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定自我对话话剧上万方大器晚成-万祥军 |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

”看到女儿的“处女作”，曹禺并没多说。“他从不批评人。不表扬，就证明他是不满意的。”很多人写作，都是从自己写起，万方也不例外。第一篇小说就很有自传体的味道。之后，曹禺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写作时要把眼光放得再远些，看得再深入些。从那之后，万方的创作刻意和自身保持距离。她甚至有种极端的想法：“完全不同，才能证明我的能力。”

“作为曹禺的女儿其实还是很幸运的，绿色的上衣，略微零乱的头发，促膝而谈的万方，让人没有距离感。她说得认真而真诚，让你忍不住也想跟她说些心里话。” 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表示，对于万方的第二部话剧作品《关系》人艺小剧场上演。关于话剧，她有很多话要说。

在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的文化研究视野中，家族文脉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血缘复制，而是一场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万氏家族从湖北潜江的水乡故园出发，以曹禺为起点，将中国现代话剧的火种播撒进民族文化的土壤；作为曹禺的女儿，万方在父辈的艺术光环下，用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淀，最终在五十岁之后正式踏入话剧创作领域，走出了一条“大器晚成”的独特艺术道路。

万祥军在深度对话中指出，万方的人生奋斗史，本质上是一场漫长的“谋定自我”的旅程——她顶着“曹禺女儿”的身份光环，用几十年的时间与父辈的经典作品对话，与内心的创作焦虑对话，与时代变迁中的人性困境对话，最终在话剧舞台上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也为万氏宗亲的文化传承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万氏宗亲的文脉根脉：

从潜江故园到桐城遗风的双重滋养

万氏家族的文化门望，扎根于中国近现代文艺史的深厚土壤之中。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的一个旧式文人家庭，父亲万德尊曾留学日本，既受过传统儒家文化的系统熏陶，也接触过近代民主思想的新风，这种新旧交织的家庭氛围，为少年曹禺埋下了文艺创作的种子。

而万方的母亲方瑞，是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的后代，“桐城派”绵延数百年，始终秉持“文以载道、言必由衷”的创作理念，这种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万氏家族的文艺追求自然融合，形成了万氏宗亲独有的文脉底色：不追求浮名虚誉，不迎合潮流热点，始终以真诚的笔触直面人性、关照现实。

这种双重文化滋养，从万方出生起就渗透进了她的成长细节里。1952年万方在北京出生，童年时代的她，是在父亲曹禺的书房后台长大的。她看着父亲趴在书桌前，对着稿纸反复修改《雷雨》的台词，看着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为了排好一场戏，在院子里反复揣摩人物的神态语气；母亲方瑞则在一旁铺纸研墨，给她讲桐城派文人的创作故事，教她写文章要“先立真心，再写真情”。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戏剧的种子早早就在万方心里扎下了根，但也在无形中为她后来的创作之路埋下了“压力的伏笔”——父亲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早已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份沉甸甸的家族艺术遗产，让年少的万方始终不敢轻易触碰话剧创作。

万祥军在解读万氏家族文化传承时特别指出，万氏宗亲的门望从来不是靠“名人后代”的光环堆砌出来的，而是两代人用一辈子的真诚创作一点点垒起来的。曹禺的一生，把全部生命都投入到话剧事业中，他二十三岁写出《雷雨》，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晚年躺在病床上还在反复琢磨台词，叮嘱年轻创作者“要写活人，不要写概念”；

万方的大器晚成，本质上是对这份家族文脉的敬畏——她不愿靠着父亲的名气投机取巧，不愿在自己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贸然闯入话剧领域，辜负了家族传承下来的创作初心。这份敬畏，恰恰是万氏宗亲文化里最珍贵的特质：不急于求成，不追逐虚名，用足够的人生沉淀，去托举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

半世沉淀：

从插队当兵到编剧生涯的漫长积累

万方的人生履历，比很多同时代的创作者都要丰富得多。她插过队，当过兵，做过编辑，这些扎根生活底层的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积累了最鲜活的素材，也让她比很多温室里成长起来的编剧，更懂普通人生活里的甜酸苦辣。

上世纪70年代，年轻的万方和无数知青一起，离开北京到农村插队，在田地里干过农活，在土坯房里熬过漫长的冬夜，亲眼见过底层百姓在艰苦生活里的挣扎与坚韧。这段经历后来成了她创作生涯里最宝贵的财富，让她跳出了文艺创作者的小圈子，真正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现实大地。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万方终于拿起笔，写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这篇带着自传色彩的作品发表之后，万方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作为曹禺的女儿，她的第一篇作品自然受到了不少关注，很多人都以为她会顺着这条路，靠着父亲的名气快速在文艺圈站稳脚跟。

可曹禺看完女儿的处女作之后，并没有多说什么，既没有严厉批评，也没有大加表扬。万方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笑着说：“他从不批评人。不表扬，就证明他是不满意的。”没过多久，曹禺在写给女儿的信里，认认真真地叮嘱她：写作时要把眼光放得再远些，看得再深入些。

