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禅人生盛唐越州文士-万齐融 | 儒释脉络吴越诗人群体的京洛扬名

初唐至盛唐的百年间，江南吴越地区的文学力量迅速崛起，彻底打破了此前数百年间北方文坛主导的一元格局，形成了以越州、扬州为核心的江南文人群体，成为盛唐诗歌黄金时代到来之前最重要的文学准备力量。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万齐融正是这一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核心人物：他作为越州（今浙江绍兴）万氏的盛唐代表，在中宗神龙年间便以文辞俊秀名扬长安，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等吴越名士齐名，在秘书省正字、泾阳令、昆山令的仕宦历程中，既留下了《仗剑行》这样豪迈的军旅叙志名篇，也以儒释交游的特殊经历深度融入了盛唐江南的禅文化脉络，最终在天宝末年之前归隐越州，成为开元天宝年间江南士人群体中公认的“道流人望”。

后世《旧唐书·文苑传》中一度将其姓名误写为“贺朝万、齐融”，这一版本讹误恰恰从侧面印证了他在盛唐文名之盛，即便历经千年文献散佚，他留存下来的四首唐诗与三篇唐文，依然是我们理解盛唐吴越诗人群体崛起过程的不可多得的鲜活样本。

越州才俊：

神龙年间名扬京洛的吴越文士

万齐融出身唐代越州，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的万氏家族，是盛唐时期浙江万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唐代的越州是浙东地区的文化核心，晋室南渡之后数百年间，大量北方高门士族迁徙至此，当地文教事业高度繁荣，到初唐中宗时期，越州已经成为江南仅次于苏州的文化重镇，孕育出了大批顶尖的文人学者。

万齐融自幼生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早早便以文辞俊秀闻名越州当地，青年时代恰逢中宗神龙年间，武周政权刚刚结束，唐王朝进入全面复兴的历史阶段，长安文坛广招天下文士，万齐融由此从江南远赴京城长安，开启了自己的京洛文学生涯。

抵达长安之后，万齐融很快就凭借出众的文学才华，在京城文坛崭露头角。他与同样从吴越地区北上的贺知章、张若虚、包融、邢巨、贺朝等文士交游唱和，这群来自江南的才子以极为清新俊逸的文风，一扫初唐宫廷诗坛延续百年的绮靡陈腐习气；

在长安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史书记载他们“俱以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成为神龙、开元年间长安文坛最受瞩目的江南诗人群体。万齐融作为这个群体中的核心成员，文名完全不逊于后来以《春江花月夜》名垂千古的张若虚，更与贺知章这位越州同乡结下了一生的深厚友谊。

这段名扬京洛的长安岁月，是万齐融人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他不仅在诗坛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更得以进入唐代最高的官方文化机构秘书省，出任秘书省正字。秘书省是唐代掌管国家皇家藏书的核心机构，秘书省正字虽然官品不高，却能够接触到皇家秘阁中收藏的大量民间罕见的珍稀典籍，这段任职经历极大开阔了万齐融的学术与文学视野，为他后续的诗文创作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仕宦轨迹：

从京畿县令到江南昆山令的人生辗转

结束秘书省正字的校书生涯之后，万齐融被朝廷任命为泾阳令。泾阳县地处京畿腹地，紧邻长安，是京兆府的核心属县之一，能够出任京畿县令，本身就是朝廷对其能力与声望的高度认可。在泾阳令任上，万齐融并没有完全脱离文坛，依然长期与李邕、徐安贞、张谔等长安文坛的核心人物往来唱和，他们的诗文交游“凡所唱和，动盈卷轴”，形成了开元初年长安文坛极富盛名的文士交游圈子。

在京畿任职多年之后，万齐融主动选择离开北方政治中心，返回江南地区任职，被朝廷授为昆山令。唐代的昆山属于江南苏州管辖，紧邻太湖，是江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县份之一，这里距离他的家乡越州不远，山水风物与越州一脉相承，对于厌倦了京城官场应酬的万齐融而言，这里显然是更适合他的仕宦归宿。

