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高峰王阳明再传弟子-万廷言 | 明代心学易宗师学术与历史地位
万廷言是明代中后期江右王门传承序列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人物之一,字以忠,号思默,江西南昌东溪人,生于1530年,辞世于1610年前后。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摘要
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他一方面尽得江右王门巨子罗洪先“收摄保聚”的良知学精髓,另一方面又得到浙中王门代表人物王畿的直接点化,最终熔两派阳明学脉于一炉,通过以《易》释心的独特路径推原王阳明未尽之旨,黄宗羲评价其易学造诣“自来说《易》者,《程传》而外,未之或先也”,将其直接比肩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颐。
万廷言早年中式进士后虽历官礼部郎中、提学佥事、汀州推官等职,却在仕途壮年毅然辞官归乡,杜门隐修三十余年,匿迹韬光、研几极深,不仅构建了以“心为易源,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心体之流行”为核心的先天心学易体系,更与王时槐、李材、章潢等同期阳明学者同参共学,维系中晚明阳明学的学脉传承不至堕废。
由于其著作曾长期散佚于两岸三地及日本的珍稀馆藏之中,后世对其思想的关注长期缺位,直到当代学者系统搜集整理散佚文献、编校出版《万廷言集》后,这位明代易学与心学双高峰的学者才重新回归后世学术视野。
本研究以现存馆藏原始文献与明代心学发展的宏观脉络为基础,客观还原万廷言的家族背景、成长轨迹、仕宦经历、学术传承与著述体系,在避免过度神化、也不低估其历史贡献的中立立场上,对万廷言的思想价值与社会影响做出公允的历史定位,补足阳明后学研究中长期缺失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万廷言;明代江右王门;心学易;罗洪先;王畿;《易原》
引言:
被历史遮蔽的明代易学高峰
在阳明后学的现有研究图景中,江右王门的罗洪先、王时槐与浙中王门的王畿、钱德洪等学者始终占据着核心讨论位置,而同为王阳明再传重要弟子的万廷言,却因著作散佚数百年,始终未能在宋明理学史、易学哲学史的主流叙事中获得应有的地位。
直到当代学者张昭炜跨越多地寻访馆藏,从北京国家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台湾“国家图书馆”搜集到《学易斋集》《易原》《学易斋约语》等散佚数百年的珍稀明刻本,系统校勘整理后于2015年将其收入中华书局《理学丛书》出版《万廷言集》,这位被黄宗羲高度评价的一代心学易宗师的完整生平与思想脉络才重新显现在世人面前。
万廷言的特殊历史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学术成就层面:他是整个阳明后学发展过程中极少数能同时深度契合川右“收摄保聚”主静功夫与浙中“先天正心”神化境界的学者,更是首次以《周易》为枢纽打通两派阳明学核心义理的关键人物,他提出的“易即心体”的先天易学体系,将程颐以来的义理易学传统与明代心学的践履功夫完全融为一体。
最终证得“天清地宁、冲然太和”的极高修养境界。重新以客观中立的视角梳理万廷言的完整人生轨迹与思想脉络,不仅能够修正此前学界对阳明后学传承脉络的片面认知,更能从中晚明江右地方士人群体的生存实践维度,还原出一段被遗忘的思想传播与社会教化的鲜活历史。
万廷言
生平成长与仕宦生涯的完整脉络
2.1 东溪万氏的家学渊源与早年成长
万廷言出身于江西南昌县广福镇东埂村的东溪万氏家族,据家族族谱记载,其先祖在南宋建炎年间从鄱阳迁徙至南昌东西二溪,数百年间始终是当地以“礼让传家”著称的地方望族,传至万廷言一代,更是实现了“一家三代进士”的家族荣耀:祖父万广载受封文林郎无锡知县,父亲万虞恺为嘉靖十七年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其子万建昆后续也考中进士,成为江右地区少有的三代科第绵延的理学世家。