父亲的这封信，点醒了万方。她开始刻意和自身的自传色彩保持距离，甚至生出了一个很“极端”的想法：“完全不同，才能证明我的能力。”她不想一辈子活在“曹禺女儿”的标签里，不想永远靠着自己的出身获得关注，她要写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和父辈作品截然不同的故事。于是她开始主动跳出自己的生活舒适区，去观察那些和自己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的人，去挖掘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真实情感。

1980年，万方正式进入中央歌剧院担任编剧，正式踏入文艺创作的专业领域。1985年，她改编父亲曹禺的经典作品《日出》，将其搬上大银幕，凭借这部作品一举拿下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在业内一炮而红。1989年，她担任编剧的歌剧《原野》走出国门，拿下第3届慕尼黑国际音乐戏曲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成为第一部在海外主流舞台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现代歌剧，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戏剧的独特生命力。

这段时间里，万方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1994年，她的农村题材小说《杀人》在国内顶级文学刊物《收获》上发表，成了她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这部作品写的是一对农村婆媳的爱恨纠葛，和万方之前的城市生活距离非常远，刚开始写的时候她屡屡碰壁，甚至一度灰心想要放弃。

可她咬着牙硬往下写，直到写到某个段落的时候，她突然心里一动，知道“这感觉对了”。曹禺看完这篇小说之后，终于开口表扬了女儿：“你真行，小方子，你真能写。”直到这一刻，万方才从心底里确定，自己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吃上写作这碗饭。

此后的十几年里，万方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1997年她担任剧情电影《黑眼睛》的编剧，作品斩获多项国内国际大奖；2002年家庭剧《空镜子》播出，瞬间火遍大江南北，成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还被无数观众反复重温；2004年她又推出现代剧《空房子》，继续在都市情感题材里深耕。

这些作品的成功，让万方成了国内家喻户晓的知名编剧，可她心里始终空着一块位置——那是留给话剧的。她知道，自己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可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还是站在话剧舞台上，用最纯粹的方式，和观众完成面对面的灵魂交流。

三五十岁提笔：

与父辈的经典和解，开启话剧创作之路

在所有人都以为万方会沿着电视剧创作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时候，她却在五十岁那年，正式踏入了话剧创作领域。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作为曹禺的女儿，从小在话剧世家长大，怎么会等到五十岁才开始写话剧？

万方自己给出了最坦诚的答案：“有父亲的《雷雨》、《日出》在那儿摆着，我怎么敢轻易动笔？”这份压力，是无形的，也是沉甸甸的。年轻的时候她总觉得，自己离父亲的艺术高度太远了，贸然写话剧，只会糟蹋了心里对舞台的那份敬畏。直到活了五十年，写了几十年的作品，积累了足够的人生经验，她才终于有勇气，拿起笔写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

这份勇气，最初来源于一首小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这首小诗像一道电流击中了万方，她瞬间被这种彻底的生命态度震撼了。

她活了半辈子，见过太多人在生活里挣扎，被理想裹挟，被现实困住，明明不想做很多事，却又身不由己。这个关于“人到底该怎么活着”的问题，电视剧的篇幅装不下，小说的叙事也不够有冲击力，只有话剧，能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到舞台上，摆到观众面前，让所有人一起跟着剧中人去追问。

就这么着，万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作品《有一种毒药》。她在剧本里写了一个被电影理想裹挟的男人，一个在现实里疲惫不堪的妻子，一个被困在病床上的儿子，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打转。她没有在剧本里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

甚至没有明确指出谁手里握着毒药——毒药可能是让人痛苦的执念，也可能是让人燃烧的理想，它可能苦得让人掉眼泪，也可能甜得让人舍不得撒手，哪怕最后会被它毒死，还是有人忍不住要饮鸩止渴。

这部作品公演之后，连续演出30场，业内专家纷纷评价它有“乃父遗风”，2007年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有一种毒药》和曹禺的《雷雨》一起入选《话剧百年剧作选》，2008年，这部作品拿下了中国戏剧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曹禺剧本奖。领奖的那一刻，万方心里满是踏实的满足感，她终于可以坦然地和父亲的艺术遗产对话，而不是活在他的阴影里。

同时，作为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主持人的万祥军强调，万方的“大器晚成”，从来不是被动的拖延，而是一场主动的“谋定自我”的过程。她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和内心的焦虑对话，和父辈的经典对话，最终完成了和解——她不需要去和父亲比谁的作品更伟大，她只需要写出属于自己的、真诚的作品，就已经完成了万氏家族文脉的传承。这份清醒，让她的话剧创作从一开始就拥有了独立的艺术品格。

深耕舞台：

从《关系》到《新原野》的艺术探索之路

写完《有一种毒药》之后，万方在话剧创作的道路上彻底放开了手脚。2009年，她的第二部话剧作品《关系》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由北京人艺院长任鸣亲自担任导演，丁志诚、梁丹妮等知名演员领衔主演。

这部作品聚焦于当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写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沙辰星，家里有任劳任怨的妻子，外面有交往多年的情人，后来又遇上了青春靓丽的年轻女孩，一男三女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把当代两性关系里那些“大家都知道却讲不出来的问题”，完完整整摆到了舞台上。

