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写作就必须坚持“零度写作” 胡展奋：也许源于“诚信危机”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也许源于“诚信危机”，也许有憾于“炒作煽情”之风的盛行，作为一种极致的反弹，要求特稿必须“零度”提供事实的观点近年来颇为流行，认为客观真实性既然是特稿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特稿写作就必须坚持“零度写作”。

“低温”是特稿的理想叙述

如果“零”的含义就是“不具情绪”、代表“雪藏或者秒杀思想”，只提供一个“裸事实”的话，笔者认为，这样的“零度写作”在特稿中，是不存在的，也是“反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并不极致地派生“零度写作”，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

“零度写作”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概念，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1953年）。巴特尔在文中称，零度的写作是“一种中性和惰性的形式状态”，不再承载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

“毫不动心的写作”在文学领域中是否存在，这里姑且不论，由文学而植入新闻——以毫不动心，而且“不再承载社会意识形态”的“零度写作”来取代传统的“客观报道”，笔者以为至少是一次严重的误植，因为新闻的对象和本质远远不是“中性的、惰性的”，更因为特稿在取材阶段 的取舍无不包含了媒体意图。

为有别于“零度 ”，对特稿中的叙事语境，我们姑且列出“低温”和“高温”之分，“低温”的叙事，基本叙而不议，或关键之处偶尔议之，目的正是“尽可能地把客观事实和本质最准确地传递给受众”，贬褒当然还在，只是“皮里阳秋”地凸显新闻正义，从而让渡出更多的观点空间，换取受众更多的认同而已。

特稿“高温”叙事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夹叙夹议，充溢着大量正面的说教或负面的煽情，目的是以记者个人的价值观或报社的立场影响受众，取得更多的认同。

事实证明，往往叙事语境的“温度”高了，受众的温度就下降，曾长期占据特稿写作圈的“高温报告”，正因为充斥着灌输、说教、祈使、渲染和矫饰而广受诟病，近年来发生的一种变异，就是为追求票房利益而出现的“高温”特稿，比较受关注的就是 2010年 12月 22日某报特稿“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

这篇 4000余字的调查报道在特稿中属于中等长度，但行文过程中，因渲染“名校效应”而有“高温语境”之嫌。其特征是“复旦祈使句”使用较多，全文共出现“复旦”18次、“学生”24次，作者乃著名记者，写过很多好稿，但本次报道没能控制好情绪。“夜不上黄山”是惯例，可“被困者是复旦学生啊！”；“这些被困者身份特殊，复旦大学的学生！……”；“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说是复旦大学生这个身份”，这些反复强调“复旦效应”的话语，容易让人误读为整个救援因“复旦”而“高度关注”而“夜上黄山”而“警员敢死”。

以调查的术语来看，作者是“在场”的，但是叙述中“不在场”的议论较多，因而影响了报道的传播效果。

事实证明，情绪化的叙述，纵然“料猛”，报道效果也并不好。同为调查报道，南方都市报 2003年 4月 25日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以下简称‘孙文’），却因“低温叙事”而取得广泛的认同。

事情的发生的确令人发指：一个外来务工者，有身份证，有固定住所，也有正当的工作，仅因为没有办妥“暂住证”就被收容，继而又被活活打死。

个中是非，一目了然。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因此拍案而起。但记者不是牧师、不是教师，也不是律师，记者只是一个有正常价值观的客观叙述者，在 5000余字的叙述中，提到孙志刚“大学生”背景的仅三处，一次是必须交代的孙志刚个人资讯；一次是民政局干部对孙的询问笔录的疑惑；一次是家属对死者的感慨，都是叙事过程的“必须”，没有“高温”之嫌。

在通篇语境平直、简洁的叙述中，体现报社立场而由记者直接发出的

“不在场”议论（连带疑问）一共才五句，却句句点中肇事方的要害，既体现了媒体告知、警示、守望、监督的社会责任，又在敏感题材中把失实率和和可能的叙事风险降到最低，可谓“低温”如井，惜墨如金，展示了相当优秀成熟的“低温叙述”才华。

新闻正义并非一定要通过正面的、大分贝的“大声说”才能表达。我们说过，有时，无声地抉择、取舍就显示了媒体的倾向。

如何“降温”：“在场”第一

有立场又以客观叙述为主的“低温叙事”是特稿的理想表达。但如何才能“降温”？有无可资操作的量化指标？笔者以为，文字表 述毕竟不是数学表述，量化度无法格式化，但是相对清晰的操作轨迹还是可循的，特稿要“降温”，关键在协调好叙述和议论的“在场”与“不在场”关系。

如果把特稿狭义地定为调查性报道，那么无论是叙事还是议论，都应该“在场”第一，“在场”为主而“不在场”居次，甚至弱化到最低限度。老话“以事实说话”即此谓矣。

在场（to be present; to be on the scene; to be on the spot）就是采访者亲历于事情发生、进行的场所之意。

作为一种新闻体裁，客观真实是特稿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要做到客观真实，特稿记者就要坚持“写实”的基本准则，抛开个人偏见、主观臆断、政治压力、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干扰，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和现实。此时的记者是一位对真实人物、事件的观察者，是对自己所听、所见内容的记录者。从这一点来说，记者之于特稿是必须“在场”（亲历性叙述）的。举例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进入安置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亲身观察、记录地震幸存者的一举一动，撰写了特稿《在这里 死亡是个秘密》。“在安置点内，人们不再谈论地震，默默生活……他们在柔软的四川盆地的暖风里昏昏欲睡”。从这篇特稿中，读者能够看到灾民真实的精神与生活状态。而这种“看”到，是通过那些与新闻人物同吃同住的记者们的眼睛看到的。读者在阅读特稿时，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记者的“在场”。

