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来的轨道 微信公号"假死":自媒体的自治与管制关系辨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3月13日，数十个微信公众账号骤然被封，理由都是“被多人举报”。这并非腾讯首“下狠手”，“屠城”之名却不胫而走，遂给自媒体的鼓吹者们泼了盆“当头冷水”。不过，此后数日，随着一些公号陆续复活，一切似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如乐观地想象，这种恐惧感的存在，将因人们对危险（不确定因素）的普遍担忧，可能诱致、创设出相应的、新的公共政策。当然，作为其相反的一面，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甚至更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媒体无分新旧，皆须服膺于传统的管控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国内自媒体的繁荣与烦恼，并未脱离长久以来的行业语境：管制既无定法，自治难有作为。而当基于互联网思维，展望新媒体的美好愿景，又岂不喟叹？

微博社区公约：失守是因不断被僭越

谈腾讯的微信，绕不开新浪的微博。以我个人为例，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已几乎放弃微博刷屏，转而成为微信的拥趸。在前述被封的数十微信公号中，我更订阅了有近2/3。

不过，作为一个“制度崇拜者”，面对腾讯给出的理由——“被多人举报”，我突地竟又有些怀念新浪微博，以至于在写此文时时，会多次点开《新浪微博社区公约》、《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社区委员会制度》、《商业行为规范办法》等。

必须得承认，它们确曾寄予了我的制度期待，而在担任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分普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期间，每次参与用户纠纷类违规判定时，我也都对“多数决”的公正性深信不疑。

以《新浪微博社区公约》为例，作为虚拟社区的一种自治式规则，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章“用户权利”，以及第三章“用户行为规范”，即明确规定了用户的权利和义务，比如第七条，“用户在本平台的表达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本公约相冲突”，而在第十三条，则既确认用户拥有发布信息的权利，但又规定不得发布含有以下内容的信息：

“(一)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的；(六)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 宣扬淫秽、赌博、暴力、色情、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八) 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九) 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除外，不得发布的内容还包括：不安全内容、不实信息、不侵犯隐私、不进行人身攻击等。而相关细则则另通过《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试行）》予以明确。作为实施社区自我管理的保障，公约还称，这将由站方和社区委员会共同完成，而违规处理则包括内容处理和账号处理。

如再对照现实的司法实践，分级管辖原则详见第二十七条，“对于可明显识别的违规行为，由站方直接处理；其他违规行为，由社区委员会判定后处理”，而公开执法原则也有体现，如第三十条“违规处理过程以网页卷宗的方式公示”。

综合以上，新浪微博社区自治本应有可能实现，且不会故意“添乱”：既强调和坚持信息发布的合法，又将合法性作为自查、自纠的重要依据。值得一提的，这也恰符合公约的制定目的：“为构建和谐、法治、健康的网络环境，维护新浪微博社区秩序，更好地保障用户合法权益，新浪微博依据并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文件精神，与用户共同制定本公约”。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份决定，于2012年12月28日通过。最核心的一条，是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而且，“对有违反本决定行为的，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或者取消备案、关闭网站、禁止有关责任人员从事网络服务业务等处罚，记入社会信用档案并予以公布；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种责任上的衔接，从法律上来说，并没丝毫问题，但新浪却终于走偏。以2011年4月的@方静吧_百度贴吧为例，先是被禁止访问，重新注册又再次被封，新浪给出的理由是该用户的微博包含攻击他人的内容，功能无法恢复。对此，用户余女士认为，自己的微博主要转帖发表了央视主持人方静的相关内容和截图，并未恶意攻击他人；新浪微博没有提前通知就封闭其两个微博账号，属于侵权。为此，遂将新浪起诉至北京海淀区法院。难得的是，面对这个“微博被封第一案”，法院判决支持了余女士的多数诉讼请求，包括新浪要赔偿违约经济损失2520元，支付用户在诉讼中花费的公证费和咨询费等。

