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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绝非找错别字那么简单 邹高翔:浅议校对的特质思维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采编网 | 发布者:新闻中国采编网 | 发布时间: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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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绝非找错别字那么简单 邹高翔:浅议校对的特质思维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校对,报社里一个“边缘”的岗位,一群“隐身”的员工,少被关注,少获掌声。他们被提及,多是排除重大差错的时候,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庆幸“还好有校对”;或者百密一疏,差错见报的时候,埋怨“校对是怎么看的”。如果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那么,校对就是“做嫁衣的背面”。他们默默无闻,在报纸“理想、责任、正义”的大旗下,仿佛藏于一个角落。

有编辑问“为什么一些明显的差错,校对能看出来,我反复看就是看不出来?”这个问题,涉及到校对的特质思维,以及因此产生的不同于编辑的思维和工作方式,进而涉及到编辑和校对的关系。为什么“编校合一”或“校编合一”都不可取?一言以蔽之,校对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为报纸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功能大有潜力可挖,有必要为其正名。校对甘于淡泊,却又是报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请采编同仁给予足够的理解、尊重、支持。

岗位,绝非“找错别字”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老记者和老编辑,坦率地说,长期以来我对校对的认识是模糊的。自从担任管理校对的岗位后,我与这群熟悉又陌生的同事更多地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恶补”校对业务,心得逐渐加深。校对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一个独立的工种,有自身的学问,古谓之“校雠”,绝非“挑错别字”那么简单。

纸媒需要强化内容生产的源头优势,不仅体现在价值取向,也体现在字里行间的细节把握。媒体人作为文化传播者,首先应当是规范、雅致、博学的文字工作者。在外来文化、网络文化、快餐文化、碎片文化冲击的当下,汉语固然需要与时俱进,但千百年沉淀的传统,仍然需要媒体人坚守与发扬。校对,首先就是守护文字纯净的看门人。

需要校对发现和排除的差错,有10种类型:文字差错、词语错误、语法逻辑错误、数字使用错误、标点符号使用错误、量和单位使用错误、事实性错误、知识性错误、政治性错误、体例格式错误。重点在于前6种,这是媒体形态如何发展,传播方式如何演变,都不能动摇的根基。进入电子排版尤其是网络时代后,校对的两个功能,“校异同”削弱,“校是非”增强。校对所需要的业务水准更高,更多地涉及到后四种类型的差错,从文字工作者提升为掌握各学科知识基本知识的通才。

《南方都市报》一篇稿件里面的同一段落里,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职务两次出错,分别写成了“前任特首”和“现任政务司司长”。校对梁飞飞敏锐地发现,提醒编辑修改,避免了一起严重的事实差错。由于有关香港新闻的特殊性,也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更大风险。这就是“校是非”的典型,体现了校对的知识积累。

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家报纸因两会报道,登了两次更正启事。一次是采访不扎实抢发稿件,基本事实没有核实准确,由记者承担全责;一次是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名字,原稿写成了“袁仁贵”,而且成为大标题见报,记者编辑校对都要承担责任。作为把关的最后一个环节,放过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是严重失职的。

某种意义上,常识内容错误相比专业内容错误,对报纸的伤害更大,因为前者的犯错门槛更低,受众面更广。正所谓“办报难免出错,但不能出太低级的错”。所以,校对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思维,猎错排错的逆向性方式

作者校对属于自校,编辑校对属于半自校,共同优势是对稿件内容熟悉,宏观把握到位,共同劣势是由于习惯线性阅读,对个体字符差异等细节关注薄弱,因思维定式而“熟视无睹”、“熟能生错”。这种原因产生的差错,与他们的专业水准和责任心无关,是人认知活动的客观规律使然。

专业校对则属于“他校”。不仅是身份上的区别,更是思维方式的区别。校对思维的最大特征是逆向性,以质疑排疑为指引,以猎错改错为目标。编辑思维是正向性,需要校对的逆向性思维进行补充、修正。编辑过程中,正向思维会越来越稳定甚至顽固,形成思维误区,自己很难也不愿变改。这个时候,校对以对立面的角色出现,能够突破编辑的思维定式。

用“哥顿法则”来概括校对的思维方式,颇为贴切。“哥顿法则”是美国人哥顿1964年提出的决策方法,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变熟悉为陌生”,即抛开对事物性质原有的认识,回归到零起点重新认识,从而得出更合理的结论。校对职业的要求,也是“变熟悉为陌生”,必须“多疑、善疑、定疑、排疑”。

编辑读稿是线性的,以句子为阅读单位,特征为“扫视”。校对读稿是点性的,以字、词、符号为单位,特征为“切割”。校对的这种阅读方式,决定了必须逐字逐句细读,一字不能略过。要从字里行间发现错漏,尤其是将原稿与校样比照对校时,阅读的注意力不在“得意”(文意),而在“得形”(字形、符形),在大量的“同”中猎获少量的“异”。校对的思维是双重逆向,既要挣脱编辑的惯性,也要挣脱自我的惯性,需要非常细致、缜密的工作作风。

近代学者叶德辉概括校对的功能“有功古人,津逮后学”。无论新闻理想,还是历史责任,最终都要由具体的文字、扎实的事例、严密的逻辑来讲述。作为一份负责任的主流报纸,不但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也要培养名校对。这是南都的方向。(作者系南方都市报审读校对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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