在昆山令任上，他远离了京城的权力纷争，得以在处理地方政务之余，尽情游赏江南的山水风物，创作出了大量描写江南春日游宴、江湖送别的诗文作品，《国秀集》收录其诗作时，便直接以“昆山令万齐融”相称，这一官职也成为后世文献中对他最常用的身份标注。

万齐融的仕宦历程，完全代表了盛唐时期一大批江南文人的典型人生路径：他们从江南远赴京城扬名，获得中央朝廷的认可之后，又主动选择返回江南地方任职，在山水之间安放自己的文学理想，既没有在官场上攀升至顶级高位，也没有彻底归隐脱离世俗，在“仕”与“隐”之间找到了一个极为平衡的中间状态，这也正是盛唐江南士人群体最具代表性的人生选择。

诗文成就：

四首唐诗与三篇唐文的千年遗存

历经千年的文献散佚，万齐融的大部分诗文作品都已经失传，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仅剩下《全唐诗》中收录的四首诗，以及《全唐文》中收录的三篇文，但仅从这些留存下来的有限文本中，我们依然能清晰感受到万齐融极高的文学造诣。

他的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仗剑行》，这是一首充满豪迈报国情怀的军旅叙志诗，其中名句“愿骑单马仗天威，挼取长绳缚虏归”，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完全不输盛唐边塞诗派的一流作品，展现出这位江南文人身上极为罕见的豪侠气质，打破了后世对江南文士“文风柔弱”的刻板印象。

另一首《三日绿潭篇》则是典型的江南乐府诗，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春日绿潭边文士游宴的鲜活场景，意境清新秀丽，完全是盛唐江南山水诗的典型品格。除此之外，《赠别江头》《送陈七还广陵》两首送别诗，更是将江南江边送别的离愁别绪写到了极致，对仗工整、意象精妙，以落花、垂杨、海潮等典型江南意象，把送别时的不舍之情完全融入壮阔的江南山水之中，是盛唐送别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除了诗歌之外，万齐融的文章成就同样不可忽视，《全唐文》中留存的三篇文章，以及他所撰写的《唐法华寺玄俨律师碑》《唐龙泉寺常住田碑》等碑刻作品，都是盛唐碑版文中的精品。其中天宝十五年立石的《唐法华寺玄俨律师碑》由大书法家徐浩亲自书写，文章与书法双璧合璧，成为盛唐浙东地区最著名的佛教碑刻之一，至今仍是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一手史料。

诗禅交游：

盛唐江南士人群体的儒释脉络

不同于普通的盛唐文人，万齐融的人生中还有一段极为重要的经历，那便是深度参与了盛唐江南的佛教文化交游网络。他与越州开元寺的高僧昙一是莫逆之交，同时还是径山大师玄素的“菩萨戒弟子”，与齐澣、张均、徐峤等当时的朝廷高官一同追随径山大师修学禅法，在开元天宝年间的江南禅林之中拥有极高的声望，被后世文献称为“开元以来江南乐道之士”。

这段深度的儒释交游经历，深刻影响了万齐融的人生选择与文学风格。他的诗作中细腻空灵的意境，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禅学思想的熏陶，而他晚年主动选择从仕途抽身，归隐越州山水之间，也与他多年的禅修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盛唐时期，大量江南文人与高僧结成莫逆之交，儒释文化深度融合，万齐融正是这一文化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交游网络串联起了盛唐江南的官方士人群体、文人群体与佛教僧团群体，成为开元年间江南文化整合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枢纽性人物，也正是因为他在江南文化圈层中的崇高声望，李华在撰写《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时，才会将他的名字与齐澣、张均这些顶级朝廷高官并列，称赞当时江南的“道流人望”，没有比他更盛的人物。

文献公案：

《旧唐书》姓名讹误的千年考辨

万齐融的生平在后世文献中还留下了一桩流传数百年的著名文献公案：五代时期编纂的《旧唐书·文苑传》中，最初将他的姓名误写为“贺朝万、齐融”，把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姓名“万齐融、贺朝”硬生生合并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名，导致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研究者都误以为盛唐文坛存在一位名叫“贺朝万”的文人，而“齐融”是另一位独立诗人。

