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洲案的讨论还在继续 江雪：经由陈永洲 我们去向哪里？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陈永洲案的讨论还在继续。虽然这些讨论更多是媒体人的自说自话。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上，人们不会看到对这一事件公允的讨论，大众尚无从了解这一其实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真相，而媒体人自身，除了经由央视披露的信息，又能了解多少呢？而报业内部，严肃的纠结之声，其实主要是两种，即：先呼唤媒体自律还是先呼唤陈案中的程序正义？

一

换言之，如要建设一个“自由与负责任的新闻界”，当先呼唤自由，还是先呼唤责任？是该先谴责强权加诸于媒体的锁链？还是先着力于建设新闻界自身的公信力与洁净的行业形象，甚至不惜壮士断腕，呼告泣血？

必须说，一开始，《新快报》头版“请放人”的呼喊戳中了自今年以来，所有关切言论处境的人心之痛点。此前，两高司法解释“五百转”在毫无舆论准备的情况下实施，张家川少年因网络言论被抓，微博上的大V薛蛮子戴着手铐在央视自述嫖娼史……与此同时，各地抓捕网络上的言论出格者，并在报章上宣布庆功，多地抓捕人数达百人以上。这就是陈永洲案发生的背景。

所以，当《新快报》，这一新闻专业主义声望并不卓著的纸质媒体喊出“请放人”这三个大字时，某种程度上，也如一杯他人之酒，浇中了我们内心的块垒。可惜，很快，抓人、上央视悔罪、官媒批判的“薛蛮子模式”被如法炮制，陈永洲在央视上陈述自己收钱参与商业倾轧的罪状，说到“收钱”，他甚至在镜头里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让很多此前支持“新快报力挺记者”的人齿冷。

正如周海燕文章中所说，国家对意见分层治理的模式颇为有效，在陈永洲这一层，结果就是让那些声援者分外尴尬。

二

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后，新闻界的声音开始更多地转向行业“自律”，记者协会开始展开自我批评，而来自那些原本已足够自律的中国一流媒体人的声音，则因自身的声望，传播更广。

的确，胡舒立的财新团队，可能是当下中国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实践最完美的团队。财新团队在恪守新闻伦理、最大程度地接近国际行业规范方面，在目前状况下，都堪称模范。

然而，这次，不少始终关注陈案程序正义的同业，开始批评胡舒立的“新闻寻租不可恕”是避重就轻。一个可以看见的事实是，在官方的批判声中，以及新闻同业开始“低头自我反省”的纠结中，一开始就超越新闻界而引起普遍关注的“程序正义”问题，此时基本在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上被稀释了。

11月3日，关于呼唤陈永洲一案程序正义的声音，在微博上已经很少。零散可见的声音，来自一些法律人，包括富敏荣先生这样关切媒体处境的律师。这一天清早，我看见贺卫方老师的微博，眼眶竟至湿润。贺老师依然在微博上关注陈永洲案。他说：“一个法治主义者的信念：我不能忍受电视对一个人进行审判，也不能接受民意对人是否有罪的判断。哪怕一个人在警察或电视镜头前供认有罪，他是否犯罪仍然有待法院经过公正的审理作出判决。在终审判决作出前，任何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

我想，痛切呼唤行业自律的胡舒立，也应该是一个法治主义者。因为财新始终关注的原本就是市场与法治，并当此为转型时期最重要的命题。

三

然而，同样痛切呼唤关注陈永洲可能遭受不法审判、媒体自由遭受的侵害已愈演愈烈的的宋志标他们，难道就不是新闻专业主义者？这些在此刻发声的呐喊者，以及那些看不见的沉默者，可能都是秉持理想、跋涉许久，在行业自律方面相当严肃的人。所以，当对这些大问题的讨论演化成周遭的一些口水时，让人多少有些兴趣索然。很多人认为，当然要呼唤行业自律，但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机。