这样的家族背景为万廷言的早年成长提供了极为特殊的思想土壤,其父万虞恺本身就是阳明心学的忠实践履者,他弱冠补入县学后便直接师从王阳明的核心弟子欧阳德,又长期与罗洪先等江右王门学者往来白鹿洞书院论学,尽管一生仕途跌宕坎坷,却始终秉持“无日不践亨境”的为学宗旨,在世俗浮沉中坚持向内收摄心性,最终晚年致仕之后达到了“宇宙总一恬静气象”的极高修养境界。
万廷言自幼随父读书,耳濡目染之下,不到二十岁便立下了“收拾此心”的为学志向,早早走上了心学践履的道路。不同于当时普通士子只专注于科举应试的成长路径,少年万廷言便一意静坐苦修,刻意打磨自己的心性功夫,十余年间便在静修中获得了“猿猴得宿、渐可柔驯”的初步体验。
2.2 科举入仕与石莲洞的证道契机
嘉靖三十四年,二十五岁的万廷言在江西乡试中夺得第二名举人的佳绩,之后又在嘉靖四十一年参加会试,以二甲第十六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正式步入晚明的士大夫群体。
在正式出仕之前,他专程前往罗洪先隐居的吉水石莲洞游学,追随这位江右王门的一代宗师深修心学,正是在石莲洞的山林静坐之中,他读《周易》至“艮思不出位”一句时恍然契悟,瞬间打通了此前多年静坐功夫的诸多滞碍,正式进入罗洪先“收摄保聚”之学的核心堂奥,罗洪先对此极为欣慰,感叹“晚年孤寂中得曰忠来,真如空谷之音,终日方资益不暇”,将毕生心学功夫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万廷言的早年证道经历,绝非普通士人的偶然灵感迸发,而是他多年静坐践履、沉潜经典之后水到渠成的思想突破。此后他又追随罗洪先的至交唐顺之求学,唐顺之“古人学高虚,未始不着实,着实未尝不高虚”的教诲,更是为他划出了清晰的为学边界,让他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晚明心学末流空谈义理、完全废弃实修践履的常见流弊。
2.3 仕宦沉浮与地方治理实践
考中进士之后,万廷言最初被授职礼部仪祭司员外郎,嘉靖四十五年升任光禄寺寺丞,隆庆元年又被外放为云南按察使佥事、主持地方学政,此后他又先后辗转任湖广佥事、四川参议、提学副使等职。在外放地方期间,他始终坚持将心学的修养功夫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治理事务之中:
后来因触忤朝中权贵被贬为福建汀州府推官,他并没有因为贬谪而荒废政事,反而在汀州推行极为清明简约的治理政策,减削不必要的边境征派徭役,严格整顿地方保甲体系、安定基层治安,又在当地大力兴办乡校推广教化,得到了汀州当地士民的广泛爱戴,被后人列入当地“名宦”祠祭祀。离开汀州之后他又升任广平府同知,在广平任内同样坚持以理学民本思想处理地方事务,留下了极佳的官声。
但晚明中后期朝堂之上党争渐起、风气日益浑浊的现实,显然与万廷言的为学理想格格不入。他入仕之后二十年间,虽广交天下阳明学者,见闻议论日益驳杂,却也出现了“心浅力浮,渐为摇眩,商度于动静寂感之间,参订于空觉有无之辨,上下沉掉,拟议安排,几二十年”思想震荡,他逐渐意识到在当下的朝堂环境中,自己既无力改变整体政治颓势,也可能在世俗事务的拉扯中荒废自己多年的心学践履,最终毅然选择辞官归乡。
2.4 杜门三十余年的晚年隐修生涯
辞官归里之后的万廷言,彻底切断了与世俗官场的往来,匿迹韬光、闭门静修三十余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心性践履与著述讲学之中。
在这三十多年的隐修时光里,他沉潜心性、默识自心,多年坚持静坐洗心,早年积累的浮妄闹热习心逐渐全部销落,终于体悟到“一种正思,隐隐寓吾形气,若思若无思,洞彻渊澄”的超然境界,到晚年更是完全证得了“气静神恬,耳目各归其所,颇有天清地宁,冲然太和气象,化化生生,机皆在我”的极致修养,万廷言自己形容这种状态如同“游子还故乡,草树风烟皆为佳境”。
这段漫长的隐修岁月,不仅让万廷言的个人修养功夫达至巅峰,也为他融合江右与浙中王门的思想、完成心学易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最坚实的践履基础。他晚年多次参与南昌正学书院的讲会,与王时槐、邓以赞等同辈学者定期论道,培育出邹元标等后续影响晚明政局的重要弟子,维系了江右王门的学脉传承不至中断。据其弟子邹元标所作祭文考证,万廷言在1602年还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与王时槐相会于樟镇论学,其学养之精深为时人所共叹,最终在1610年前后以八十高龄辞世,走完了他长达八十年的践履与著述人生。
