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正史遗漏的湘中淳祐进士-万镇 | 南宋平江儒者理学传承与历史地位

万镇，字子静，南宋理宗时期平江（今湖南平江）人，淳祐十年（1250年）进士，是南宋后期湖湘理学传承链条中一位长期被正史叙事边缘化的重要地方学者。他师从黄榦门下“黄门四子”中的方暹与饶鲁，直承朱熹理学的再传脉络，既承接了朱子学说的核心义理，又在《左传》经学诠释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思辨特色。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摘要

面对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的书院山长征召，他选择拒不应命，最终仅以澧州司户参军的低位完成仕宦生涯，其生平经历与价值选择，恰恰构成了南宋后期江南底层士人群体生存状态的典型缩影。在传统史学叙事中，万镇的姓名大多依附于“宋代九君子”的地方乡贤群体记载，其个人的学术贡献、人生选择与历史影响始终未能得到系统梳理。

本研究以现存地方志记载、理学师承脉络、南宋末年荆湘地区政治文化背景为基础，对万镇的成长轨迹、道脉传承、仕宦选择、经学著述及其对湘中地方社会的长期影响进行客观还原与审慎评价，既避免将其过度神化为地方圣贤，也不再将其视为南宋理学史上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从而在南宋后期士人群体的整体图景中，为万镇确立应有的历史位置。

关键词：万镇；南宋；湖湘理学；朱熹再传弟子；《左传十辨》；地方乡贤

引言：

被正史遗漏的湘中淳祐进士

《宋史》全文超过四百九十六卷，记载两宋各类人物传记近三千篇，但像万镇这样的县级行政区乡贤，绝大多数都无法获得进入官方国史独立传记的资格。

他的姓名与事迹，主要依靠《平江县志》《湖南通志》等地方文献代代留存，在全国性的理学史与政治史叙事中，几乎始终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过去学界讨论南宋后期朱子后学传承，注意力大多集中于黄榦、饶鲁、吴澄等处于全国性学术网络核心位置的代表性学者，很少将目光投向万镇这类身处湘中基层、仅在地方行政体系中担任低阶官职的普通进士。

但恰恰是这类身处学术网络末梢的地方儒者，构成了南宋理学向下渗透到县域社会的关键载体。万镇生活的时代，正是南宋王朝进入最后五十年的关键转折期：北方蒙古势力持续向荆襄方向施加军事压力，贾似道等主政大臣试图通过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措施挽救财政与军事危机，同时以官方力量推动各地书院建设，将理学进一步纳入官学体系。万镇的一生，完全嵌入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语境之中：

他在淳祐十年考中进士，此时距离宋元崖山灭亡仅有二十九年；他师从饶鲁、方暹，直接承接朱子理学的批判性传承脉络；他拒绝贾似道的书院山长征召，选择出任澧州司户参军，以低阶地方官的身份走完仕宦历程；他留下《左传十辨》这样的经学著作，在春秋学领域留下了自己的学术思考。

这一系列人生选择，绝非一位普通地方士人的偶然行为，而是南宋末年一大批身处江南边缘地带的底层儒者共同命运的集中投射。重新梳理万镇的生平脉络，不仅可以填补湖湘理学传承链条中的一处细节空白，更能从微观层面还原南宋后期县级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与历史选择，为理解理学从中央走向地方、从精英走向民间的完整过程，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样本。

万镇生平

与成长轨迹的历史还原

2.1 平江地域背景与早年求学环境

万镇的籍贯平江，地处湘东北幕阜山与连云山之间，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在南宋时期属于岳州管辖。相较于潭州（今长沙）作为湖湘学术中心的显赫地位，平江在南宋中期之前始终属于文化相对边缘的县域。

但正是在南宋中后期，随着北方士人大量南迁，以及朱子后学在荆湖地区的广泛传播，平江的地方文教事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地官学与民间书院相继建立，来自周边地区的理学学者频繁往来授徒，这种相对宽松却又充满活力的地方文化氛围，为万镇的早年成长提供了基础环境。

