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完全不同的童年 王星：为什么报道“上访的孩子”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过去半年多我陆陆续续采访了 10个在北京随同家人上访的孩子，从还没断奶的婴儿到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本该在家里嬉戏玩耍，在学校读书打闹，却毫无选择地被家人带到了北京，经历完全不同的童年。最后，我做了个案《跟着爸爸上访》和观察稿《那些上访的孩子》。

一

关注上访孩子，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当爹之后心似乎软了很多。走在大街上也总能看到孩子，就好像忽然开启了一种视角模式。北京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我被一个孩子的眼神击中了。

那个孩子当时 1岁，还没断奶，来自河南禹州，跟着妈妈和姥姥上访，住在 20元一天的小旅馆里。那天非常非常冷，妈妈和奶奶轮流抱着 20斤重的他在国家信访局排了一天的队，终于快到他时，下班了。

晚上，天更冷了，我们在南站附近一个宝岛眼镜的门口见面。眼镜店里亮亮的，照出来的光也亮亮的，可惜没有什么温度。他带着帽子，穿着厚厚的小熊棉袄，再被包裹在被子里，手里抓着一块饼干。

我说，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妈妈说好，把搭在孩子头上的被子掀开一角，露出小脸。就着眼镜店的光，拍了张照片，照片里孩子的眼神清澈、坚定、动人心魄。

但因为他家的遭遇不是媒体所能解决的，我做不了报道，却又很想做点什么。跟妻子讲了这个孩子的故事，给她看了孩子的照片，妻子说，虽然他家里的事没有什么新闻点，但如果还有和他一样在北京上访的孩子，你多采访几个，从孩子的角度来写，或许能做个有价值的稿子。想了想，很有道理。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关注上访人群中的孩子。遇到的第二个孩子就是李浩然。

二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到上访者的电话，每次看到陌生号码，听到各种口音的人们讲述他们的遭遇，总要先向对方解释，自己所供职的是一份只在广东省发行的报纸，很多地方的事情都“管”不到，而对方之所以看到了我报道的某个与上访有关的新闻，是因为那件事本身有其特殊性。

2012年底，在一个这样的电话中，对方说自己带着几岁的孩子在北京上访几年，其间孩子和他一起被关进了黑监狱 100天。黑监狱在北京有很多，在传统的信访维稳体系中，黑监狱已经成了不合法、但不告不究的特殊宾馆，如果以非法拘禁作为黑监狱的衡量标准，即便是现在，在久敬庄国家接济服务中心大院里都还有堂堂正正的黑监狱在营业。但把一个孩子关进黑监狱 100天？这种事情真不敢相信。

和李德宝、李浩然父子俩见了面， 聊了两个小时，李浩然明显比同龄人成熟，可以安静地坐在那里很久。临别时我把裤兜里的 50块钱给了李浩然，这个 8岁的孩子噗通就跪下了，干脆利落。我心里好像被人打了一拳，这么小的孩子，跪得自然而然，没有一丝思考，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他们走了之后我还是很难受。后来几次采访和探访，才看到他们的生活，不是简单地在北京上访，李浩然的下跪乞讨是他们在北京的重要生活来源。

三

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燃黑火药后，我曾写过一条微博：北京沉默着成千上万（人）的遭遇。他们从西站到南站，从广场到马家楼，从陶然亭桥畔排队到城楼前跪国旗，他们就在北京，但他们却是隐形的。你我去南站是坐车，他们进南站是取暖。你知道他们在，但你看不到他们，他们就不存在。忽然，其中有一个人来到了不属于他们的首都机场T3，你和北京都震惊了。

事情就是这样，访民在北京往往是隐形的，即便对于关注信访的记者来说，面对难以计数的访民，你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你能找到值得你报道的故事。我几乎每隔一两天都会接到认识或不认识的访民的电话，几乎每周都会跟访民见面，而 10次采访里可能也不会有一次最后做成稿子。不过就“上访孩子”这个题目来说，要容易操作得多。带孩子上访的情况还算普遍，又特征明显，只要留意，总能找到。而因为要查证李浩然的生活和在黑监狱的经历，这个采访断断续续进行了半年。

最后成稿前，打电话给去年冬天见到的第一个孩子的妈妈，她正在去上海给另一个孩子看病的路上，问她事情解决的怎么样，她说政府已经承诺并正在解决了，希望我不要报道，以免影响了后续进展。所以，第一个孩子的故事我没有写，照片也继续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

后来凯迪的编辑问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上访儿童，我说，说起来可能有些好笑，但作为一个父亲，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稳定、温暖、有尊严的童年，也许有一天孩子会成为科学家，也许有一天孩子会成为快递员，也许有一天孩子会成为贪官，但不管未来怎样，他们都有权拥有一个被人呵护的童年。（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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