万廷言学术体系
的师承建构与思想特色
万廷言独特学术体系的形成,完全建立在江右、浙中两大阳明学脉的深度融合之上,其思想渊源的丰富程度,在整个王阳明再传弟子群体中都极为罕见。首先,其父万虞恺的家庭熏陶为他打下了阳明心学的最初底色,罗洪先亲传的“收摄保聚”主静艮背功夫则构成了他整个学术体系的根基。
他毕生坚持的“洗心藏密、研几惟精”的修养路径,直接继承自罗洪先“止为良知”的核心宗旨,将江右王门收敛凝神、向内深掘的笃实学风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核心学友王时槐“透性研几”的践履功夫,又与他长期静坐的体验形成深度交互印证,让他对江右王门的主静传统的理解远超普通后学,完全避开了后世学者空谈主静最终陷入枯槁不通事务的流弊。
其次,浙中王门代表王畿的直接点化,为万廷言打开了先天正心的更高境界空间。他在静坐功夫遇到瓶颈时向王畿请教自己“念与虚未免作对法,未能全体光明超脱”的困惑,王畿为他指点“忘得能所二见,自无前识,即内即外,即念即虚,当体平铺,一点沉滞化为光明普照”的向上路径,直接帮他打破了静修中“识阴区宇”的滞碍,将江右王门的收敛功夫与浙中王门的神化境界完全打通,最终实现了“静极而生生生之仁”的圆融境界。
除此之外,他还与李材、许孚远、章潢等不同传承的阳明学者长期同参共学:与李材的止修学互相取长补短,向内收敛与向外担当的两种路径形成互补;与精于《周易》象数的南昌同乡章潢共同研《易》,达成“羲、文、周、孔只是一《易》,言与心合,心与易合”的学术共识;与湛若水一系的许孚远往复论辩,不断修正自己的学术论述,避免了思想走向偏狭极端。
正是在这样多元而深厚的师友网络滋养之下,万廷言最终构建出明代心学易的巅峰体系:他提出“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心体之流行”的核心命题,完全跳出了传统易学“拘于爻象”与“完全扫落爻象”的两端弊端,将《河图》《洛书》、先天卦图、五行术数全部收归于一心,完成了“先天易学”的心学建构,把江右王门的“静极”功夫与浙中王门的“生生”之仁实现了完全统一,晚年更进一步向上接续程颐、程颢的理学传统,既传承了程颐主敬严谨的为学路径,又证得了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和乐境界,最终成就了黄宗羲评价的“程《传》而外,未之或先”的明代易学高峰。
万廷言
传世著述的版本演进与文献价值
万廷言的著作在后世数百年间长期散佚,《明史·艺文志》虽记录有《易原》四卷、《易说》四卷、《经世要略》二十卷,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学界普遍判定为全部失传,这种文献缺位直接导致了后世数百年间万廷言研究的整体缺位。直到当代学者系统寻访各地珍稀馆藏,才陆续把这批消失了数百年的明代文献重新发掘出来,现存万廷言著作的版本体系与思想演化脉络也随之清晰显现:
其一是二十卷本《学易斋集》,现存两个核心版本,分别是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以及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晚出明刻本。北图本刊刻于万历十五年左右,其中前四卷收录早期版本的《易原》;日本尊经阁本刻于万历二十五年之后,比北图本晚出十年以上,能够代表万廷言更成熟的晚年思想;
其中《易原》部分的篇目内容与北图本存在明显差异:北图本的《明中》篇在文库本中修订为《原中》,北图本的《贵精》《太始》等篇在文库本中被替换为《研机》《用器》等篇目,二者的文字表述差异清晰地展现了万廷言十数年间思想不断迭代深化的完整路径,为研究他的易学思想演化提供了一手的直接证据。
其二是《易说》二卷,附录于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的《学易斋集》之后,是万廷言耗费近二十年深玩程颐《程氏易传》写下的读易札记,其中对程颐的易学思想或申辩、或引申发挥,足见其在程颐易学体系上用功之深,是他心学易思想的重要根基支撑。
