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了他或她的对立面 连清川：《方法》的错误方法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我从来不曾喜欢过方舟子，我甚至非常讨厌他。他早期和《南方周末》合作打假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这可能和我自己的价值观有关系。当任何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一贯正确或者完美无暇的时候，我就自然地站在了他或她的对立面。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贯正确的，都是可疑的。

方韩论战如火如荼的时候，起初我是支持韩寒的。我没有看过韩寒的小说，也比较少看韩寒的博客。我支持韩寒，可能还是和我的预设立场有关系。无论他是怎样获得名声的，因为他的勇气和直言，我就会自觉地站在他的身后。但是后来，我认为，这是一场两伤的战斗，而双方，都是中国社会中难得的勇士。

是的，我虽然并不乐意看见方舟子的取胜，但是我也同时并不乐意看到韩寒的取胜。这是一场民间的相互厮杀，伤害的纯粹是民间自发的自治力量。尽管我认为方舟子是在个体性格上极其令人厌恶的人，但我从来也不曾认为他是对中国、对社会、对网络的一种伤害，而恰恰相反，他的令人讨厌的性格使他做出的许多事，恰恰也是中国、社会和网络走向成熟所需要的力量。

当《南方周末》6月 21日头版的特别报道《方法：方舟子与他所影响的论战法则》（以下简称《方法》）出炉的时候，我并不愿意详细阅读。尽管我信任《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成熟媒体的职业操守，但我仍然无法认 同以如此沉重的弹药来攻击方舟子的做法。可是，当编辑命题我写这篇文章之后，我仔细地通读全文，却更加惊异地发现，《方法》一文，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方法”。这个选题的操作，违背了新闻操作的诸多规律与准则。

一、公共，还是公众？

从广义上来讲，我们都曾经被《纽约时报》的口号“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所激励。也就是说，媒体的报道从理论上来讲，是没有禁区的。

但之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媒体仍然是有边界的。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明文规定媒体的报道范围，但是在实践中，各种媒体的操作都必须遵循自我的边界，这是一种自律，或者是对职业的一种自我约束。

《南方周末》在类型上，是“公共兴趣” （general interest）媒体，其报道的范围比许多专业类媒体例如时尚、汽车等要更加广泛。也就是说，无论官方如何定义，《南方周末》在中国，已经被行业广泛定性为“大报”，在美国，只有类似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少数全国性覆盖的公共兴趣报纸才被定性为大报，而其它的报纸都被称为“地方报”。

何以区分大报与其它报纸？大报所关注的，乃是公共话题，而非公众话题。所谓的公共话题，也就是涉及到国家与公众的公共生活的话题，或者更加直接地说，与政治、民生等相关的话题。而什么是公众话题？所有一切公众关心的话题，包括明星八卦、传闻谣言、网络热点等等，都 属公众话题。大报关心公共话题，而小报关心公众话题。

方韩之间的论战，是公共话题，还是公众话题？两个当事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都是民间人物，不拥有任何的公权力；他们之间的论战，不涉及民生、经济、文化、思想等等公共事务，而不过是纯粹民间的一场网络攻讦。他们的确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但是它自始至终，并不曾引发公权力的参与。

《南方周末》选择了一个公众话题作为自己一期的特别报道，显然是不符合自我与行业定位的行为。难道大报不可以介入公众话题吗？当然是可以的，可是惟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当这个公众话题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时候。当论战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试图利用公权力来打击另一方的时候，它就改变了这个公众话题的性质。媒体的边界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不能利用其社会公器的力量，

去擅自介入与改变社会的平衡 当一个媒体以自己的好恶任意介入 与现状。显然，《南方周末》在 到了社会自治的领域之中的时候，它情 《方法》一文中是有明显的倾向 不自禁的沉醉于自己的权力之中，并且 性的，其标题“方舟子与他所 成为了这个社会不公正的权力结构的一 影响的论战法则”就已经直接 个齿轮。

表明了其毫不含糊的指向。那 么，《南方周末》是利用了其公器力量，打击方舟子了吗？最少从事实发生上看，不幸地，是的。

这是媒体力量最不当的运用之一。

可是，难道我们不相信好人有好报吗？方舟子的方法那么令人生厌，那么违反社会常理，那么恶毒龌龊，我们几乎可以用坏人来形容了。也非常不幸地，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从来不是按照好人有好报的准则来运行的，媒体更加不能按照这个准则来运行。因为社会有其自然的平衡能力，不应擅自运用公器来随意改变。社会自治的重大含义之一，就在于公众事务由公众自理，任何公权力不得擅自参与。这难道不也是《南方周末》一向的自我期许吗？

二、怎样的揭黑？

《方法》的错误方法，不仅仅是选题选择上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而且在报道手段上，也采用了一系列错误的方法。

