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案落地拐点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今年 5月 10日，网曝佛山“富豪官员”（佛山市高明区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陆帜然）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时，距陆被网贴举报过去 74天。

从“表叔”到“房叔”，从雷政富到佛山“富豪官员”，再到刘铁男等，近年，我国网络反腐热潮一波接着一波。在众多网络反腐案例中，案情演变绝大多数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网络曝光→传统媒体介入→官方启动调查→惩处问题官员。

众多案件均表明，网络反腐往往要通过传统媒体的介入，才能快速发酵，推动案情从网络舆论到落地调查。而传统媒体假如介入不当，可能造成误伤，甚者不利于网络反腐健康发展。

网络反腐报道如何客观与专业？如何既监督权力又可维护当事人隐私？党报在网络反腐案件构建快速反应和长效处理机制方面有何可为？本文结合陆帜然案采写实践，尝试分析和探讨。

纸媒介入是绝大多数网络反腐案落地的拐点

今年 2月下旬，网络出现对时任高明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陆帜然的举报网帖，称其“住超 4亩别墅、身家过亿”并质疑其财产来源等。

本着不缺位、不越位，更不误伤的原则，即便在网帖出现的首日获悉这些内容，但因无法在当天核实及未能获得被举报者回应，笔者主动放弃在次日推出报道。党报天然具有某种权威性，因而相比都市类媒体需更加严谨。

网帖出现的次日，有都市类媒体进行了报道，罗列了网帖核心举报内容及被举报者对此所做的回应及辩解。但如果仅限于此，读者无从辨别这些举报信息的真伪，也无从知道涉事官员是清白还是确有问题。此时，官方调查还未启动，媒体报能否侧面查证成为关键。经笔者调查，陆帜然的儿子在其任职地高明成立 2家公司，与党员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其管辖区域经商的党纪规定相违背，并且 从佛山市纪委获得“佛山纪委正展开调查核实”的独家回应。

事实证明，对这两个独特角度的切入，不仅令报道客观，而且成为这起案件的拐点。毕竟，不管陆帜然有无涉及其他违纪问题，单就他的儿子在其任职地经商这一事实，就必须有所交待。

自这一轮报道后，在两个多月时间内，陆帜然先后被立案调查、免职，直到 5月 10日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此次网帖出现的时间正逢“十八大”前后网络反腐掀热潮，从陕西“表叔”杨达才到广州“房叔”蔡彬，从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到山东农业 厅副厅长单增德，一批问题官员被网络举报后相继下马。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体介入对案件查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新形势下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要体现。

党报推动网络反腐的几个关键问题

网络反腐固然揪出了一批问题官员，但网民狂欢背后也有人受到误伤。如广州城建系统退休人员李芸卿有 24套房产的所谓“房婶”爆料，经管辖地纪检部门查实，“房婶”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程师，而其 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

这表明，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也会践踏公民的隐私权及名誉权。让网络反腐沿着健康和建设性的轨道前行，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环节的党报必须处理好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客观、权威比速度更重要。在陆帜然事件中，在没有权威证据或信息时，宁可牺牲时效性也要保持客观性。在核实其子女在本地经商及纪委介入调查后才刊发报道。接下来一旦事实清楚，信息披露则比自媒体速度更快。比如，在陆帜然被立案调查、被免职、被“双开”等 3个重要节点，南方日报官方网站的即时新闻及《佛山观察》官方微博均在见报前一天的第一时间发布。

二是避免沦为人事斗争的工具。对涉及官员及公权力使用的网络举报，负责任的态度是进行核实后方可报道，底线是应获得被举报者或纪委等相关部门的回应，并且剔除无法证明真伪及举报双方争议较大的信息。否则，凡是网络举报媒体都一拥而上，有可能被当枪使，沦为发泄私愤或人事斗争的工具，即便纪委接下来的调查能够证明被举报者清白，但对被举报者却已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三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具体来说，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大胆有罪推定并仔细求证，但在见报时却要疑罪从无。比如，就陆帜然子女在其任职地成立企业，可大胆假设企业运作过程中存在公权私用、权力寻租等问题，并从企业官方网站、高明招投标网甚至合作客户等渠道予以查证。但见报时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党报网络反腐报道可延伸操作

纵观网络反腐案件的报道，官员一旦“落马”，受众眼球开始转移，不少纸媒报道也就戛然而止。事实上，官员落马不是网络反腐报道的终止。相比网络媒体和都市类纸媒，党报肩负特有的社会责任，将“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使社会监督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那么，网络反腐案报道党报可以做哪些延伸？

一是找准时机，还原人物，厘清贪腐背后的权力模式和形成机理，让这类报道从浅围观走向深思考。

陆帜然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走的是商而优则仕的路径，其在当地也有“招商引资第一人”之称，曾为当地发展做出过贡献。他的蜕变，经历过怎样的挣扎，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因和外因？在其被正式宣判及案情大白后，对此进行挖掘报道，将可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借鉴。

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发挥党报在廉政风险防控方面的作用，为干部监管建言献策。媒体具有敏锐的触角，厘清贪腐背后的权力模式，目的不是为呈现官员腐败过程的细节而采写细节。此举旨在通过舆论监督，为腐败滋生施压，以达到助力廉政风险防控的效果。如，南方日报曾推出的《一个基层官员的“自负”人生》，披露了主政“佛山名镇”项目的基层官员郑年胜 240天后落马的轨迹，与此同时也配套 《基层官小权大 监管不能缺位》分析报道，对于基层小官大贪现象，直言在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向基层放权浪潮之下，对基层干部监管的漏洞和缺位。

三是强化报网互动，借助全媒体手段占据舆论第一制高点，提升党报公信力和影响力。此次佛山“富豪官员”网络反腐案跟进中，在案情发展的每一个转折点（立案、免职、双开）都第一时进行官方微博发布、推出南网即时新闻，大大提高了新闻网络转载率和传播效应。这也得益于党报的相对优势使得在获取官方信息方面往往能抢占第一时间。

四是网络反腐方兴未艾，党报可线下深度参与网络反腐案件的处理，呼吁成立并参与由纪检监察机关主导的网络反腐联盟，形成网络反腐案件处理快速响应和长效机制，积极发挥党报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在与纪检监察机关互动中，党报相比其它网络、都市类纸媒有着天然优势，党报的提前介入与深度参与，可助于减少网络谣言或中伤，也有利于网络反腐案情的快速响应和权威发布，创新党报舆论监督路径。（作者系南方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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