其三是《学易斋约语》二卷,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是万廷言在万历三十年感知自己来日无多之后,将毕生践履体会提炼总结出的绝笔之作,黄宗羲撰写《明儒学案》中万廷言的学案内容,几乎全部采自此书,书末附有的《读金刚经》《读老子》等四篇杂著,清晰呈现出万廷言以儒为宗、会通佛老的宽阔学术格局。
其四是二十卷本《经世要略》,即《明史》中记载的《经世辑要》,是万廷言通读历代正史之后,对汉代张良、萧何直至宋代岳飞等历代名相名将的功业进行评点的经世类著作,打破了后世对他仅专精于内圣修养的刻板印象,展现出他极为厚重的外王经世关怀,证明了其心学体系从来都不是空疏避世的枯禅之学。
2015年中华书局将上述散藏于两岸三地及日本的珍稀文献系统校勘整理,补入南昌万氏族谱中的万廷言画像、家族诰命等珍稀资料,最终合编为《万廷言集》,正式列入《理学丛书》出版,彻底补上了阳明后学研究的文献空白。
万廷言思想
与王阳明做对比分析
万廷言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江右王门的杰出代表,其思想既深度承袭了阳明心学的核心内核,又结合自身的践履与学术融摄,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分化与拓展,二者的关联与差异可以从核心思想传承、修养工夫路径、易学体系建构三个维度展开对比分析:
1、核心思想的传承同源性
二者在底层心学立场上高度一脉相承,共享阳明心学的核心根基:
“心为本体”的根本立场完全一致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主张“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确立了心作为宇宙天理与道德本源的绝对地位。万廷言完全继承这一核心逻辑,进一步提出“心为易源,宇宙生生大本”,明确《河图》《洛书》、先天卦图、五行术数全部源自于“心”,将心本体的覆盖范围从伦理领域拓展到整个易学体系的根基层面,并未脱离阳明心学的本体框架。
“本体-工夫合一”的核心追求同频
阳明心学反对知行割裂,主张本体不能脱离实践工夫悬空存在,万廷言的思想完全契合这一导向,他的全部学术建构始终落脚于实修践履,对阳明后学中“空谈觉悟、不切实修”的流弊做出补偏,被黄宗羲评价为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阳明精神在江右地区的重要传承者。
2、、修养工夫路径的分化差异
王阳明的工夫教法是面向普遍受众的开放式体系,而万廷言则在吸收江右王门罗洪先与浙中王门王畿两大脉的特色后,发展出了更具针对性的践履路径:
王阳明的工夫体系普适性更强
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事上练”“致良知”的教法,主张无论何种身份、根器的人,都可以在日常待人接物的实践中打磨心体,不需要完全脱离事务专事静坐,其“四句教”更是为不同修行阶段的学者提供了无分顿渐的开放指引,兼顾了不同受众的修行需求。
万廷言的工夫路径更侧重“主静收摄”的定向深耕
他的修养理论直接承袭罗洪先的“收摄保聚”“主静无欲”之学,核心以“收放心”为根本,大力强调“静摄”“默识自心”“洗心藏密”“研几惟精”,尤其注重通过长期静坐、退藏反身的实修路径,让妄念停息、逐步破除能所对待的“光景”,最终证得“光明普照”的真实心体。
他将江右王门的收敛笃实工夫,和浙中王门王畿指点的“即念即虚、内外合一”的先天正心之学相融合,打通了“静极”和“生生”的对立,最终证得“冲然太和”“和适恬愉”的境界,既避免了空谈穷索的虚妄之弊,也跳出了守静枯槁、不能应事的局限,是对阳明工夫体系的定向深化。
3、易学建构层面的独特拓展
王阳明虽提出“良知即是易”的核心论断,但并未专门构建系统的心学易学体系,万廷言正是在这一维度完成了阳明未尽的学术探索:
王阳明仅确立了易与良知的底层关联
阳明仅在《传习录》中提出“良知即是易”的命题,把《周易》的生生变化和良知的发用流行绑定,但并未对易图、卦爻、象数等传统易学核心要素做出系统性的心学重构。
万廷言完成了“先天易学”的心学体系建构
他深研《周易》三十年,明确提出“《易》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心体之流行”,从“心”的立场出发系统诠释《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等所有传统易学核心元素,论证一切易理、易象、术数全部根源于心体的生生不息,最终完成了完整的“先天易学”心学建构。