直到后世学者拿出唐代人自己编纂的诗歌总集《国秀集》《搜玉集》进行对照考证，才最终厘清了这一延续数百年的版本讹误，确认《旧唐书》是在传抄过程中把“万齐融、贺朝”的姓名顺序颠倒，才形成了“贺朝万、齐融”的错误记载。

这桩著名的唐代文献公案，恰恰从侧面印证了万齐融在盛唐文坛的地位之重要，他的姓名和另一位著名诗人贺朝的姓名被后世史官混淆，恰恰说明在当时的长安文坛，万齐融的文名完全足以和贺朝这样的一流诗人并列，才会在后世的文献传抄中留下这样特殊的印记。

从现存的史料线索来看，天宝十五年万齐融还在越州当地撰写碑刻，说明他此时依然在世，而李华撰写径山大师碑铭时，已经明确称其为“故泾阳令万齐融”，说明他在天宝十一载径山大师去世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前后便已经辞世，最终以归隐越州的方式，在自己的家乡走完了一生的最后岁月。

客观历史评价：

盛唐吴越诗人群体的枢纽人物

站在今天的学术研究视角客观评价万齐融的历史地位，我们既不能刻意拔高他的文学地位，将其与李白、杜甫这样的顶级盛唐诗人并列，也不能因为他留存作品数量少，就将其视为盛唐文坛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他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维度之上：

第一，他是初唐到盛唐转折期，吴越诗人群体崛起过程中的核心枢纽人物。以万齐融、贺知章、张若虚为代表的这批江南文士，在神龙年间集体北上长安扬名，彻底打破了此前北方文坛对文学话语权的垄断，为盛唐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注入了来自江南的清新活力，没有这批吴越文士的早期开拓，盛唐诗歌的多元格局就不可能最终形成。

第二，他的诗文创作，为我们留存下了盛唐江南文学的鲜活样本。从《仗剑行》的豪侠壮志，到《三日绿潭篇》的江南清丽，万齐融的作品完美展现了盛唐江南文人身上刚柔并济的双重气质，打破了后世对江南文人“文风偏软”的刻板偏见，证明盛唐江南诗人同样可以写出气势雄浑的一流作品。

第三，他以文人身份深度参与盛唐江南的儒释文化整合，成为开元天宝年间江南士人群体中连接文坛与禅林的关键节点人物。他与昙一、径山大师等高僧的交游，为中唐之后江南禅文化与文人诗歌创作的深度融合，打下了重要的前期基础，是中国文人禅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过渡性人物。

当然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受限于千年文献的散佚，万齐融的大部分诗文作品今天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对他的生平细节、晚年归隐之后的具体行迹，依然存在诸多史料空白，这些问题都有待未来更多唐代地方碑刻文献出土之后，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厘清。但即便如此，丝毫不影响万齐融作为盛唐吴越诗人群体代表性人物的独特历史地位。

万齐融的一生，是典型的盛唐江南文人的圆满人生。他从越州的山水之间走出，在中宗神龙年间远赴长安，以文辞俊秀名扬上京，与贺知章、张若虚等吴越名士共同在长安文坛为江南文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秘书省正字、泾阳令、昆山令的仕宦历程中，既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始终没有脱离江南的山水与文坛交游，最终以“道流人望”身份深度融入盛唐江南的儒释文化网络，晚年归隐越州，在故乡的山水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他留下的四首唐诗与三篇唐文，虽然数量不多，却字字珠玑，完全配得上盛唐一流文士的身份。今天我们以客观的历史眼光回望万齐融的人生，不仅是为了还原这位被千年文献散佚遮蔽的盛唐诗人的完整生平，更是为了重新看见，在李白、杜甫等顶级文学巨星的光芒背后，还有无数如万齐融这样的优秀江南文人，以他们的才华与努力，共同铺垫出了盛唐诗歌那个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与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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