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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讲有意味的故事对“特稿”的理解 卫毅:特稿的精神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采编网 | 发布者:新闻中国采编网 | 发布时间: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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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讲有意味的故事对“特稿”的理解  卫毅:特稿的精神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记不清什么时候知道“特稿”这个词了,特稿怎么个“特”法,我并不是很明白,也没有一定要搞清楚的愿望。我乐意去做的是——用事实讲有意味的故事,这大致是我对“特稿”的理解,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说过:“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

”这句话对我有启发,但我对“惟有小说才能发现”存疑,比如,很多人发现了同样的东西,但表达出来完全两样。如果稍改一下,“惟有小说才能传达”更易于让我接受。借用这句话,“惟有特稿才能传达的东西,乃是特稿存在的惟一理由。”这涉及到意识问题,写小说的脑袋里要有小说意识,同样的,写特稿要有那么一点特稿意识。

许多年前,我还在南宁做记者的时候,跑的线是环境线,经常能从环保部门得到一些信息。某一次,我得到了邕江水质变坏的数据。有的人拿到这些数据,往稿子上一罗列,就成了数据新闻。这是一种报道方式,挺好,省事,简单明了。但我不想这么做,数据新闻并不是吸引我的东西。我想 到的是,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故事。林毓生先生有一个说法——“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这个短语闪闪发亮,简直是现捡的方法论。

那时候,我无数次从邕江大桥上经过,能看到江面泊船点点,有人家在水上生活。我一直对渔夫之类的人感兴趣,“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在我看来是一件粗犷而风雅的事情。水质的好坏,没有比生活在水上的人更有发言权。我就到船上去跟他们聊。没错,他们曾经主要以打渔为生,希望水质好,这样就能有更多的收获。慢慢地,污染开始严重,水质糟了,江里的鱼有怪味,卖不出去。他们这时发现,排往江里的污水形成了大片的淤泥,淤泥中有红虫,红虫可做喂养金鱼的饲料。于是,他们开始以售卖红虫为生,希望江水越来越脏,淤泥越来越多,这样就能捞到更多的红虫,换回更多的钱。

这个故事太有意味了,有“水质”,有“变化”,还有“人心”。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现在回头去看,文本实在粗糙得很,但我觉得那时候已经有了写特稿的意识,或者说是“转化”的意识。特稿很多时候都是在做“转化”的工作,将一个事实,转化成你想要的故事。

有的人要说,把事实直接讲出来就好了,这么千回百转地说个故事为啥呢?简直是吃饱了撑着。特稿确实是吃饱了撑的。不要说特稿,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吃饱了撑的。人类本性从来不满足于简单的存在,不断地累加积淀才有了今日之文明。如果“简单就好”,只要吃生肉,住山洞,喝雨水,做一个沉默的原始人就可以了。

新闻现在又有简化的趋势,大家都沉迷于碎片化的信息和言说。价值观被轻视,很多人开始抛掉他们所认为的负重,想过一种轻松的生活。然而,太多的所谓轻松都只是故作姿态。这本就不是轻松的时代,写作的本质也不是以表现轻松见长。你难道认为卓别林的伟大是表现了轻松的生活?

特稿这回事存在的时间太短,认识也都还太浅。但写作这回事历史很长,深刻的洞见很多。这很好,我们应该跳出特稿本身,去借鉴更广泛的写作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从捷克历史走出来的米兰·昆德拉提到过“小说的精神”:“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要比一个体制内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跟一个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或道 德的,而且还是本体的。也就是说,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们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如果说,小说的精神是表达这种暧昧的不确定的东西,特稿的精神也不外乎于此。在我粗浅的认识中,特稿精神应该是呈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人们产生触动和思索,留住流逝时光中应该被重温的感受。

新闻从业者疲于奔命地解决各种前因后果的问题,都希望找到一条清晰无误的逻辑链。这没有问题,但特稿应该可以在因果关系之外有所尝试和探索。

还是说到米兰·昆德拉,他认为《安娜·卡列尼娜》的伟大之处正是表现了超出因果关系的东西。小说中,在列文的庄园里,一男一女相遇,彼此有好感,他们希望有一次独处的机会,能够互相表白。而当这样的机会到来时,女的突然就想谈蘑菇,男的竟然也谈起了蘑菇。结果,他们都没有表白,只是谈了蘑菇而已。男的解释是,他受到上一次恋情的影响,无法忘怀。但真的如此吗?昆德拉的理解是,这只是一个借口,为自己失去爱情找一个借口。因为,突然想到的蘑菇竟然中断了两人可能拥有的关系,这样的事情过于荒诞,必须得找理由安慰自己。

这是多么迷人的“发现”。这也是特稿应该探讨的某些内心领域。但是我们没有想得那么深,太多新闻人都埋首重大事件,而且希望告诉别人, 他所知道的“真相”才是确凿无疑的“真相”。

我们杂志的副主编杨子在好些个场合都说过,我们不仅要写世界的真实,还要写人内心的真实。而人的内心是最琢磨不定的。对于人物特稿尤其如此,我们要呈现的不只是人心正在想什么,还有人心都想过什么。当然,他们想过什么不能凭空想象,得是受访者说出来。动机是看不见的东西,而太多的人自负地认为自己拥有看穿他人动机的本领。