因此而有了另外一个悖论：最好的时机在哪里？如展江老师所说的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封建化之下，新闻业本来沉疴已久，在过去10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新闻专业主义如今又面临沦丧的今日，我们再不呼喊，再不建立，我们还有机会吗？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呐喊，这些纠结中的声音，发生于一个并不完全的“新闻界”，就如今日呼唤自律的媒体人，其实是一群相对来说最为自律的市场化媒体的新闻人。这也原不奇怪，只有在一群真正的职业新闻人中间，才能产生这样“以最大程度的新闻专业主义来保护自我”的诉求。

我也曾烦扰于这些声音。然转念一想，佛经中有“出种种微妙之音”之语。其实，在今日，种种微妙之音，看似纠缠与痛苦，其实也便是我们的希望。至少，我们还在讨论，还在争议。那些看起来分裂的，其实也是一致的：反对强权对言论的钳制，也要建立起行业的自律。这二者，又何来矛盾？它们原本并行不悖。于我，可在这两个面向上，去竭力守护，尽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努力。

所以，我在陈永洲事件之初，就一直在微博上呼吁：我们不为媒体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背书，但必须为警权可能被滥用保持最大的警惕。

我至今认为，程序正义的大问题，是陈永洲事件中的最大命题，当我们声讨批评陈永洲的声音，建立在已经认可央视的自证其罪上时，我们已经忽略了这一命题。我们在那一刻，已经不是一个法治主义者。

我们呼唤程序正义，难道不是为公众呼唤程序正义？陈永洲是记者，更是公民。记者不是特殊生物，也是生活在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普通公民。

四

而在另一个面向上，我也始终认为，在现实的情境中，如果我们还要做“新闻民工”，那么新闻专业主义就是保护自己的最重要的砝码。诉诸悲情不能挽救我们，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却有可能，这包括我们恪守记者的职业伦理。

2010年在成都参加中欧论坛媒体组的一个讨论时，当被问及：你作为媒体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在座诸君都说是新闻自由，而我说，我最希望的是，中国记者能建立起不收红包的普遍共识。

那是我最切实的心里话。

当年怀抱理想进入新闻，也庆幸一直到今日，我始终不耻于言说理想。然而，一个基本的行业伦理规范尚没建立的行业，又怎能让我们安身立命？职业伦理的规范，关乎到我们的职业荣耀，也关乎到我们自身人的尊严。

然而，更进一步讲，真正能荣耀我们职业的伦理规范，“不收红包”也只该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在陈永洲案喧嚣之时，“刘萍案”在媒体上无一点声响。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媒体议程设置之现实。即便是中国最一流的媒体，你也必须接受现实。你所设置的新闻议程，于记录历史而言，有一部分是缺席的。这部分，如今，只记载在网络上。在这一点而言，面对历史，我们只有耻辱，“我们都是镜子里的同谋”。

我深知，我们身处一个多么复杂的世界。在今天，我们纠结，但也要走出纠结。哪怕只有一小撮人，能否建立起共识？于陈永洲案而言，我们必须呼唤程序正义。我们曾在夏俊峰案中呼吁。我们曾在李庄案中呼吁。我们曾为公民权利呼吁。今天，我们也要为一个不争气的同行呼吁。

于此之外，我们也要建设。从陈永洲案，我们该起步，该吸取经验与教训，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一个新闻行业的伦理公约，说清楚一些问题，哪怕仅仅是不收红包，形成一个最底线的共识。

是的，经由我们不争气的同行陈永洲（或许，你认为他不是，但他确实是），让我们出发，做一个法治主义者，也做一个新闻专业主义者。的确，这一切那样艰难，然而，对那些始终对真相怀有好奇、始终被生命中的激情驱使，去寻找真相的人来说，对那些希望服务众生、寻求公义以让生命更有意义的人来说，这，原本就是我们的宿命。（作者系调查记者，前华商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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