专业记者已经制作完毕并出版的内容。另一方面，传统新闻业也努力将公众参与纳入到原有的新闻生产过程，将其常规化甚至予以重构，比如增加新闻的评论功能、重视从互联网上获取消息来源等，这些举措反而大大拓宽了原有的报道和言论的范围和空间。也就是说，公众参与并未能真正地消解专业新闻的存在，专业记者作为把关人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新闻生产的绝大多数权力。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忽视用户在互联网时代对于专业新闻生产的意义。记者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受众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存在，并导致记者与用户之间关系的慢慢改变。用户借助互联网尤其是 web2.0以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规模和力度均远超以往，以至于长期以来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这种融合过程不仅是一种技术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所形成的参与文化强调并且鼓励终端用户参与到新闻的创造和发行过程中。然而，对于专业记者来说，这一现状却可能让他们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维护专业自主性的渴望深深嵌入在他们心里，因为新闻决策的判断代表着地位和权威；而另一方面，对于媒体的公共服务的角色的认可又意味着必须鼓励公众参与和积极的协商。

可以说，公众参与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过程，它还体现出新闻的参与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新闻场域中，记者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传统传播平台上传者 vs.受者的单向线形传播模式，而是场域中竞夺新闻权威的对手。在专业逻辑看来，专业记者才是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读什么的人，这是一种在记者群体中集体共享的、理所当然的假定，认为记者会

按照标准的角色行事，代表社会对新闻内容实行把关控制。这一点恰恰是记者新闻权威的来源所在，因此他们并不愿意轻易地放弃对新闻的把关人作用。

二

如果说，长期以来，中国记者的权威来自于新闻作为权力结构的附庸的话，那么，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开启的新闻专业化则为塑造新闻权威提供了可能。只不过，互联网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中国新闻业处于一个专业化与去专业化的两重力量的拉扯中。因此，在不同的案例中，我们既能看到对于新闻权威的巩固，也能看到对于新闻权威的消解。前者如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者如 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

由于中国相对特殊的舆论生态，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它更多地作为一种“另类媒介”介入到社会变迁中，近年来每一起重大的社会事件几乎都与互联网紧密联系。互联网这样一个意见生产平台自然有它独到的价值和作用，有利于让公众快速获取信息、积极表达意见，甚至是促使社会行动。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记者的新闻生产过程一般是隐匿于幕后的，公众看到的通常只是他所生产的产品。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公众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中来。在中国，公众参与新闻生产的平台和形式都相对有限，主要是以舆论影响的形式发挥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微博兴起后，它特有的技术特点使网络舆论以更加直接、即刻的方式影响着记者的情感、判断和倾向，进而影响到新闻报道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2003年以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共同改变了相关议题的新闻报道。由于中国相对特殊的舆论环境，传统媒体在诸如群体性事件、高官贪腐、强制拆迁等敏感议题上保持沉默，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则为公众参与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

从积极的意义来说，这种参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缺陷。人们通过新媒体平台将一些处在“黑色”区域的新闻事件公之于众，吸引网友的关注，并很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以促成事件的处理。类似的成功案例都少不了专业记者与网络用户的互动，这在无形中增强了专业记者的新闻权威。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学者和记者的叙事中，这一事件几乎成为媒体公共性的典范。

但从消极的意义来看，公众的深度参与又使得事件的真相在众声喧哗之下更加难以获得，在对事件的讨论过程中，情感高于理性，立场高于事实，记者们无法不受到影响，专业的新闻报道愈显稀缺。“民意”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以至于许多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成为网络舆论的追随者，对网络民意的真伪不加区分和辨别，盲从和屈服于非理性的网络民意；在为网络民意所驱动时，为迎合网络民意而失去理性与客观性，从而将新闻权威的管辖权拱手让出。

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的《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这篇稿件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狰狞鼠辈邓贵大——并不是民众所赋予的那样。网上骂声一片，网民甚至写信问责《南方都市报》，要求开除记者龙志。

类似事件或许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但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就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

记者们在邓玉娇事件报道中的不同遭遇促使一些新闻工作者开始反思网络民意与专业报道之间的张力。在《南方传媒研究》组织的专题文章中，参与讨论的记者都表示了对网络舆论的警惕。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少数 记者的专业反思，在维护新闻权威时，除了要应对政治、商业的干预，还要强调媒体相对于外部舆论的独立性。

现实的困境在于，人们依旧更多从正面意义看待网络舆论，赋予它突破新闻管制、扩大公民参与、促进民主建设等解放意义，却遮蔽了它在社会中的复杂面向。长此以往，新闻权威不是得到增强，而是大大地消解，网民代替记者成为了社会现实的次要界定者。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界对于邓玉娇事件的专业反思尤显珍贵。我们不仅需要一再地纪念孙志刚事件，让它成为记者们的集体记忆，因为它代表着记者作为社会良心的荣光。同时，我们更应该不断地反思邓玉娇事件，因为它是新闻权威遭遇巨大挑战的关键事件。（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公众同样拥有了阐释新闻的权力 白红义：微博时代的新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