万镇的青少年时代，大致处于宋宁宗嘉定末年至宋理宗端平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朱子理学从“伪学”禁令中解禁之后，在江南各地快速传播的黄金阶段。地处湘东北的平江，虽然远离临安、建阳等理学核心区域，但通过方暹这样的本地学者的努力，已经建立起直承朱熹的师承脉络。

万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早接触到四书、《春秋》等儒家核心经典，并逐步确立了以理学为终身追求的人生方向。幕阜山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反而让他避开了南宋后期临安、潭州等地士人群体中日益盛行的清谈与门户之争，养成了偏向笃实、注重经典文本辨析的治学风格。

2.2 师承脉络：直承朱子再传的道统链条

万镇学术生涯中最核心的身份标识，便是他师从方暹与饶鲁。这一师承关系绝非普通的师生交游，而是直接接入了朱熹门下最核心的传承分支。

方暹作为黄榦的亲传弟子，与李燔、饶鲁、张元简、赵师恕等人同属朱熹门下的第二代核心传人，后世被合称为“黄门四子”。黄榦是朱熹的女婿，也是朱子晚年道统的最重要托付者，他在南宋后期长期在江西、湖南一带讲学，将朱子理学的火种广泛播撒到长江中游地区。方暹作为黄榦的高足，长期在湘东北一带活动，自然成为当地年轻士子接触朱子正脉的最重要桥梁。

万镇以平江本地青年的身份拜入方暹门下，系统接受了四书、性理等朱子核心学说的训练。之后他又进一步游学，拜入另一位黄门高足饶鲁门下。饶鲁的学术风格本就以不固守朱学门户、注重独立思辨著称，他在《大学》《中庸》诠释中对朱熹既有学说提出的诸多质疑，深刻影响了万镇的治学路径。

正是在方暹的笃实涵养与饶鲁的批判思辨的双重影响下，万镇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对朱子学说的被动记诵，而是逐步养成了独立考据经典、敢于提出不同见解的学术品格。这种独特的师承背景，让万镇虽身处偏远县域，却并非湖湘学术体系中的旁支附庸，而是朱子道脉在湘东北的直接传人。

2.3 淳祐十年进士：南宋末年湘中士人的科举突破

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万镇考中进士。这一时间点在南宋科举史上具备特殊的时代意义。此时南宋理宗已经将理学正式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依据。万镇以朱子再传弟子的身份参加科举，本就具备远超普通士子的经学优势。对于当时文化基础并不算特别雄厚的平江县而言，一位出身本地、直承理学正脉的青年考中进士，无疑是地方文教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考中进士之后，万镇并未立即获得高层官职。按照南宋后期的任官惯例，普通进士往往需要从地方州县的低级僚佐做起，逐步积累治绩之后才能获得迁转机会。万镇此时完全可以凭借进士身份与理学师承背景，前往临安干谒权贵，谋求更为优越的仕途起点。但他却选择了回到荆湖地区，在长江中游一带等待职务分配。这一选择，也为他后来与贾似道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2.4 拒赴贾似道征召：南宋末年士人的价值抉择

万镇人生中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便是他拒绝了当时以“帅荆”身份坐镇长江中游的权臣贾似道的征召。贾似道在南宋末年出镇荆襄期间，为了巩固自己在荆湖地区的统治基础、笼络南方理学士人，大力推动各地书院建设，公安书院便是他重点扶持的文教机构之一。

山长作为书院的最高主持，在当时是兼具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的职位，贾似道主动以这一职位征召万镇，一方面是看中了万镇深厚的理学师承背景，希望借助他的学术声望笼络荆湖地区的朱子后学群体；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他湘中进士的本地身份，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争取平江一带地方士大夫的支持。

面对来自当朝权相的主动征召，万镇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许多士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拒不应命。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不能简单用“不附权贵”的道德标签笼统概括，而应置于南宋末年荆湖地区士人群体的具体语境中理解。首先，万镇的老师饶鲁本就不是依附权贵的学者，饶鲁虽曾主持白鹿洞、濂溪等多所著名书院讲席，却始终与南宋晚期的朝廷权贵保持距离，这种价值取向必然深刻影响了万镇。

