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于随时待命的状态 新闻价值取舍与新闻伦理权衡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尽管记者职业已让自己习惯了绷紧神经，陷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但把时光轴拉回到 7月 21日，最初不过是与往常一样的轻松周末，当天并没有特殊和紧急的新闻任务。唯一的巧合是，当天本来要参加一家网络媒体关于灾难事故的传媒沙龙，暴雨来临前几个小时，座谈会临时取消。

两周之后，在一次关于暴雨报道的媒体人内部交流会上，不少同仁坦承，深度报道的媒体真正大规模介入报道实际上是滞后的，因为往年北京也发生过内涝事件，按大家预判，灾情并非如此严重。《财经》最初也只是选派两位记者同事进行采访。

由于双周刊的出版周期，相较于其他周刊类媒体，《财经》在时效性上并不占优势，但权威性和深度性一直为《财经》格外珍视。现实情况在于，暴雨当日的 21日，距新一期杂志的出版期仅有一周时间，除去后期编辑流程和印刷的几天时间，前期的采写时间不过三四天，整个选题的操作时间十分紧张。因此，由编辑总体统筹，由多个部门的多位记者根据不同领域分工采访，并及时将采访信息做以反馈共享，以助于前线的同事们找准方向、更好地完成突破。而这样的报道策略有经验可循，一旦遇到重磅选题，《财经》惯常运用此种方式，诸如此前发生的伊春空难、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等重大灾难事故的报道。

7月 30日，《财经》杂志推出了封面报道《京畿洪患》，遍采了灾区一线、政府部门以及水利、建筑、地质地理科学等多领域专家，从气象发布、市县区镇乡村六级预警、河道疏浚实情、城市排水系统等多角度进行立体化解读这一号称 61年未见的暴雨灾难，并对伤亡人数的“脱敏”过程进行调查。8月 6日出版的《Lens视觉》上推出的《溺于首都边缘》，采用特稿式文本来关切人性和灾难前后的诸种细节。

一

作为这一选题的参与者，一个不想回避的遗憾是，拒马河上游的“水库泄洪疑云”的部分内容，经编辑部同事斟酌再三，最终舍弃未能付梓。事实上，这涉及的是，获知的信息与新闻理应坚守的严谨客观之间的取舍问题。

7月 24日，沿着一路的塌方滚石，几经易路，折腾近一天时间，我与同事张有义自驾车抵达毗邻首都的河北省保定市野三坡镇。除了采访万名游客因暴雨被困景区的事件以外，更希望能逆流而上实地调查拒马河上游水库泄洪虚实。

拒马河为大清河的干流，长 254公里，这条河从河北涞源县发源，流经易县紫荆关镇、涞水县野三坡镇，从西北方向穿入北京房山区十渡地区，随后又从东南方向重回河北。其在北京境内干流长 61公里，流域面积 433平方公里。

根据自己此前报道过的江西抚州洪涝、吉林水灾、湖南病险水库的经验，很多新闻事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尤其是吉林洪灾事件已成前车之鉴，重灾区永吉县上游的朝阳水库泄洪不当，未能与洪峰错开，水库调度的不合理导致下游区域灾情加重。同样作为鲜见洪灾、易发旱情的北方地区，水库在汛期内超标蓄水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带着类似的选题判断准备一探究竟。

与之同时，微博上和已有的新闻报道上已出现碎片化消息。在多份官方通报中，也多次出现“紫荆关水库泄洪的说法”。比如 7月 23日出版的《北京晨报》，援引北京市防汛办 22日召开的通报会称，“由于河北地区紫荆关水库泄洪，位于下游的十渡 35千伏变电站已被迫停运，预计影响居民用户达 12657户”。国家电网公司官网刊出的一条题为《北京公司：暴雨中我们护卫光明》的宣传稿中写道：“更加紧急的情况发生在房山区张坊镇。22时 30分，北京公司调控中心接到通知，河北紫荆关水库要开闸泄洪，张坊镇政府准备组织村民撤离，为避免次生灾害，要求 35千伏张坊站、十渡站停电”。

