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一个“独家报道” 徐一龙：感谢时间给我们好故事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入狱养老记》是《中国周刊》7月刊封面报道《个人养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的一篇，讲述了湖南祁东老人付达信老无所养，在北京故意抢劫入狱养老的故事。这篇报道刊发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在中国周刊官方微博推广后，转发了 1800多次，多家媒体也用官方微博转发推荐了这篇报道。于《中国周刊》而言，这算是一个“独家报道”。

之所以说“算”，之所以给独家报道打引号，是因为他的故事在 2008年底媒体就有报道。但我们仍然可以确认，这是一个独家报道，一个时间给我们的好故事。

一

5月底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要在 7月刊制作关于养老问题的封面故事。

一年前，我们重新确认了封面的风格，一是社会化的议题设置；二是故事化的传播。前者帮助我们确认报道的价值，后者锁定了我们传播的方式。

养老问题，中国周刊早就关注。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随时都可爆发，果然，在 6月，就出现了“延迟养老”的新闻，引发舆论大哗，也让我们更加确认制作这个主题封面故事的价值。

编辑部召开了两次选题会，为厘清这个选题的方向，我们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毕竟这是个老话题。最终，我们形成了这样的选题思路，我在中国周刊内部系统上写道——

对现代国家而来，养老的力量有两支，一是政府，一是个人。于中国而言，不变的量是个人——人们从来没有放弃个人养老，包括自己给自己攒钱，包括儿女的赡养；变量是政府，她需要统筹社会资源、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养老难不难，重点不在于“不变的量”，而是“变量”。

而我们报道的重点，更多指向在养老力量重新洗牌中，“变量”的无力与匮乏。

好吧，方向指明了，如何展开我们的报道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方向，包括养老机构、养老政策、养老金领域的各个故事。但是，总是觉得不给力，我们需要一个“得胜头回”，一个开篇的好故事。

选题确定没两天，我的同事杨洋就在微博上 @我，是否可以做付达信入狱养老的故事，随后她给我传来了这个新闻的链接。对这个新闻我有印象，这当然是个好故事，可一个被报道过的故事，总是有限的。可当我仔细检索所有报道时，发现一个巨大的可能性。

二

付达信的故事第一次报道，是在 2008年 12月底，北京一家都市报的法治记者所写，不到 1000字的一个大消息。信息来源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的判决书，没有采访到付达信。这条报道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但很遗憾，主人公身在看守所内，无法接受采访，虽然最初的报道中，提到了他所说在家乡难以为生的说法，但无法证实，没有追问。

继续检索，此后一些深度类媒体开始追踪此事。北京另一家都市报的深度报道记者，去了湖南祁东，找到了付达信的侄子和所在村主任，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付达信所言不虚。这个报道也指向了农村养老体系名存实亡的现实。这是条很棒的报道，但是也有个致命的、天然的缺陷，故事没有主人公，付达信还在狱中。

那个巨大的可能性就在于付达信本人，只有采访到他，才能获得更多细节和新的故事，比如——他在狱中过得怎样，真的过上老有所养的生活吗？

掐指一算，实现这种可能性大有可能！付达信是在 2008年 11月底，被判刑两年，他应该在2010年底释放。而2010年后，就不再有他的报道了。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应该有可能接受采访。

如果采访到付达信，我们将会得到一个“全须全尾”的完整的故事，一个戏剧性惊人的故事的全部！起因、发展、高潮、转折、尾声，或者还有新的矿藏。

这是一个被时间滋养的好故事，只要找到付达信。

我找到最初报道判决新闻的同行，希望能得到当年的判决书，以找到付达信的地址和更多的细节。同行婉转告诉我，其实，那条新闻不是“正常”的新闻。法院不愿意宣传此事，纯属被记者靠职业的敏感性挖了出来，但法院多半不会愿意出示这个判决书。同行确认了一个信息，按照羁押的规则，付达信应该是被送回湖南服刑。

我又找到了去过付达信村子的同行，很遗憾，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3年多，他丢掉了付达信侄子的电话。但他也确认了一点，如果付达信在村子里，直接到那里，应该能找到。

三

这时候，我的同事杨洋也得到了重要信息——付达信被送到了敬老院！

做新闻工作多年，我的一贯的判断，记者最难进入的是民政系统。那里几乎是个独立王国，连监狱黑幕都有报道，但民政系统的敬老院、孤儿院，则因为无法自由进入，而很难获得信息（从技术上，监狱里的各种 “意外死亡”，因为有不甘心的家属，他们往往成为信息的最初传递者；而民政系统安置的人员，因为缺乏苦主，媒体很难隔空获得信息）。

我向杨洋同步了我的判断，希望她明白，这不是个容易采访的新闻。虽然，这不像矿难、贪腐调查这样具有显形的对抗性的特点，但是个很容易演化成对抗性的采访。

当然，还有其他难题。包括口音问题，一个北方姑娘如何听懂湖南农村方言；交通问题……不过，这些都需要记者自行去解决了。

最终，去往长沙的机票订好了。我的同事杨洋开始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冒险之旅。所冒的风险，当然是报道是否成功。我内心保守性的判断，采访到付达信的可能性，有50%。

杨洋飞走后，我一直忙着盯封面其他报道的进度，我们有几天没联系。再打电话时，她貌似平静的告诉我，付达信采到了，效果极佳，他怀念监狱，因为现在的敬老院条件还不如监狱……

我能感觉到，一个记者拿到好料的激动。我也激动得要命，我相信她一定能写出条好故事。我只告诉她，写作时不要下重笔。因为这个事情就摆在那里，它已经重得要死了，轻松些，让这个故事带有黑色幽默的特征。

四

这篇报道刊出后，反馈效果极佳。

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去“贪天之功”。

这是媒体同仁的一次接力赛跑。

第一棒，要感谢首报此事的那个法治记者，以非正常的方式，从法院挖出了这个案例。如果按部就班从法院要宣传稿，付达信永远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第二棒，要感谢最早去付达信家乡的深度同行，他将这个选题的内涵与外延，开辟地清晰而明了。

第三棒，是我们，将这个故事以完整的状态终结。在做这个选题之前，我和同事讨论过，这是个“已经完成又尚未完成的故事”。

说它尚未完成，是因为付达信没有受访，他经历的狱中生活和狱后生活，都没有被报道过。

说它已经完成，是因为付达信的故事的价值点，已经被确认——部分农村养老体系的溃败。

于《中国周刊》而言，这篇报道创造性的地方在于传播方式。我们用一个完整的故事，将我们的认识传播开来，再没有什么比故事更容易传播的了。

价值和故事，就像蒲公英与风的关系。

这一次，我们捉到了那股好风。（作者系中国周刊副总编辑）

这算是一个“独家报道” 徐一龙：感谢时间给我们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