其次，贾似道主政期间推行的公田法、打算法等政策，在荆湖地区的士大夫群体中争议极大，万镇作为出身湘中基层的士人，亲眼目睹了这些政策对地方社会造成的冲击，自然不愿意进入贾似道主导的官方书院体系，成为其文化政策的装饰性人物。第三，万镇自身的治学风格偏向沉潜经典，并不热衷于在官方主导的学术舞台上获取声名，这种性格取向也让他主动选择远离政治漩涡的中心。

万镇拒不应召的行为，并非出于对功名的完全否定，而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做出的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学术身份绑定在权臣的政治战车之上，宁愿选择一个更低阶、更远离权力中心的职位，来完成自己作为士人的人生职责。

2.5 澧州司户参军：低阶地方官的仕宦生涯

拒绝贾似道的征召之后，万镇最终被朝廷授予澧州司户参军的职位。司户参军是宋代州级行政体系中负责户籍、赋役、仓储、民政的低级僚佐，品秩仅为从八品，属于典型的底层地方文官。对于一位已经考中进士、拥有显赫理学师承的士人而言，这样的职位显然算不上显达。但万镇并未因此敷衍政事，而是在澧州司户参军的任上，踏踏实实地处理地方民政事务。

结合南宋末年澧州的时代背景来看，万镇担任司户参军期间，当地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治理压力。一方面北方蒙古的军事压力日益逼近，澧州作为长江防线后方的重要州郡，需要大量筹措军粮、整顿户籍、保障后勤供给；另一方面连年的灾荒与流民流动，让地方仓储与民政体系承受着巨大负担。万镇作为深受理学“笃行”思想熏陶的官员，必然在任内将自己的经世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民政事务之中：

他核查户籍隐漏、整顿地方赋役不均的积弊、参与救济流民、协助维护地方基层秩序，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为澧州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实际贡献。虽然这些具体治绩没有在正史中留下详细记载，但数百年后澧州与平江两地的地方志都将其列入“名宦”与“乡贤”行列，足以说明他在司户参军任上的表现，获得了当时地方士民的广泛认可。

万镇最终便以这样一位低阶地方官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仕宦生涯，没有升迁至中央，没有建立显赫功业，也没有留下长篇奏疏，却以一种极为平实的方式，完成了南宋底层儒者“学以致用”的人生使命。

万镇

经学著述与学术特色

万镇留存至今的核心学术成果，是《左传十辨》。这部著作在后世长期散佚，完整版本早已不存，但从明清地方志的相关引述与目录记载中，依然可以大致推断出其学术特色与思想价值。

南宋后期的《春秋》学，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过度空疏化，脱离《左传》的具体史实，空谈性理义理；另一种是过度拘泥于前代注疏，不敢提出任何独立见解。万镇的《左传十辨》，恰恰继承了其师饶鲁注重经典文本辨析、不盲从权威的治学风格，选取《左传》中十个长期聚讼不已的核心问题，逐一展开细致考辨。

他既没有完全抛弃朱子理学的义理立场，也没有陷入空谈心性的误区，而是将文献考据与义理阐释结合起来，在具体的历史事件辨析中呈现儒家的价值判断。这种治学风格，正是饶鲁所代表的朱子后学“持守涵养、学问思辨、笃行终之”学术宗旨的典型体现。

《左传十辨》的存在，也填补了南宋后期湖湘春秋学传承的一处空白。此前湖湘地区的《春秋》研究，大多围绕胡安国《春秋传》的体系展开，万镇以朱子再传弟子的身份撰写《左传十辨》，实际上将长江下游的朱子经学传统，引入了湘中地区的春秋学研究领域，为元代以后湘东北地方经学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学术种子。

万镇

对地方社会的长期历史影响

万镇一生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平江、澧州等湘东北与湘北地区，他没有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留下痕迹，却对湘中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绵延数百年的深远影响。

第一，他作为朱子再传弟子的身份，极大提升了平江地方的文教地位。在万镇之前，平江在整个湖南的学术版图中几乎没有存在感，万镇以直承黄榦、饶鲁道脉的学者身份考中进士，让平江正式被纳入全国性的朱子理学传承网络之中。此后数百年间，平江地方官学与民间书院始终将万镇作为本地乡贤的典范进行祭祀与宣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本地士子向学，直接推动了元明之后平江地方文教事业的持续繁荣。