在野三坡及其下游的十渡风景区采访时，拒马河两岸村民怀疑，平时温顺的拒马河突然咆哮肆虐，并不只是暴雨和山洪所致，而是由于有更多洪峰汇集，是“拒马河上游的水库泄洪不当”。还有一些接到类似通知的当地人士详诉了洪峰抵达时间，以及上游水库泄洪的大概时间。

所有指控均涉及“紫荆关水库”。但这一消息很快被官方辟谣。7月 25日央视播出的援引北京市水务局消息称，“北京市防汛办经与河北省防汛办紧急沟通证实，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库，更不存在所谓的‘紫荆关水库泄洪’一事。”

但我们从河北省官方采访到的信息却再次与上述通报内容种种矛盾。一位河北省防汛办官员称，河北易县境内确有一个紫荆关水电站，由所属的易县管辖，但并不知道是否泄洪放水了。保定市防汛办和易县防汛办人士也均向我们证实，拒马河上游没有紫荆关水库，只有紫荆关水电站，没有蓄水功能。一位官员还表示，沿拒马河向上到紫荆关有数十座小型水库，但洪峰到来时并未泄洪，水库有调蓄功能，待洪峰错过之后才会放水。他称，21日大雨时，曾有南部宋各庄水库泄洪，但不会影响十渡一带。

拒马河上游是否有水库？水库是否泄洪？泄洪是否经过合理调度？泄洪时间表具体为何？这些真相扑朔迷离，唯有实地调查才能一证伪实。但当地多条公路因暴雨受损断裂无法行车，就连从北京到野三坡的一路上，也几次易路，最初选定的路线是自十渡向上出发，但出发不久就因洪水未退、道路受损无法行车，返回北京绕至 108国道周折了近一天才到达野三坡。而沿着拒马河逆流而上实地行车调查采访，已无可能。

而正是缺乏了这种实地现场调查，尽管《财经》在极为紧张的选题操作时间内还是抽调出三名记者分头采访两天，但为保障新闻的负责、严谨，最终讨论再三，刊发文章还是将“水库泄洪疑云”章节忍痛舍掉。

二

针对北京暴雨，《财经》前期推出的《京畿洪患》封面报道是一贯追求的“拼硬货”的硬新闻，而后期在 8月6日出版的《Lens视觉》上推出的《溺于首都边缘》，是从人文关怀的软新闻角度出发，新闻切口选在罹难者生平和家属的善后索赔上，采取特稿式文本来关切人性和灾难前后的诸种细节。

在参与《京畿洪患》报道中，我们做过一项简单的遇难者分类工作，根据官方当时已确定的 66个遇难者名单，统计发现 47人水中溺亡，5人丧于触电，9人逝于房屋倒塌、泥石流等。此外，这份名单中显示共有 35个外地人，他们或为外来务工者，或是京郊的弱势群体——蚁族命火，在风雨飘摇间熄灭。

因此我们决定在这篇《溺于首都边缘》的特稿中，找出不同类别的蚁族典型，主题线索是挖掘出这些灾难中的人性故事。这篇 8000余字的初稿中，我与一名实习生在两天之内共计采访了 8名遇难者的家属、朋友。虽然采访过程仅有两天，如今想来却可谓漫长，因为随着采访的深入，了解到的每个故事背后的苦涩与辛酸令人久久难以释怀。

在时间的反光镜中，灾难电影场景不合时宜地映照现实，那些先喜后悲的格调氛围，对于戛然而止的生命无疑是刺眼的戏谑。现实里的暴雨狂风，不仅撕碎了很多个平实而幸福的家庭，也中止了他们挣扎于生存线之上的梦。所记录的 8名逝者的故事不容忘记，他们不止关乎人间悲剧的经验积淀，也关乎每一生命个体的尊严本身。与此之外，几名罹难者的缩影，作为光鲜城市的另一面，貌似剧情各异但有着类似的令人啜泣的悲感。

