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重要弟子？跨学派传承解读-万人杰 | 南宋“兼通朱陆”学人定位考论

南宋“兼通朱陆”学人万人杰生平与历史定位考论——以跨学派传承与民间济世实践为核心的客观解读！南宋孝宗至宁宗年间，是宋代理学发展、学派分化又不断交融的关键阶段，朱熹所代表的理学与陆九渊兄弟开创的心学，在鹅湖之会之后长期处于既相互论辩又暗中吸收对方养分的动态互动之中。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摘要

万人杰作为这一特殊学术阶段的代表性学人，出身湖北大冶普通耕读之家，早年师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得到陆氏“不为利害所动”的高度评价，后又转投朱熹门下，前后二十年间五次赴武夷精舍、考亭沧洲精舍问学，成为南宋为数不多真正打通朱陆两家学术壁垒的儒者。

他一生未踏科举仕途，无专门学术著作传世，却在《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中留下数十条与朱熹的问答记录，晚年归隐乡野创建崇虚禅林，以授儒传医的方式济世救民，被后世尊为大冶“千年第一贤”。本文以现存可考的宋代原始文献、地方方志遗存为核心依据，系统梳理万人杰从青年求学、跨学派游学到晚年民间传道的完整人生脉络，客观还原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路径与实践特征，跳出非朱即陆的门户偏见，以历史主义视角评估其在南宋理学交融进程中的独特贡献，厘清他在地方文化传承与民间社会治理层面的长期影响，还原一位被后世理学史叙事淡化的“非典型”南宋儒者的真实历史面貌。

关键词

万人杰；南宋理学；朱陆和会；朱子门人；民间儒医传承

引言：

南宋理学格局中的“跨学派”特殊群体

南宋绍兴至庆元的近百年间，是中国传统儒学完成义理体系重构的黄金时期，二程的洛学传承至朱熹手中，逐步形成了体系严密、格物致知的理学脉络；

而陆九渊兄弟则从“心即理”的核心命题出发，开辟了直指本心的心学路径。两家学说在鹅湖之会上公开论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后世弟子划分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门户之见逐渐取代了最初的学术切磋，很多学人一旦归入某一学派，便刻意回避另一派的思想价值，甚至相互攻讦，这也成为南宋中后期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批不被门户之见束缚的儒者，他们不执着于学派标签，主动游走于不同的大儒门下，广泛吸收各家思想的长处，试图打破朱陆之间的学术对立，万人杰正是这一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相较于《宋元学案》中重点记录的朱陆两派核心传人，万人杰的个人传记并未在后世理学通史中占据显著位置，相关的直接记载大多散落在朱子语录、宋代文集与湖北大冶当地的方志、宗族文献之中。这种史料留存状态，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价值可以被忽略——恰恰相反，他前后二十年往来于朱熹与陆氏后学之间的问学经历，以及晚年归隐民间以儒传医的实践，让他成为观察南宋理学从“学派对立”走向“思想交融”的绝佳样本。

过去的宋代理学史研究，多以朱陆两大主线为核心展开叙事，对这类跨学派、未入仕途、长期在民间活动的边缘学人关注相对不足，也导致万人杰的历史形象长期被简化为“朱熹的陆氏转门弟子”，其调和朱陆的学术努力、民间济世的实践价值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本文的研究核心，正是跳出传统理学史的门户叙事框架，将宋代原始文献记载、地方遗存的民间记忆、南宋中期的整体学术环境三者相互印证，尽可能完整还原万人杰的人生轨迹，既不刻意拔高他的学术地位，也不因其未留下传世专著、未取得功名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以完全客观的研究视角，呈现一位普通南宋儒者如何以一生的实践，在学派纷争的时代走出一条独立的学术与人生道路。

万人杰

成长背景与早年陆学传承

万人杰的生卒年目前现存的宋代直接史料中尚未留下精准记载，但结合淳熙七年他首次拜见朱熹的时间点，可以大致推断他出生于南宋绍兴中后期，青年时代正值陆学在江西地区广泛传播的鼎盛阶段。

他的家乡兴国军大冶县，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与江西交界地带，远离南宋的政治中心临安，当地的官学教育资源远不如江南核心区域发达，民间儒学的传播更多依赖于游走讲学的地方儒者，这也让青年时代的万人杰没有受到僵化的科举应试教育的完全束缚，反而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学派的思想。

万人杰出身于大冶当地的普通士人家庭，家族中并无高官显宦的记录，这种成长背景让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质朴务实的性格，对当时很多读书人“为科举而学”的浮躁风气十分反感。青年时期他听闻江西陆九龄、陆九渊兄弟讲学“直指本心，不尚虚文”，便专程前往金溪师从陆氏兄弟，成为陆门的早期弟子之一。

