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里的母亲》采访后记 王晶晶：坚持对“人”的关注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这事儿你们都能出趟差？”从云南昆明采访回来后，在一个公共场合遇到某媒体同行，当我告诉他最近在写的这个选题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

——《毕业论文里的母亲》采访后记

一

说实话，这个选题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之处——云南大学一个研三女生，把下岗母亲的经历写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它没有曲折迂回的情节，不涉及公共利益，采访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难度，我并没想到这篇名为《毕业论文里的母亲》发表后在网上获得如此传播。

选题线索源自今年5月底，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条微博。发帖人是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郭建斌：“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一个生于1960年代，做过厂矿广播员、放映员，后因企业破产，经过抗争之后最终选择了买断工龄，再就业的过程一波三折，现在一所中学做保洁员的‘母亲’的故事。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这条微博让我想到毕淑敏小说《女工》中的女主人公浦小提和贾樟柯《二十四城记》里陈冲扮演的“厂花”，那种又脆弱又顽强的女性生命个体。我的第一判断是这篇论文背后一定会有故事，因为母亲的经历里有太多时代元素，而且能把母亲写进毕业论文里，应该会有比较独特的母女关系。

我把这条微博发给《冰点周刊》主编徐百柯，当时他正在出差，但很快就回了一条：“好！”他说，这条微博不是煽情出来的，正常叙述就已经很打动人，会有好故事。

长期以来，《冰点周刊》关注的选题主要分为两种，一种选题是故事中蕴含着时代特征的聚焦物，比如《北京最后的粪桶》、《无声的世界杯》；另一种选题，报道对象的命运感足够动人。《毕业论文中的母亲》勉强属于第二种，不过如果硬要联系，“母亲”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意象，不仅仅是故事中的这对母女，还有那一代人与组织、体制的关系。

二

我给郭建斌教授发了条短信，说明采访意图，通过他联系到论文作者、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传播学系研究生蒋易澄。那篇毕业论文的题目叫《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蒋易澄花了两年多时间，采访了母亲、姨妈、奶奶、其他退休职工，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

我和蒋易澄在云南大学附近聊了两三个小时，她是一个低调但是很有想法的女孩。第二天是星期六，蒋易澄带着我一起回老家见母亲。我们进屋时，蒋易澄的母亲李桂珍刚下夜班，她穿着一件挺讲究的花连衣裙，在厨房里煮饺子。李桂珍在当地一所中学里的男生宿舍担任管理员，隔天就要值一次夜班。

和女儿不一样，李桂珍是那种很健谈的中年女人，她保养得不错，看上去挺年轻，头发留得很长，在48岁这个年龄不太常见，晚上去广场上跳舞时她穿了双坡跟凉鞋。第二天早上，她骑电动车载着我去学校一起上班，她穿的还是昨天那套衣服，一上午都站在洗衣机旁边，帮学生洗校服、刷球鞋赚几个小钱。

洗衣机自动运转的时候，李桂珍坐在管理室的小床上，给我讲起他们当年是如何来到这个名叫“七矿”的三线工厂。李桂珍全家都在“七矿”工作，婆婆是子弟小学教师，丈夫是司机，哥哥是采掘队队长，姐姐在医务室。1970年代，李桂珍的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人从贵州来到云南西南部这个地方，支援三线建设。他是那个时代标准的老工人，先进工作者，八级钳工，信奉“老黄牛”精神，可退休后检查出矽肺三期。

临去世时前，李桂珍的父亲想买块手表送给妻子，可那时全家人几乎都下岗了，连200块钱都掏不出来。躺在病床上的老父亲很自责，他说当年把孩子们带到这里，可是现在带不出去了。后来，李桂珍嘱咐学新闻的女儿，一定要练好写作，将来把外公的故事写出来，这就是这篇论文最初的缘起。

李桂珍是个很要强的人，她说到自己下岗、待业在家那段经历时还经常自嘲，皱着眉头而声音听起来挺欢乐。但提到父亲时，她的眼睛湿了，这是整个采访中她唯一一次流泪。我坐在对面也感到很难过，因为这让我想到我的母亲和外公，这不仅仅是一对母女之间的故事了，同时包含了母亲和她父亲之间的感情，是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一代人的失落。

三

两年前，《冰点周刊》曾经报道过电影《钢的琴》，那是一个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的故事，报道题目叫《失落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毕业论文里的母亲》和它是一种呼应，一篇写父亲，一篇写母亲，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但这两个故事又有些不同，李桂珍并不属于那个年代下岗工人中，最具有代表性或者命运冲突感最强烈的，尽管她经历过维权，经历过各种再就业的尝试，但如果以她为切入点写三线、写下岗，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女儿的毕业论文，我们大抵不会把李桂珍作为报道对象。这个故事超越“下岗”的，是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是母亲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女儿重新认识母亲的经历。

让我意外的是，这篇报道获得的反响。最有意思的是，大家被打动的点很不一样，一位刚当妈妈的女同事说，看到李桂珍在女儿7个月时放弃学习的机会后来因为没有文凭处处受限，她说以前或许就当一句话看过，但现在心里很受触动。另一位读者说，这个故事让他反省，常常以冷漠甚至拒绝来对待自己亲人的情感需求。

所以，我理解开头提到的那位媒体同行的惊异，在当下这个时代，及时、有料又专业的新闻更受追捧。但我也坚信“冰点”一直秉承的价值，好的报道提供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审美，以及对“人”的高度关注。这种坚持在当下弥足珍贵，当然，它收获的反响也说明，这样的坚持是有价值的。

我记得我入职培训时，就听《冰点周刊》前主编杜涌涛老师说过：冰点关注的是“人性的、人道的、人情味的，人权的，一言以蔽之，把‘人’字写大，把‘人’字做足。”这让我又想到4月曾经写过河北燕郊父母早上替子女排队坐公交车的故事，当时这件事已经被央视和一些媒体报道过，我的领导明确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写，就不要去写城市规划这些宏大的内容，我们把两代人之间的纠葛写到极致，把人的情感写到极致，最后其实写的是“中国式家庭”。那篇报道后来也获得了不错的传播，我想跟这个思路有很大关系。（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

《毕业论文里的母亲》采访后记 王晶晶：坚持对“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