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棘手社会问题承担责任-万祥军 | 新闻中国采编·中国新闻采编

谁来为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基于国情研究与国政研究的系统性深度解读！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回望，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对话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社会正处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转型进程之中：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换挡，从工业社会全面迈向数字智能社会的技术迭代，从人口红利期深度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结构变迁，多重历史性变革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叠加发生，必然催生一系列新旧交织的复杂社会矛盾。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主持人万祥军解读表明：这些被广泛讨论的“棘手社会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类群体的行为偏差，其本质是社会快速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旧运行规则交替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张力的集中释放。它们既在宏观层面折射出社会运行体系的局部失衡，也在微观层面具象为每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真切可感的生存焦虑。

万祥军指出：“而破解这些矛盾的核心前提，恰恰是要在国情研究与国政研究的双重视野下，跳出单一主体担责的线性思维，构建起覆盖制度设计者、市场主体、社会单元与个体参与者的多层次责任体系，最终在发展中实现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的双向再平衡。”

经济与分配领域：

在“隧道效应”放大中锚定分配公平的主体责任

在国情研究的视野下，当前经济与分配领域的矛盾，是中国从“做大蛋糕”阶段进入“分好蛋糕”阶段的必然产物。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周期里，全社会的核心共识是“效率优先”，通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快速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增长。

当经济增速从高速换挡至中高速，增量扩张的空间收窄，存量分配的权重持续上升，长期被高速增长掩盖的分配不均问题开始显性化，最终催生了被社会学家形象描述的“隧道效应”：当所有人都堵在同向行驶的隧道里，原本以为整条车道很快就能通行，却发现旁边车道的车辆已经持续向前移动，而自己的车道长期停滞，这种落差带来的心态失衡，会快速放大为普遍的社会情绪焦虑。

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多年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上，不同群体的财富积累速度出现了显著分化：高收入群体依托资本收益、资产增值实现财富的快速扩张，而中底层工薪群体的收入增长长期跑不赢GDP增速，部分制造业从业者、灵活就业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出现停滞。

这种差距并非单纯的个体努力差异导致，更多是分配规则在长期效率导向下形成的结构性倾斜：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长期偏低，资本收益的增速持续高于劳动收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被行政壁垒、市场垄断进一步拉大。这种分配格局的长期固化，直接催生了阶层流动的门槛抬升，过去几十年里依靠高考、奋斗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正在变窄，“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讨论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对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真切焦虑。

而高房价与居民高负债的叠加，进一步将分配领域的矛盾传导至宏观经济的神经末梢。过去二十余年，房地产行业深度绑定宏观经济增长链条，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房价的持续上涨让房产成为居民财富的核心载体，也让绝大多数城市家庭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压力。

据相关统计，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超过63%，其中绝大多数负债来自住房按揭贷款，不少年轻人为了在大城市安家，不得不掏空“六个钱包”凑齐首付，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都被房贷提前锁定。这种高负债状态直接形成了消费的“被动收缩”：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大部分用于偿还房贷，剩余的部分仅能覆盖基本生活开支，即便有消费意愿也没有多余的支付能力，最终形成了“越想拉动消费，居民越不敢花钱”的恶性循环。同时，高房价还进一步放大了代际矛盾：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财富被集中到一套房产中，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职业选择都被房产牢牢绑定，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与消费潜力都被高房价形成的“财富虹吸效应”持续消耗。

站在国政研究的维度审视，破解这一领域的矛盾，不能简单将责任推给市场或者个体，而是要构建多层次的责任分担体系。宏观制度层面，政府需要承担起分配规则优化的主体责任，通过持续推进税制改革，加大对资本收益、房产增值的调节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同时完善三次分配的配套激励机制，引导高收入群体、头部企业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房地产领域，要加快构建“房住不炒”的长效机制，逐步摆脱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降低刚需群体的购房成本，逐步化解居民部门的高负债压力，让房产回归居住属性，从根源上释放被高房价透支的消费潜力与社会活力。

就业与产业转型领域：

在技术迭代浪潮中守住就业优先的底线责任

当前就业与产业转型领域的矛盾，是数字智能技术革命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叠加带来的“阵痛期产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托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解决了数亿人的非农就业问题。而近年来AI、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迭代，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就业市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机器换人”不再是遥远的未来场景，而是已经在制造业、服务业甚至部分脑力劳动领域大规模落地的现实。