媒体行业中有着一些不言自明的规则：选题的重要性，报道呈现的客观性，报道过程的平衡性等等。

在 6月 21日的那一周内，对于《南方周末》而言，最重要的选题是方舟子吗？显然，当期报纸中的许多报道，都比方舟子的事情更加具有重要性，包括对于中国第一个女宇航员刘洋的报道、西沙旅游的报道、朝鲜的报道等等，在重要性上，都要高过方舟子。而这些报道的公共性，更加比方舟子要高出许多。而从当周的角度上看，显然《南方周末》也并没有选择重要性更高的许多新闻，其中包括了（或许《南方周末》也曾经做过其中一些选题）西沙形势恶化、欧洲杯、胡锦涛主席捡国旗、大学生毕业季等等。

尽管记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力图期望以客观的角度来进行写作，但是这个系列报道中仍然出现了许多在客观性上具有很大瑕疵的许多问题。方舟子在反驳文章《<南方周末 >是如何构陷我的》中指出，在针对朱海军的死亡时，其发表的全文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而仅仅是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我在阅读方舟子本人所贴出的内容时，的确发现《方法》所引用的文字有误导，虽然远远谈不上构陷，但客观性的确受到了伤害。

从总体上而言，《方法》所呈现出来的倾向性，是更严重的客观性问题。对于一场发生于民间、发生在网络的论战，以如此清晰的倾向性来进行表达，其本身的客观性已经不存在了。

平衡性，是这个报道的最大问题。对于一个对抗性如此明显的报道选题，它的报道角度不是两个，而是最起码要有五六个。而《方法》只有一个半：方舟子的反对者，以及少量的方舟子支持者。这个报道要成立，起码要有以下的角度：方舟子本人及其直接支持或关系者；方舟子的反对者，包括韩寒；在这场论战中居于中立者；外围的看热闹者；对这个事件进行研究的人；公共部门包括法律部门的人；网络从业人员（方的方法对网络的影响）；论战法则专家等等。如果我们的确要得出结论方舟子影响了论战法则，那么就必须众口铄金共同指证方舟子影响了论战法则。而这个报道显然在平衡性上发生了重大的失误。

《南方周末》似乎刻意在避免卷入方韩论战之中。因此，在这个报道中几乎对方韩论战只字不提。但是这个报道的时机选择到底是什么？如果报道的对象是论战法则的话，那么只有当方舟子的论战法则造成极大的恶果，比如导致了公权力采用了他的法则，或者他的论战法则改变了互联网的生态之时，才是正确的时机。但是如果报道的确是因为方韩大战而起的话，那么回避本身就形成了巨大的问题。在以上所提到的平衡性原则中的多个角度未得到覆盖的时候，这个报道几乎就是不成立的。

而对方舟子安保资金的报道本身也存在着极大的困境。指控一个公民犯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却没有充足的证据，这是媒体严重滥用职权。实际上，报道中称，安保资金问题没有得到法律部门的追究，是因为法制尚不完善。媒体显然只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中进行报道。媒体的确有权指出立法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缺失，但是它不能以此来指控公民。更加准确的做法，这个问题只有当资金的捐款人提出诉讼时，媒体才可以报道。当然，这点《南方周末》的缺失并不严重，毕竟，罗永浩已经提出了诉讼要求。但是，仍然必须指出的是，《南方周末》的报道，已经大大地超出了罗永浩的指控范围。

三、裁判的权力

作为一个在《南方周末》曾经工作了将近 4年的员工，我几乎已经很少看《南方周末》了，虽然有很大的原因在于我已经转向网络，但是也有很大的原因在于《南方周末》已经越来越缺少了告知功能。

无论媒体以任何的方式呈现，印刷、影音、网络，其最基本的功能仍然必须是告知。是对信息的呈现，而非判断。媒体仍然是社会公器，这一点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社会公器乃是通过对各类信息的真实呈现，从而在总体上对社会，尤其是公共权力起到纠偏的作用。

媒体没有裁判的权力。裁判的权力是通过事实真相的报道，从而给予公众以判断的信息参考。媒体对事实是没有倾向性的，倾向性的权力在公众。但媒体有否倾向性？有，但只能在社论之中呈现。

这也是我对中国的媒体经常性失望的原因之一，也是对《南方周末》有时失望的原因。浓重的社会责任感使中国的媒体，包括《南方周末》，替代了读者思考的功能，它试图扮演的是裁判者，而不是告知者。告知者永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只是告知，没有判断。

方舟子和韩寒之间的论战，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和网络的生存法则。方舟子令人厌恶的个人性格，被《南方周末》拔高为能够动摇这个国家思想行为的原则，并倾力攻戮。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因为当一个媒体以自己的好恶任意介入到了社会自治的领域之中的时候，它情不自禁的沉醉于自己的权力之中，并且成为了这个社会不公正的权力结构的一个齿轮。（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站在了他或她的对立面 连清川：《方法》的错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