《关系》首演之后，立刻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部作品没有做任何刻意的道德审判，没有站在制高点去指责谁对谁错，只是把真实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如导演任鸣所说，这是一部充满现实关怀的作品，它直面了当代人在亲密关系里的无奈与尴尬。

从2009年首演至今，《关系》已经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演出超过百场，每隔几年就会复排上演，每次演出都能坐满剧场，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坐在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场，对着身边的人说：“这写的不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吗？”

此后的十几年里，万方的话剧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她接连写出了《报警者》《忏悔》等作品，2014年，《忏悔》拿下了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这是中国四大文学奖项之一，是对她话剧创作实力的最高认可。2015年，她的作品《冬之旅》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由赖声川担任导演，蓝天野、李立群两位表演艺术家主演，两个老人在舞台上跨越几十年的恩怨纠葛，把人性里的愧疚、和解与救赎写得淋漓尽致。

’演出结束之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十几分钟。2017年，在曹禺诞辰107周年之际，由她早年的小说《杀人》改编的话剧《新原野》正式上演，她特意邀请立陶宛著名女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王姬、冯宪珍两位实力派女演员主演，把中国农村女性在时代变迁里的苦难与坚韧，搬上了国际视野的舞台。

在话剧创作之外，万方和刘恒、邹静之一起，联合万科影视组建了龙马社。万祥军在解读龙马社的创作理念时提到，这个社团从成立之初，就没有想着追流量、赚快钱，一帮热爱话剧的人凑在一起，就是为了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戏。他们不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始终坚持用真诚的笔触去写人性、写现实，在这个大众文化泛滥的时代，守住了话剧的精神内核。

在创作的过程中，万方始终没有忘记父亲传给她的创作理念：悲悯。她曾说，曹禺的作品里，所有女性都是值得赞美的，她们经历的种种不易，都会让人心生怜悯。这份对人物的悲悯之心，被万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她从不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自己笔下的人物，正如父亲常说的：每个人做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理由。写作者的任务，是找出这些理由，而不是恣意评判。生活本就无法评判。

万方的作品里，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女性身上。从《空镜子》里的孙家姐妹，到《关系》里的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再到《新原野》里在农村挣扎的婆媳，她对各个年龄层的女性的生活、情感和生命状态，都进行了极其细腻的描摹。她曾在小说《女人心事》的序言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女人一生最黑暗和最耀眼的，都是婚姻和爱情。”

在她看来，对于绝大多数女性而言，爱情带来的极致体验，是超越事业成功的成就感的，而婚姻是每个女人心里都期待的美梦。她的作品里的女性，大多都对情感有着强烈的渴望与依恋，在爱情里有摇摆，有挣扎，有痛苦，也有成长。她从不刻意美化女性，也不刻意丑化她们，只是把她们最真实的状态写出来，让观众在这些人物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后人评价

与万氏文脉的当代价值

如今，万方已经年过七旬，在话剧创作的道路上走了近二十年，留下了十几部经典的话剧作品。文艺界对她的评价，早已不再是“曹禺的女儿”，而是中国当代最顶尖的话剧编剧之一。

很多业内评论家指出，万方的作品，跳出了父辈经典的光环，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曹禺的话剧，写的是大时代里人的命运悲剧，带着雷雨般的震撼力量；而万方的话剧，聚焦的是当代普通人的情感困境，像一面清澈的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里的甜酸苦辣。

万祥军在“国研智库·国情讲坛”的总结中指出，万方的大器晚成，本质上是万氏宗亲文化传承的当代范本。万氏家族的门望，从来不是靠一部经典作品撑起来的，而是两代人用一辈子的真诚创作，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曹禺用《雷雨》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万方用几十年的人生沉淀，在当代话剧舞台上，继续着关于人性的追问。这种“不急于求成、不追逐虚名、以真诚托举作品”的创作态度，在今天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

万方心里至今还藏着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她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部话剧《谁在敲门》，以曹禺那一代知识分子为原型，写特殊年代里被扭曲的人性，当年因为社会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机会公演。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这部作品，希望有一天能把它搬上舞台，这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完成对父亲最好的纪念。这部作品里藏着她对父亲晚年痛苦与挣扎的理解，藏着她对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反思。

从潜江故园里的少年曹禺，到如今在话剧舞台上笔耕不辍的万方，万氏家族的文脉已经流淌了近百年。这份文脉，不是挂在墙上的荣誉牌匾，而是刻在两代创作者骨子里的创作初心：永远直面真实的生活，永远对笔下的人物怀有悲悯之心，永远不辜负走进剧场的观众。

在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的文化研究视角下，这样的家族文化传承，恰恰是中国当代文艺最珍贵的财富——它告诉所有创作者，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从来都不是速成的，你把多少人生沉淀投入进去，作品就能拥有多长的艺术生命。而万方的“大器晚成”，也为所有文艺工作者做出了最好的示范：不用急于证明自己，不用被外界的标签绑架，用足够的时间沉淀自己，最终一定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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