这种技术替代效应，直接催生了全社会普遍的职场“内卷”与“35岁年龄焦虑”：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不断提高对劳动者的能力要求，同时通过优化人员结构，将年龄超过35岁的中年群体挤出就业市场，而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则不得不在有限的岗位竞争中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形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格局。

这种就业压力的背后，是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的双重挤压：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线下服务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量岗位被自动化设备替代，不少中年从业者失去了原本稳定的工作，却没有对应的技能储备适配新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的规模连年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突破1200万，青年就业市场的竞争烈度持续攀升，“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在不少行业开始显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群体，绝大多数都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享受完整的五险一金保障，一旦出现职业伤害、疾病等突发情况，基本生活就会陷入困境。

与就业压力并存的，是长期存在的产业与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错配。当前国内不少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大量普通岗位的需求持续收缩，而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却面临着高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这种错配直接形成了“有人无岗”与“有岗无人”并存的诡异局面：

一边是大量普通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选择“考研考公”延迟就业，甚至被迫“躺平”；另一边是先进制造业企业开出几十万的年薪，却招不到足够的合格技术工人。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我国的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长期脱节，高等教育的培养方向偏向通用型学术人才，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培养质量不足，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两端无法精准对接，进一步放大了年轻群体的职业焦虑。

从国情研究的责任视角出发，破解这一领域的矛盾，不能将就业压力简单推给劳动者个体“提升自身能力”，而是要在产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层面形成协同责任链条。政府层面始终将“就业优先”作为宏观政策核心目标，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无人工厂”“全自动化”，要为劳动力就业预留足够的空间，同时大力扶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通过减税降费、稳岗补贴等政策，稳定市场的就业吸纳能力。

产业层面，头部科技企业不能一味追求用技术替代人力，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就业模式，让AI技术成为劳动者的能力放大器，而不是替代者。教育体系层面，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改变“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导向，培养大量适配先进制造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从根源上化解产业与就业的结构性错配。针对灵活就业群体，要加快完善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劳动关系与社保绑定的传统规则，让2亿多灵活就业群体能够享受到完整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障，守住民生底线。

人口与民生领域：

在结构变迁压力下筑牢公共服务的兜底责任

人口与民生领域的矛盾，是中国人口结构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必然结果。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同步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快速转变，当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1.1，进入了全球最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背后，不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突然发生了转变，而是现实层面的多重压力形成的综合约束：当前城市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从怀孕生产到完成高等教育，平均成本已经超过50万元，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甚至超过百万元，其中住房、教育、托育的成本占据了绝对比重。

“双减”政策原本是为了降低家庭教育负担，却在落地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偏差，学科培训的成本并没有真正下降，反而催生了更隐蔽的高端家教，家长的教育焦虑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同时，绝大多数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对育龄女性存在普遍的就业歧视，女性一旦进入生育周期，就面临着失去工作、职业发展中断的风险，多重现实压力叠加，最终让绝大多数年轻人陷入“想生不敢生”的困境。

与生育率快速下滑并存的，是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全面到来。截至2026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1%，进入了国际标准定义的深度老龄化社会。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直接给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支付压力，不少省份的养老金统筹账户已经出现缺口，不得不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

而更严峻的挑战来自家庭层面，过去几十年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催生了数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现在这一代独生子女已经进入中年，普遍面临着“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到两个孩子”的“421”甚至“422”家庭结构，单个家庭的赡养压力已经突破了传统家庭的承载极限。

不少城市的双职工家庭，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照顾老人，而市场化的养老机构供给严重不足、价格昂贵，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做好全面应对深度老龄化的准备。

站在国政研究的公共治理维度审视，人口与民生领域的矛盾，本质上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增长速度，没有跟上人口结构快速变迁的速度。破解这些矛盾，政府必须承担起公共服务兜底的核心责任，不能将育儿、养老的压力全部推给家庭。

针对生育率低迷的问题，要从生育全链条出发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通过发放育儿补贴、推进普惠托育体系建设，将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率提升到50%以上，大幅降低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通过完善生育休假制度、明确企业雇佣育龄女性的社保补贴机制，从根源上消除职场对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让女性不用再为生育付出职业发展的代价。

针对深度老龄化的挑战，要加快推进养老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建设，通过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拓宽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化解长期支付压力；同时大力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落地，在所有城市社区建设配套的养老服务中心，将助餐、助医、助护等养老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用社会化的公共服务分担家庭的赡养压力，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社会心态与价值观领域：