第二，他与李儒用、吴雄等人并称的“宋代九君子”群体，共同构建了平江地方的理学传承谱系。九君子群体并非松散的地方名士集合，而是一个拥有共同师承、共同价值取向的湘中儒者群体。他们虽然大多只担任过低级地方官职，却在南宋末年的乱世中，在平江一带坚守儒家的文化传承，通过讲学、著述、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将理学的价值理念渗透到县域基层社会，为湘东北地方宗族组织、乡约制度、民间文教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

第三，他拒赴贾似道征召的人生选择，成为湘中地方士人群体中传承数百年的精神符号。后世平江地方文献反复强调万镇不依附权贵、淡泊名利的品格，这种精神符号深刻影响了湘东北一带地方士人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不慕高官、务实笃行的地方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历经元、明、清三代，始终在平江地方社会中延续，成为当地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历史评价：

南宋末年底层儒者的典型样本

站在现代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上评价万镇，必须跳出传统史学中“非名臣即庸人”的简单二元框架，既不刻意将其渲染为堪比朱熹、张栻的理学大师，也不继续将其视为南宋历史上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

首先，万镇是朱子理学在湘中基层传播的关键接力者。他没有像黄榦、饶鲁那样成为全国性的学术领袖，却以地方学者的身份，将朱子理学的完整脉络从长江下游带到了湘东北的深山之中。没有无数像万镇这样的地方儒者的努力，朱子理学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间从少数精英的书斋，渗透到江南的每一个县域社会，最终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其次，万镇是南宋末年士人群体中清醒而务实的价值选择者。面对权臣贾似道的主动征召，他既没有为了功名利禄趋炎附势，也没有采取激烈对抗的极端姿态，而是以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方式拒绝了邀请，选择以低阶地方官的身份踏踏实实处理民政。这种选择既体现了理学家“不附权贵”的人格操守，也体现了一种极为难得的政治审慎，在南宋末年士大夫群体普遍陷入党争与权力漩涡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清醒的选择尤其显得可贵。

再次，万镇的生平命运，恰恰折射出南宋末年一大批底层进士的共同历史境遇。他们拥有深厚的学术素养、通过了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却身处王朝末世的动荡环境之中，始终没有机会登上更大的历史舞台施展抱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士人的责任，而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地方岗位上践行理学的经世理想，在基层社会中传承文化脉络。正是这些被正史遗忘的底层儒者，构成了中国文化传承史上最坚实的基石。

当然，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万镇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活动范围始终局限在湘北一隅，没有机会参与全国性的学术辩论与政治变革，其经学著作《左传十辨》的整体学术深度，也并未超越同时期饶鲁等核心朱子后学的整体水平。他的影响力始终集中在地方社会层面，从未上升到全国性的历史高度。但这些局限，丝毫不能削弱他作为南宋后期湘中理学传承关键人物的历史价值。

万镇的一生，是典型的南宋末年地方儒者的一生。他生长于湘东北平江的山水之间，直承黄榦、饶鲁的朱子再传道脉，在淳祐十年考中进士，拒绝了权臣贾似道的公安书院山长征召，最终以澧州司户参军的低阶职位走完仕宦历程，留下《左传十辨》这样的经学著作，最终作为“宋代九君子”之一被家乡后世代代祭祀与纪念。

在过去以核心人物、重大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万镇的姓名长期隐没在湘山深处，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但当我们将视角下沉到县域社会与底层士人群体的层面便不难发现：正是无数像万镇这样的地方儒者，默默承担起了理学向下渗透、地方文教传承、基层民政治理的历史责任。

他们没有在王朝末年的乱世中随波逐流，也没有将自己的学术与人格完全出卖给权力，而是以清醒、务实、笃实的人生选择，为湘中地方社会留下了绵延数百年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以客观的历史眼光回望万镇，不仅仅是为了还原一位被遗忘的地方学者的生平，更是为了重新看见中国文化传承史中那些最坚实、最沉默的基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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