如今翻读这份判决，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其完美的法理阐释：比如，判决认为，新浪公司在未提前通知余女士的情况下，擅自关闭其微博账号，超出了采取必要措施的合理限度，行为有失妥当。而法院还指出，新浪公司对“方静吧”实行技术屏蔽，并停止该账户服务的行为，属于明显不当。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审判决下达前，新浪即已提前恢复了余女士的微博账号。不过，之后的其他维权者们，就再无此等好运气了。种种迹象表明，相关的“封号”行为并不全是新浪微博社区依公约进行，且也已无法做到“公开执法”。比如，曾实名认证的斯伟江律师在“享受”封号待遇后，向多个部门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希望能揭开被封之谜，却至今无果。

微信服务协议：文责自负看上去很美

2010年曾被称为微博元年，到2013年，有人说“微博已死”，而“微信公号元年”又来了。

@北大新媒体 曾这么总结二者的区别：微博是广传播、浅社交、松关系；微信是窄传播、深社交、紧关系。简单地说，传播范围的宽与窄，决定了信息在两个平台上分别是发散性流动和点对点流动。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似也是部分微信公号得以“尺度大”的原因之一。如对照《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这应是“文责自负”之功。这就要谈到腾讯提出的“对自己行为负责”原则，协议中称：“您理解并同意，微信公众平台仅为用户提供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的平台，您必须为自己注册帐号下的一切行为负责，包括您所发表的任何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您应对本服务中的内容自行加以判断，并承担因使用内容而引起的所有风险，包括因对内容的正确性、完整性或实用性的依赖而产生的风险。腾讯无法且不会对因前述风险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很难说，这是否必然曾带来微信公号在信息发布、传播上的更多“自由”。因为，有据可查的是，早在3月13日大规模封号事件之前，腾讯其实早已启动了多轮“整肃”行动，尤其是针对营销账号。除外，一些公号，甚至也已经历多次“转世”，仍被灭绝。而腾讯公关也曾作回应：为保障用户体验，微信公众平台严禁恶意营销以及诱导分享朋友圈，严禁发布色情低俗、暴力血腥、谣言散播等各类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的信息；一旦发现，将严厉打击和处理。

从信息发布前的审查来看，微博、微信公号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即至少都要先行自查，以达到发布条件，且都必须小心其他用户（或订户，以及其它受众）的举报。不过，微信公号跟新浪微博略显“花哨”的制度设计又不同，比如在用户协议中，它压根就没赋予“违规”用户以申诉的权利，请看：

“如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协议以及专项规则的规定，腾讯有权进行独立判断并随时限制、冻结或终止您对微信公众帐号的使用，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恢复使用。由此给您带来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通信中断，用户资料及相关数据清空等），由您自行承担。”

总结一句话：“有事您自个兜着，出事了我可不罩你”，腾讯微信的这种平台治理模式，可谓尽得极权之优势，套用那副著名的对联，“说你违规，你就违规，不违规也违规；说不违规，就不违规，违规也不违规。”为何这么说？譬如像“法律读品”、网易“真话频道”、财新“旁观中国”、“徐达内小报”、“长江商业评论”、“共识网”等公号，其内容要么是来自合法出版物，要么是已发布于相关网站，但一上微信平台，却竟面临尴尬：彼时彼地合法，此时此地却可能违规。至于认定违规的合法性、合理性标准究竟何在？难道一个“被多人举报”的理由就已足够？

“假死”之后：自媒体需重新校正坐标

将本次微信封号事件，称之为“假死”。这是因为，它在医学上称为微弱死亡，是指人的循环、呼吸和脑的功能活动高度抑制，生命机能极度微弱，用一般临床检查方法已经检查不出生命指征，外表看来好像人已死亡，而实际上还活着的一种状态，经过积极救治，能暂时或长期地复苏。

这意味着，自媒体应也有必要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前文提及，社会治理层面的媒体逻辑，并无分新、旧，且不拘大众或是专业。在功能定位上，喉舌论虽常演常新，而内涵并无二致。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曾指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到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视察央视，挥毫为《焦点访谈》写下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那么，为自己代言的自媒体将何去何从？（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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