在快速变迁中重建社会互信的共识责任

当前社会层面普遍蔓延的生存焦虑与信任危机，是整个社会高速运转过程中催生的“现代性病症”。过去几十年，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加速奔跑”的状态，经济快速增长、技术快速迭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优绩主义”成为全社会普遍奉行的价值准则：所有人都被裹挟进“努力就能成功”的单一评价体系中，从上学时的分数竞争，到工作后的收入、职位竞争，个体的全部价值都被绑定在单一的绩效指标上。

而当经济增速放缓，向上流动的通道收窄，无数年轻人发现自己付出了远超父辈的努力，却依然买不起房、养不起家，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对等关系被打破，原本被奉为圭臬的“优绩主义”神话彻底幻灭，普遍的“精神内耗”与职业倦怠开始在全社会蔓延。

这种心态失衡，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的社会情绪出口，原本分散的个体焦虑，在互联网空间快速汇聚，最终演变为无底线的情绪对立：性别对立、地域对立、行业对立等撕裂性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发酵，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识空间被持续挤压。

与焦虑蔓延相伴的，是部分领域的社会信任危机。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市场主体为了追逐利益突破诚信底线，食品安全、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事件时有发生，让普通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持续下降；部分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办事难、流程不透明等问题，也让部分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有所下滑。这些分散的失范事件，经过网络空间的放大，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的信任损耗，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猜忌变多，原本低成本的社会协作需要付出更高的沟通成本，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都因为信任危机出现了隐性下降。

从国情研究的社会建设视角出发，重建社会心态与社会互信，不能单纯依靠管控网络情绪，而是要从根源上重建价值共识与信任体系。整个社会要逐步跳出“唯GDP论”“唯成功论”的单一评价体系，建立更加多元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再用收入、职位定义个体的全部价值，让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也能获得尊重，从根源上消解“内卷”的社会文化土壤。

同时，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要共同承担重建社会互信的责任：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市场失范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信用体系，让失信主体付出高昂的代价；媒体与公共舆论要承担起正向引导的责任，不再刻意渲染焦虑、制造对立，为不同群体搭建理性沟通的平台；每一个社会个体也要主动调整自身的预期，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建立更加强大的抗风险能力，逐步适应从“高速增长”到“平稳发展”的生活节奏，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治理与公平领域：

在资源分配环节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平责任

治理与公平领域的矛盾，本质上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的机会公平受损问题。当前我国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高度集中在一线大城市与省会城市，广大县域与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市存在巨大差距。

优质的中小学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名校，学区房的价格被持续炒高，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要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不得不付出极高的成本；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严重不足，普通群众想要看好病，不得不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排队挂号。这种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社会的“起点不公”：出生在农村、普通家庭的孩子，从教育起点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城市优势家庭的孩子，后续想要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被成倍放大，这种机会层面的不公，比单纯的收入差距更能引发社会的普遍不满。

与此同时，部分领域存在的权力寻租、微腐败现象，也在持续侵蚀社会的公平正义。个别基层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微小权力吃拿卡要，在办事过程中对普通群众推诿扯皮，部分领域的执法过程存在弹性空间，不同主体同样的行为却得到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公现象，看似涉案金额不大，却直接伤害了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削弱了公众对制度的信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性隐患。

站在国政研究的制度建设维度审视，化解这一领域的矛盾，核心是要让公共服务回归“公平普惠”的本质属性，政府必须承担起公共资源均衡分配的主体责任。要持续推进优质公共资源的下沉，通过“名校集团化办学”“医联体建设”等模式，将大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辐射到县域与农村地区，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让不同出身的群体都能享受到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守住机会公平的底线。

同时，要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将权力运行的全流程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通过数字化政务建设实现所有办事流程的公开透明，从制度层面根除微腐败与权力寻租的空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每一次公共服务体验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构建多层次责任体系，

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双向再平衡

站在国情研究与国政研究的双重视角回望，当前我们面临的所有棘手社会问题，都不是某一个单一主体的过错，而是整个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释放。破解这些矛盾，从来不存在“某一方单独承担全部责任”的简单答案，而是需要构建覆盖制度设计者、市场主体、社会单元与个体参与者的多层次责任体系：

政府承担起规则优化、公共服务兜底的核心责任，市场主体承担起稳就业、守诚信的社会责任，全社会共同承担重建价值共识与社会互信的公共责任，每一个个体也在时代变迁中主动调整预期、提升抗风险能力。只有不同层面的责任主体各归其位、协同发力，我们才能在发展中逐步化解这些转型期的矛盾，最终实现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的双向“再平衡”，让整个社会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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