三

对于自身比较情绪化的我而言，做灾难新闻的采访是格外痛苦的。倘若是硬新闻的调查，一旦采访不顺、突破不力，我顶多会比较无奈和自责，但遇到这种悲剧事故的细节捕捉和人性采访上，我会很纠结，并陷于短期内无法自拔的痛苦。在新闻伦理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如何权衡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

以往的采访经验告诉自己，即使再善意的接近，也可能会给悲剧家庭带来一种打扰，即使再温情的贴切的关怀，也无非是让对方回忆、讲诉起符合报道所须的新闻要素和价值信息。而这个过程，已然对他们是重戳伤疤，而置于身旁的记者，则是忠诚记录于他们的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残酷的记录过程。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经常做突发事故和灾难新闻报道的自己，运用最多的方式是，尽量在采访之前将案头工作做实，阅读大量既有资料，在采访中尽量不要再提已知的旧事，采访中尽量不会追问，而选择聊天方式让对方倾诉，无论是否符合我的采访主题，我都不忍心将他认为是一种宣泄的倾诉在中途打断。甚至采访过程中，对方一旦动情或者长泣之时，我是会主动递给他们香烟并点上，我愿意天真地希望以此能消解他们的痛楚。

还有一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宽慰我心：采访他们之前，我会给他们买一些水果等东西，或者采访之后留下一些钱。诚然还有一些时候，是采访结束后抽空到寺院等场所上香，为我所采访过的悲剧家庭祈福求安。

这次采访中，杨文兵夫妇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文章中尽量不要提到17岁的儿子杨山山的名字，因为年逾七旬的奶奶至今还不知孙子罹难的噩耗，夫妻俩希望老人不要知道或者晚些知道。初稿完成后，我把对方的化名要求写在文章中，最终见报的文章还是用了杨山山的真名，因为大家理性地觉得，官方公布的遇难者名单中已点出了真名和身份证号。但是，我心里是不希望杨文兵夫妻俩看到这篇文章的，原因难以说清。

对北京暴雨中的遇难者家庭的采访，时常陷入法国哲人帕斯卡尔的那句沉思：“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不用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才能将他消灭，一滴水，一口气，都足以将他置于死地。”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果真是渺小的，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殒命于倾覆的房屋，郊外的工地，或者是卷入村口的臭水沟中。

刚过 23岁生日的山西姑娘王姣姣，在庆生当日，溘逝于朝阳区金盏乡马各庄村村口的臭水沟中。她的亲人们闻讯后从外地赶来，我在宾馆里采访了来自偏远农村的他们。刚一见面，王姣姣的小姨宋文秀掩面长泣，她对我说：“你们记者不就是希望我们这样吗，甚至希望我们哭得更厉害一些，说的更凄惨些，更符合你们的新闻标准，把我们的痛苦展示给更多人来看。”

“之前就有记者采访过，我们知道你们是在利用我们，利用我们的痛苦。但希望你们也能报道出我们的诉求（作者按：孩子的遇难地点是一处没有警示牌、却有个豁口的臭水沟旁，此处距村委会不足 20米，家属希望村委会给一个说法，之后找过多个村委会等多个部门无果）。”宋文秀说。

那天的采访，从事故还原一直谈到善后索赔，家属们将艰难的处境向我这位陌生人和盘托出。整个采访过程将近 3个小时。

可是，无论采访后的写稿中途，还是事隔多日的今天，我依然会想起她最初说的这些话。在发表的文章中我尽量通过一些技术处理将家属们的诉求转达出来，但还是有很多内容处于各种原因无法落笔，更不会发表。

做灾难事故报道时间久了，人会随之麻木，但我尽量克制自己保持半麻的状态，另一半的清醒是要为文章的客观理性负责。我还始终觉得，如果记者连一点知觉都没了，那岂不是更悲哀的事儿！罗曼·罗兰说的那句：“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相信，适用这句话的不止是记者们。

新闻是易碎品，而深度报道更像是奢侈品。每个新闻的真相之复杂，都像极了处女座敏感多变、神经质的情绪，唯有无限地接近，却真的无法全部还原。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你能看到很多真相；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你只能看到一部分真相。（作者系财经杂志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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