黄宗羲高度评价其易学成就,称“自来说《易》者,程《传》而外,未之或先也”,将其《易原》视为继程颐《程氏易传》之后的易学里程碑,代表了明代心学易学发展的最高峰。这一学术成果既没有背离阳明心学的根本宗旨,又以易学为枢纽,将江右王门“止为良知”和浙中王门“《易》即良知”的理论隔阂完全打通,填补了阳明心学在易学领域的体系空白,对阳明后学的道脉传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拓展贡献。
万廷言
的易学体系具体是如何构建的
万廷言的易学体系并非孤立构建,而是以阳明心学为核心根脉,通过数十年践履融摄多源学术资源,逐步形成了“心易贯通、体用兼备”的完整体系,具体构建路径可以分为三个核心层面:
1、筑牢根基: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思想溯源
万廷言的易学体系从源头就完全锚定心学底色,直接承接王阳明提出的“良知即是易”核心命题,又通过浙中王门王畿的点化,进一步确立“易即良知”的核心宗旨,把整个易学体系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心体”之上。
他明确提出“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心体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离爻象”,彻底打破了传统易学象数和义理的二元对立,将所有易理、易象、术数的根源全部收归于人的本心得体,黄宗羲评价其易学造诣直追程颐的《程氏易传》,是宋明义理易学的又一高峰。
2、融摄双脉:江右-浙中王门践履功夫的深度嵌入
万廷言没有把易学停留在纸面义理的层面,而是将两大王门脉系的实修功夫完全融入易学建构中,形成了独有的“功夫易学”特色:
承袭江右王门罗洪先的“收摄保聚”之学,终身深耕“艮背”功夫,从少年时读《易》石莲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证开始,就把“止为良知”作为易学的践履核心,强调“渊寂为天地托体”,通过长期静摄收心,让心体回到渊寂的本根状态,作为易学生生不息的源头。
经王畿的针对性点化,突破了“摄念归虚”时“念与虚作对”的困境,把浙中王门“即念即虚、即内即外”的先天正心之学和江右的主静功夫打通,明确提出只有破除“能所二见”,才能让静修中一点沉滞化为光明普照,最终证得“天清地宁、冲然太和”的境界,让易学的“生生之几”完全从心体的践履中自然流淌出来,最终实现“羲、文、周、孔,只是一《易》”的道统贯通,和学友章潢共同确立“期言与心合,心与易合”的为学目标。
3、体系落地:以核心著述为载体的完整架构铺展
万廷言通过三本核心著作,逐步完成了整个易学体系的文本化建构,其思想演化路径清晰可考:
《易原》:核心体系的初创
作为万廷言易学思想的核心代表作,成书于1587年,明确提出“易为心数,尽心焉耳”,完全以心体为核心推演易理,篇目涵盖《明中》《原图》《原象》《太始》《体仁》等,从“未发之中”的本体层面,打通《河图》《洛书》与心体的关联,将罗洪先的收摄保聚之学和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完全融入易学框架中,是对阳明未尽之旨的直接拓展。后来晚出的日本尊经阁文库修订本又进一步增补《研机》《用器》《忠信》等篇目,对“坤复之际”的功夫解释更加明晰,提出“不深则竭,不息则无生”,进一步强化了易理的践履属性。
《易说》:与程颐易学的陶铸融合
成书于1590年,是万廷言二十年端居深玩《程氏易传》的札记成果,他对程颐易学或申辩、或发挥,既承接程颐“持敬”“艮背”的为学路径,又主动向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境界倾斜,将二程的理学义理和心学易的核心框架完全融合,晚年证得“春怀不借春光有,却为春风吹更长”的冲然恬愉境界,最终陶铸出兼具谨严践履与和乐境界的独特易学品格。
《学易斋约语》:晚年定论的完善总结
作为万廷言的绝笔之作,成书于1602年,他将自己晚年对儒家经典、易学精微处的毕生体证凝练为简约的语录,同时附上《读金刚经》《读老子》的相关杂著,进一步实现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其心学易体系下的汇通,最终完成了“静极而动、虚寂中现生意”的完整心学易学体系建构,将明代心学易学推至新的高度。