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特稿，记者不仅要做一个观察者，有时也要做一名参与者，记者不仅要“在场”，而且要深入地“在场”。曾获得 2003年度普利策特稿写作奖的记者纳萨里奥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能够细腻真实地报道恩里特困难重重的偷渡过程，纳萨里奥同摄影记者一同趴在火车顶上，经历被抢劫、被警察围捕，亲身感受偷渡生活。特定的状态下，特稿记者只有亲身参与到被写作人物的生活中，获得与他们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才能够注意到旁人观察不到的细节，才能在写作中展现更多更能震颤读者内心情感的真实。

《南方周末》2006年 9月 14日的《城管副队长之死》也是一篇“在场”叙述并且以“低温”感人的特稿，故事主线很简单：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执法时被小贩崔英杰所杀。这是一个相当敏感和容易触犯“底线”的报道。怎样推进这一报道呢？

这是对记者叙事功力的考验。试想，为何城管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有那么大的仇恨？在犯罪嫌疑人身份转换之前他不过是无照经营的小摊贩，城管和

他们之间的矛盾充其量应该算“人民内部矛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矛盾激化成如此重大杀人案件？比较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大都采用了单向度的报道方式回避了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

南方周末则不然，记者赵凌巧妙地通过新闻事件中两个新闻人物同时递进的对比式结构，完全用事实来说话，甚至只用

“在场”的直陈来解释新闻事件本身，太多的思考和疑问都隐藏在“低温的对比叙述”中，比如：两个都是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青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愿望。一个的职业身份使他成为首都市民（一部分阶层利益）的维护者；另一个的社会角色则代表希望分享城市机会的农村打工者的心态和行为。在现有社会体制中，他们的利益发生了极大的冲突，谁应当得到更多的保护？为何小贩崔英杰无任何犯罪动机，甚至一个家人和同事都认为是个好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有为青年，突然之间，

“临时起意”，演变成对社会绝望、对人生绝望的凶手，直接杀害了与他原先没有任何怨恨的另一个善良人。这是什么原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够使一个好人突然转换成一个杀人犯？这一事件隐含了什么样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如果再不缓解这样的社会危机，如果再不消弭这种环境制造的阶层阻隔，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好人”会沦为“坏人”……

如果允许提问，读者也许还能发出更多的质疑。但作者却始终只叙述，不议论，长达 4600余字的报道，作者仅仅深沉地问了一句：“那一刻，崔英杰为何会行凶？没有人知道”。

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留给我们巨大的思考空间和强烈的人物命运感的思考，都在作者的叙事之外。

当然，组成“低温表达”的要素不能仅仅只有“在场”叙述，作为最具备叙事张力的新闻体裁，特稿又必备“少而精”的、非亲历性的叙述和议论，是谓“不在场”，例如，纳萨里奥在《恩里特的旅程》中对恩里特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变得神经质和不安。有时甚至会幻想有人在追他”。

作者凭什么亲历恩里特的精神状态？如何深入他的内心活动？这就是“不在场”（非亲历性）述评。对此，纳萨里奥注释到：“恩里克在毒品发作时的幻觉：他被人追捕的幻觉来自玛利亚伊萨贝尔和恩里克”。这就表明，特稿中是允许有人物心理和意识描写的，但即使有人物心理、意识的描写，也都是有严格的现实来源作为依据的。

事实上，如果细读《城管副队长之死》和《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貌似不置一词的作者，其实始终在“大声评论”和“大声质问”，个中的奥妙恰恰都在处处借在场人物之口和物证呈堂在议论，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在场人物（法医、干部、朋友、同学、同事、邻居……）都代替作者提出了疑问，抒发了郁闷，甚至发出了抨击，完成了作者“不在场”的议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末，孙志刚的父亲和弟弟所感慨的“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以及“‘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谁说就不是“低温”叙述者的愤慨和感言呢。

结语

特稿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要严格遵守新闻的客观性，在表达上应该避免刻意渲染和煽情，应把客观事实和本质最准确地传递给受众 ,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但同时，特稿又是媒体“特殊”的声音，必须体现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既要揭示客观真相，又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还得保持良好的传播效果，特稿的理想选择应是“低温表达”，只有对受众让渡出一定的观点空间，才能换来更多的认同。作者应该适时适度地调节好“在场”又“不在场”的比例。

在场，就是采访者亲历于新闻事件发生、进行的场所之意。特稿记者是一位对真实人物、事件的观察者，是对自己所听、所见内容的记录者。从这一点来说，记者之于特稿是“在场”（亲历性叙述）的。

当然，特稿的“不在场”是有条件的不在场：是个人主观想象的不在，

而非社会道义的不在。一篇高温叙事的特稿是让人读后胸痞胀满、三焦不畅的报道，而一篇不承载社会道义的特稿，则是良知缺席的报道。

“低温”地叙述事实并持有观点，这已经是“让渡”，让渡才使特稿魅力恒久。

（作者系新民周刊高级记者、主笔）

参考文献：

1.2003年 陈峰、王雷：《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4月 25日 A6版。

2.南香红：《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都市报汶川地震报道全纪录》，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年版。

3.赵凌、郑焰：《城管副队长之死》，《南方周末》2006年9月 14日。

4.文先军：《从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看人物特稿写作》，《中国记者》2006年第 10期。

5.汪民安：《罗兰·巴特》，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6.项晓敏：《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徐国源：《“特稿”新论》，《新闻导刊》2005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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