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拆得掉小区的墙，拆不掉社会的墙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经信研究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万赢信采编：导读：开放的街区体现的是一种开放的自信，但这份自信首先得有制度保障。中国的小区消失后，有关部门会给业主们配备彪悍的警察和相应社会服务吗？我估计，大量出现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比警察更彪悍的城管，以及为数众多的朝阳大妈。现在，她们举报明星吸毒的成本更低了，因为明星小区外面碍眼的高墙给拆了。

一份提及推广街区制的文件今天引来广大业主的关注。据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后城市里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业主们一听立时就火大：拆我们家的围墙？此举将置业主的利益于何地？有人还搬出了《物权法》，说这架势不是拆小区的墙，简直是要拆法律的墙。

对业主们的种种疑虑、抱怨、愤怒，马上有专家出来解释说：此项意见旨在提升小区与城市的整体融入性，以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并缓解交通拥堵，另外，他们还提到了一个“高大上”的概念——街区制，说是发达国家的城市都是实行街区制，拆掉中国小区的墙，目的是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帮你们接轨了，居然还骂骂咧咧不识抬举，草民啊，就是没大局观。

话说到这儿，就有点意思了。当有关部门有需要的时候，这个“与国际接轨”总是会适时出现。比如我国的物价、税收，早已与发达国家进行“接轨”，如今终于轮到了业主家外面的那堵墙。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与国际接轨”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叫“中国特色”。这哥俩一点不团结友爱、老是打架，每当有“与国际接轨”的好事儿出现，“中国特色”势必要冒出来当一回真相帝，让人觉着“与国际接轨”其实挺不靠谱。

说到国外的街区（block），这词咱熟悉。当年做英语听力题的时候，常有对话是问路场景，第几个“block”向左拐，第几个“block”向右拐。这容易让人们产生一个误会，觉得这街区概念就跟路牌一样，主要起到方向指示的作用。而事实当然不是如此。一个“block”其实是一个以街道划分的居民建筑群，相同乃至相邻的几个街区内，资源配置、公共设施都是大致差不多的。

在美国，一个大的街区，面积从几十到数百平方米不等，往上类推，数十、上百个街区，就组成了城市行政区和自治市镇，街区实为最基本的欧美城市规划单位。但这种所谓的国际标准，在中国特色之下就很难弄行得通。差别在于国外的街区是高度自治的，建有自己的委员会、福利院、图书馆，甚至博物馆。只要当地居民们表决通过，上报市政，经过听证以后就可以修建自己的公共福利产品。也就是说，街区居民本身的素质决定了这个街区的建设水平、舒适程度、治安状况等等。因此，才有了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区别。

美国的社区

而我们熟悉的小区又是什么情况呢：优质小区居民收入高，物业费交得多且从不拖欠，当然就请得起好的物业公司，小区环境自然搞得也比较好。相反，居民收入低的小区，没人愿意交物业费，只好委托一个不靠谱但便宜的物业公司，整个小区势必搞得乌烟瘴气。过去，咱们优质的小区有高高的围墙、保安和门禁卡，可以让小区的资源为交了物业费的业主们独享。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小区之外，整个社会的公共设施建设可以说是极为落后。因此，如果拆除了小区围墙，那么就意味着一大堆不交物业费的人会跑到按时交高额物业费的业主的家门口，迅速把该小区的公共设施用到烂为止。

有网友为我们畅想了小区拆墙之后的蓝图：“一楼分分钟改铺面，麻将馆老年保健金融担保大排档烧烤遍地开花，停车的走路的，各种宣传单，游击队，广场舞一路排到开，歌声震天，步伐隆隆，噪音瘴气，安全隐患变明患，物管日渐无效，警察城管疲于奔命，现代居住规则瓦解。”

读到这，假如你之前还支持实行所谓的街区制，那么现在你还会支持拆墙吗？恐怕你反而会建议把墙修得越高越好，否则，等小区的墙消失以后，业主们根本预计不到什么样的人会混进自己身边，以后下楼带孩子遛弯都得提心吊胆，生怕潜伏而来的人贩子把孩子给骗走了。总之，低端小区的公共设施毫无改善，高端小区的公共设施也很快被用坏，安全感丧失，高端业主们干脆也不交物业费了，破罐破摔。长此以往，没有人会从中受益。

讽刺的是，改革者们常会翻开《福利经济学》里的一章，语重心长对老百姓说：“你看，我这是搞的帕内托改进啊，为你好来的，不要不识抬举。”不过，书里对帕内托改进的经典定义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样子的改革就是帕内托改进。如果我们把拆小区的墙也理解为一种改革举措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其实是帕内托改进的反义词：在没有使总体情况变好的情况下，把每一个人都变得更糟。

症结何在？在于城市缺乏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秩序。作为市民的人们活得没有安全感，那他们就只好在业主的身份里寻找一点安全感和公共服务（严格说是属于业主的私人商业服务），于是，业主们把小区围起来与混乱的外界隔绝，同区的人付费共同享有小区服务，以商业关系结成“居住共同体”。此乃为适应中国现实而被迫出现的“中国特色”。这反过来正好说明，优质的小区在中国是多么稀缺的社会资源，那里的房价高昂，并非没有道理。

不同的小区，对应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此理中外皆然。中国的封闭式小区，其实是对中国日益固化、封闭的社会阶层的一种现实回应。表面其乐融融的社会，实则已严重割裂、缺乏互信。再看看万恶的美帝，贫富差距严重、治安混乱，但美帝偏偏就不爱修建封闭式小区。为何？在于地方高度自治，高档街区的配套设施完善，有充足的巡警警力配合，保证居民安全。贫穷的街区则有社会力量介入，福利设施完善、社会基本保障不愁，穷人们根本犯不着跑到富人区去享受沾一点“高尚生活”的气息。如果“与国际接轨”能接到美国这一步，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能做得大致靠谱，我想业主们是愿意主动拆掉小区的墙的。

开放的街区体现的是一种开放的自信，但这份自信首先得有制度保障。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街区固然高大上，但即使布朗克斯这类公认的黑人聚集区和犯罪多发区，其街区建设水平也远超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那里有社会组织、有公共服务、有地方文化，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警力巡逻。中国的小区消失后，有关部门会给业主们配备彪悍的警察和相应社会服务吗？我估计，大量出现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比警察更彪悍的城管，以及为数众多的朝阳大妈。现在，她们举报明星吸毒的成本更低了，因为明星小区外面碍眼的高墙给拆了。

说到底，小区的墙容易被拆掉，但拆不掉的是社会的墙。这个国家真正需要推倒拆除的，似乎并非有形的墙，而是一堵无远弗届的无形高墙。这堵无形的墙大肆分割着社会资源、傲慢地行使着公权力，让脆弱的业主们不得不把小区的实体墙高高筑起。

孙骁骥：拆得掉小区的墙，拆不掉社会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