万廷言
的历史影响与客观学术评价
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客观中立立场重新审视万廷言的历史地位,我们既不能刻意把他神化为凌驾于同时代所有理学家之上的“超级圣贤”,也不能继续将其视为阳明后学中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他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维度之上:
第一,他是明代阳明后学传承链条中独一无二的“两脉枢纽”,是极少数真正打通江右、浙中两大阳明学核心流派的学者。在阳明后学后续发展逐渐分化为“主静”与“神化”两大互相对峙的路径时,万廷言以数十年的践履功夫打破了两派之间的门户隔阂,通过《周易》思想为枢纽,成功实现了“收敛”与“生生”的圆融统一,真正做到了黄宗羲评价的“推原阳明未尽之旨”,为当时已经出现流弊的阳明后学指明了一条“本体功夫合一”的修正路径,对纠正晚明心学末流空疏放荡、完全废弃实修的弊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补偏救正作用。
第二,他构建的“心为易源”先天易学体系,将明代心学易的发展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峰。他提出的“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心体之流行”的核心命题,跳出了传统易学象数与义理二元对立的数千年争论,将全部易学义理建立在个体心性实修践履的基础之上,把程颐《程氏易传》开创的义理易学传统与阳明心学的核心精神实现了完美对接,黄宗羲将其评价为“程《传》而外,未之或先”,完全是符合思想史事实的公允判断。
第三,他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为中晚明江右地方的儒家文化传承提供了核心的精神支点。他辞官隐修的三十余年里,通过书院讲会、弟子传授、地方教化等方式,将心学的修养理念渗透到南昌地方的士人圈层之中,培育出邹元标这样后续影响晚明政局的重要学者,为江右阳明学脉的后续绵延传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深刻影响了江西地区此后数百年的地方士风与文化品格。
当然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万廷言的历史局限性:他的学术影响始终局限在江右及周边地区,并未成为晚明全国性的主流思想人物;他的部分论述存在着过度向内深掘、相对忽略社会制度层面建构的倾向,未能完全走出传统心学重视个体修养的路径边界。但这些局限丝毫不能磨灭万廷言作为明代中后期顶尖心学家、易学家的历史地位,他是阳明心学发展至巅峰阶段所孕育出的、代表着实修践履最高境界的标志性人物。
万廷言的一生,是践行“学贵践履”精神的明代大儒的一生。他从江右理学世家走出,少年立志心学,中年科举入仕、辗转地方治理,在权贵当道的浑浊世道中选择辞官归乡,闭门隐修三十余年,以毕生践履打通了江右与浙中两大阳明学脉,构建了足以比肩程颐的明代心学易高峰,最终证得了冲然太和的至高修养境界。由于著作散佚数百年,他的思想光芒一度被后世历史遮蔽,直到散佚文献被系统发掘整理之后,这位明代易学宗师的完整形象才重新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我们以客观中立的视角回望万廷言的人生与思想,不仅是为了补足宋明理学史研究长期缺失的重要环节,更是为了重新看见,在晚明心学看似空疏的普遍印象背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批数十年沉潜实修、不事张扬,真正将“知行合一”理念贯彻到生命每一个细节的儒者,他们才是宋明理学数百年传承历程中最坚实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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