在陆门求学的数年间，他完全接受了陆学“先立乎其大”的修养路径，不追逐外在的功名利禄，一心在自身的心性持守上下功夫，这种行事风格给陆九渊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陆九渊曾公开评价门下弟子，认为曹立之、万人杰、郑学古三个人，真正做到了“不为利害所动”，不会被外在的利益诱惑改变自己的志向，是陆门弟子中最能坚守本心的人。

在陆门求学的这段经历，构成了万人杰一生学术思想的根基，他后来无论接触到什么样的新学说，始终没有丢掉陆学重视内在心性修养的底色。但他并没有像很多陆门弟子那样，把陆氏的学说当成不可触碰的绝对真理，反而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学习心态，愿意接触不同的学术观点，这也为他后来转投朱熹门下、兼通两家之学埋下了伏笔。

五赴考亭：

万人杰朱陆之间的二十年问学历程

万人杰与朱熹的首次相见，发生在淳熙七年的南康军。当时朱熹正在南康军任上，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在江南一带广泛招揽各地学人前来问学。

万人杰专程从大冶前往南康拜见朱熹，两人第一次交谈就持续了多日，朱熹对这位来自陆门的年轻弟子印象极好，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专门提到：“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淳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在朱熹看来，万人杰身上完全没有部分陆门弟子“空疏不读书”的毛病，气质纯实，议论通透，是难得的可塑之才。

这次相见之后，万人杰并没有立刻完全转投朱学，而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往来于朱陆两大儒者的门下，不断对比两家学说的异同，寻找其中可以相互贯通的部分。根据《朱子文集》与《朱子语类》的记载，万人杰一生至少五次追随朱熹学习，每次停留的时间都长达一到两个月：

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五年至十六年，他专程前往武夷山的武夷精舍，跟随朱熹问学，《朱子语类》中保留了当时他与同门吴必大共同记录的“正淳问”九条内容，涉及《孟子》《大学》等多部儒家经典的义理辨析；之后的绍熙四年、庆元二年、庆元五年，他又三次长途跋涉前往建阳考亭的沧洲精舍问学，即便在庆元党禁、朱熹学说被朝廷定为“伪学”、大量门人纷纷避走的高压环境下，万人杰依然不顾政治风险，坚持前往考亭陪伴朱熹问学，朱熹自己都在给弟子黄直卿的信中感慨，当时很多门人都被外界的浮言攻击吓得不敢留在精舍，只有辅汉卿、万人杰等少数几个人，依然安心留下来求学两个多月才离开。

在前后近二十年的问学过程中，万人杰与朱熹的问答内容被详细记录在《朱子语类》的多个章节中，内容覆盖了儒家经典解读、心性修养方法、日常践履路径等多个层面。朱熹对万人杰的评价始终非常正面，他多次在给其他弟子的书信中提到，万人杰的气象极好，不同于很多先入为主、抱着门户偏见不肯舍弃的学人，他“先于情性持守上用力”，既有陆学的本心修养根基，又能踏实践行朱学的格物致知路径，是非常难得的学人。

当然朱熹也非常客观地提到万人杰的特质：“江西如万正淳亦纯实，只是昏钝，与他说，都不会得”，这里的“昏钝”并非指他天资愚笨，而是说他为人质朴，不喜欢用机巧的言辞辩论，很多道理需要慢慢体会之后才会落实到行动上。

这段长达二十年的跨学派问学经历，让万人杰成为南宋极少数真正同时深入朱陆两家学术内核的学人，他既了解陆学“发明本心”的核心要义，也完全掌握了朱学“即物穷理”的完整路径，没有被任何一家的门户偏见束缚，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调和朱陆的学术道路。

弃绝科举：

晚年崇虚禅林的儒医济世实践

与南宋绝大多数读书人不同，万人杰一生始终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也没有进入官场谋取一官半职。在朱陆两大儒者门下求学多年之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湖北大冶的民间，不再游走于各地的讲学圈子，而是在殷祖镇巴庄村的马岭卢湾创建了崇虚禅林寺庙，以这座民间建筑为依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民间传道生涯。

在崇虚禅林的岁月里，万人杰的实践完全打破了传统儒者“坐而论道”的局限，他做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授儒，面向当地的普通子弟传授儒家的义理，他不教学生应付科举的八股时文，只教大家修身齐家的基本道理，把朱陆两家修养学说中最贴近日常人伦的部分，用普通百姓能听懂的语言传播开来，让原本只在精英士大夫圈子里流传的理学思想，真正下沉到了偏远的乡村民间；