前些年,有日报的同行告诉我一些电影放映员上访的事情。他们没法报道,因为上访的事情太多了。他们觉得我们会感兴趣。我确实很感兴趣,我从小喜欢电影,那些看露天电影的时光非常令人怀念。我很想知道这些放电影的人都怎么样了。

我于是去了陕西,采访了几十位电影放映员。他们是公社“八大员”时期的产物,曾经风光无限。但是,改革开放的到来或者说历史调转船头之后,他们的地位一去不复返,大多数人的生活很不如意,他们一直想解决的是退休金问题,但退休金迟迟不来。这让我想到马尔克斯写的《无人来信的上校》。上校老了,一直在等退休金,始终未见。其中一对电影放映员夫妇还特别像马尔克斯笔下的上校夫妇。他们的女儿去世了,村子里年轻人的葬礼勾起了他们对于女儿的伤心回忆。他们的生活在困苦和等待中煎熬。马尔克斯树立的伟大作品成为了我心中对照的范本。马尔克斯曾说,他的作品受到过新新闻主义的影响。而新新闻主义下的非虚构写作,正是我们所说的“特稿”之一种。现在有一种重“非虚构”,轻“虚构”的观念。许多作家也说,现实的荒诞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我个人认为,那只是有野心的作家的谦虚之词。放到足够长的时间里,“虚构”写作发掘作品内涵的功力比如今的“非虚构”写作强太多。

采访老放映员那段时间,我还正好看了电影《老无所依》。里面有个德州的老警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觉得自己老了,不能适应这个时代了,现在的罪犯作案的手段令他不能理解。这让我想到某些个电影放映员。他们不仅是物质上的老无所依,还是精神上的。他们会因此痛恨改革开放,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前 30年才是他们认为的好日子。他们的价值观在年轻时形成,当他们老了之后,时代变得不一样了,如何跟以往的自己相处?我跟这些电影放映员的许多价值观都不一样,在采访的时候甚至差点拍桌子走人,但我想呈现他们所理解的生活,以及自己在哲学层面上的思 索。我觉得特稿应该飘到足够高的空中往下看,而不只是简单地排列组合事实。最终,我把一个上访事件,写成了关于个人如何与自己相处的故事。

如何组织你所了解和理解的事实,这涉及到结构的问题。我是对结构非常感兴趣的人。但好像大多数写新闻的人对此不感兴趣。许多人提到结构时,头脑里只会冒出“倒金字塔”,然后接下来写到哪算哪。我从来都认为,结构是有力量的。写作是关于时空的艺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巧妙地表达主题,这是富有挑战性而又有趣的工作。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比喻:“许多人认为文章是靠改出来的,殊不知润色只是抹上结构之墙的那斑斑灰泥。”

在西方叙述学中,经常被用到的一个概念是——叙事弧。这里的“弧”指的是故事中的人物经历一些事情后,观念发生变化的过程。在特稿中,由于你不可能每次都让亲历者或知情者详尽讲完一个故事。完整的叙事弧很难获得。此时,绝不能将自己置于上帝的视角。很多产生争议的特稿就是为了补充叙事弧的完整,而替主人公想了很多其实是记者自己想要的东西。

单线条往往容易让叙事弧缺损明显。有的人说,缺就缺。好,这是一种通常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在缺 损处填入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夹叙夹议”。单线条还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单薄。多线条会更好,不仅能让故事结构得到补充,更稳固,还可以让叙事节奏丰富,有复调的韵味。

去年是路遥去世 20周年,编辑郑廷鑫让我去写一篇相关文章。路遥是 1992年去世的,那一年,停滞的中国改革再启动。这 20年,中国人的生活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路遥自己说过,他之前写的小说,大都是围绕着中国转型这个主题。这 20年,是中国上百年转型当中的又一部分。

于是,路遥本身是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或者说“潜文本”是中国改革再启动的 20年,更本质的是中国转型的故事。

还要说一点,新闻业中已经有太多千篇一律的稿子,特稿的调调似乎也有雷同的趋势。开放式的结尾为什么迷人,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思考给出一个答案。

录一则貌似新闻的短小故事,有“特稿”的味道,权当作为开放式的结尾:

他们早晨六点半在一所医院的围墙边枪杀了这六位内阁部长。院子里有一摊摊的水。院子的路面上有湿漉漉的死了的叶子。下了大雨。医院所有的百叶窗都用钉子钉死了。一位部长身患伤寒。两个士兵把他架到了楼下,拖到了雨水中。他们想架着他靠墙站起来,但是他坐到了一摊水里。另外五位部长非常安静地靠墙站着。最后,军官告诉士兵想让生病的部长站起来是没用的。士兵们齐射了一排子弹之后,他坐在水中,头倒在膝盖上。

这是海明威写的一个故事,发表于 1924年在巴黎出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英国学者保罗·辛普森在讲授文体学课时,把这 11个句子打乱,让学生们重新排列。结果是,各种大相径庭的排列都有。谁若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试。

辛普森说:“叙事要求情节发展、详尽阐述、加以渲染。同时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文体上的装饰,以便体现作者的个性或特质。不带文体装饰的叙事往往让人感到平淡无味。”

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排列更合理,但海明威的排列,让海明威之所以成为海明威。海明威不是惟一答案,重要的也不是哪种排列更好,而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这才是特稿写作最特别的地方。(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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