二是传医，他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医学知识，免费为当地的普通百姓看病送药，遇到家境贫寒的灾民，不仅不收诊金，还主动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粮食救济，真正把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落实到了济世救民的具体行动之中。

这种“以儒传医、儒医结合”的民间实践，让万人杰在当地民间积累了极高的声望，他去世之后，大冶当地的百姓数百年来一直纪念他，把他尊为“千年第一贤”，相关的事迹在当地的方志与宗族文献中代代相传，从未中断。

客观历史视角下

万人杰的事功与价值评估

站在客观的历史研究立场上，跳出后世理学史的门户偏见，万人杰的历史贡献与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层面：

第一，他是南宋朱陆之辨背景下，最早一批主动尝试打破学派壁垒、推动朱陆思想交融的先行者。在当时两家弟子相互攻讦、门户对立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下，万人杰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朱陆两家的学说并非完全对立、非此即彼，陆学重视的“心性持守”与朱学强调的“格物穷理”完全可以相互补充，这种没有门户之见的学术开放态度，为后世明代“朱陆和会”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最早的思想实践样本。他没有专门撰写学术著作来阐发自己的调和思想，但他数十年的问学经历本身，就是对两家学说可以互通的最好证明，这种示范作用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一篇专门的学术论著。

第二，他以自己的选择为南宋儒者提供了“非科举化”的另一条人生路径。在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把科举入仕当成唯一人生目标的南宋时代，万人杰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儒家理想，完全可以不在朝堂之上实现，在民间基层通过传道授业、济世救民的方式，同样可以践行“仁者爱人”的核心追求。他的实践打破了“儒者必须为官才能行道”的刻板认知，为后世无数不得志的民间儒者指明了一条全新的人生方向。

第三，他推动了精英理学思想向偏远民间的下沉传播。在南宋中期，朱陆的核心学说主要在江南的核心士大夫圈子中流传，湖北大冶这样的偏远边缘区域，原本很难接触到最顶尖的理学思想，万人杰回到家乡之后，把自己从朱熹、陆九渊那里学到的义理通俗化、日常化，让当地的普通民众也能接触到最正统的儒家精神，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厚度，这种影响延续数百年，成为大冶地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符号之一。

当然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受限于当时的传播条件与个人选择，万人杰一生没有留下系统的学术专著，他的思想表达大多散落在与朱熹的问答语录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学术体系，他的活动范围也始终局限在大冶及周边区域，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全国性的学术影响。但这并非他个人的局限，而是他主动选择的人生路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用后世“核心思想家”的标准去苛求一位主动扎根民间的学人，他的实践价值，本就不需要用“传世著作数量”与“全国性声望”来衡量。

万人杰历史形象

长期被淡化的原因解析

这样一位得到朱陆两大儒者共同高度评价的学人，其个人事迹长期没有在主流理学史叙事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后世编纂《宋元学案》等理学通史著作时，编者本身就带有比较强的朱陆门户立场，更愿意突出两大派系的核心传人，万人杰这种跨学派的人物，很难被归入某一个单一的学派脉络中，自然就被边缘化了；其次，万人杰一生未取功名，没有官方的仕宦履历，在传统以官阶与著作为核心评价标准的史传体系中，很难获得单独立传的机会；最后，他晚年长期归隐民间，活动范围有限，相关的事迹大多保存在地方文献中，没有进入全国性的主流历史记录体系，自然就逐渐被主流叙事所淡化。

但恰恰是这种“正史记载简略、民间记忆鲜活”的状态，让万人杰的历史形象拥有了特殊的真实性：他不是后世学派为了强化自身道统塑造出来的“模范弟子”，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选择，在学派纷争的时代走出了一条独立道路的真实儒者，他的思想与实践，直到今天依然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万人杰作为南宋中期的特殊儒者，以自己一生的经历，打破了朱陆两大理学学派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门户壁垒，他既没有成为陆学的忠实守成者，也没有沦为朱学的普通追随者，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两家思想的长处，最终走出了一条兼顾心性修养与务实践履的独立道路。他主动放弃科举仕途，归隐民间以授儒传医的方式济世救民，把儒家的核心理想从精英的书斋里，真正落实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今天我们重新梳理万人杰的生平事迹，不仅仅是为了还原一段被理学史叙事淡化的历史，更是为了重新发现这类“边缘儒者”的独特价值——一个时代的思想传承，从来都不只是依靠少数几个核心大儒完成的，正是无数像万人杰这样，不执着于学派标签、不贪恋功名利禄，愿意扎根民间默默践行理想的普通学人，才让儒家的精神真正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文明传承最坚实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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