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隐者三十年与吴石案-万景光 | 中共隐蔽战线对台情报事业历史辩证

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846名1949年前后赴台潜伏牺牲的烈士姓名，被永久镌刻在花岗岩景观墙上，广场中央的四尊核心雕像——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已经成为了海峡两岸家喻户晓的红色隐蔽战线标志性符号。

图示：万景光与妻子冯修蕙赴港前在上海的合影

图示：1952年8月，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撤编，该委部分干部在台牺牲或失联，这是在沪部分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万景光。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在台湾岛上慷慨就义的无名英雄背后，还有一位始终隐身香港、从未公开露面的关键核心人物：他就是被国民党保密局在内部机密档案当中，恐惧地称为“中共对台隐蔽战线上的魔手”的万景光。

万景光是整个中共华东局对台情报体系当中，承上启下的最关键枢纽人物：他抗战时期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就投身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后转移到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1945年更是作为26名发起人之一，出席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大会。

1946年底，中共上海局秘密派遣他前往香港建立隐蔽联络站，他以父亲开设的永春堂药店、岳父冯少山友人开办的荣记商行作为双重公开掩护，在香港的复杂环境当中，搭建起了中共中央与台湾地下党组织之间唯一的绝密联络通道。1948年到1949年的两年间，他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点里，前后操办了十余期党的干部培训班，为上海解放培养出了百余名接管城市的核心骨干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作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发展并维系了吴石、陈宝仓这条国民党中将级别的顶级情报线，深思熟虑之后选派朱枫作为赴台交通员，搭建起了完整的跨海峡情报传递网络，源源不断地把台湾国民党当局最核心的军事防御机密，送回大陆的解放军指挥机关，为解放军规划攻台作战、解放万山群岛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绝密情报支撑。

1950年吴石案案发、吴石朱枫等人壮烈牺牲之后，他依然在香港坚持对台情报和策反工作，直到1951年才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奉命撤离香港返回内地，之后先后在华东局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担任副秘书长职务，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于北京病逝，走完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隐蔽战线传奇人生。

以往的隐蔽战线历史叙事当中，万景光的名字始终被笼罩在厚重的历史迷雾当中：一方面，他的身份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公开的官方史料对他的生平记载极其有限，甚至连他的准确生卒年份、籍贯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完全对外公开；

另一方面，近年部分网络上的非专业人士对过往的历史解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片面地把吴石案的最终失败，全部归咎于万景光的个人失误，完全忽略了他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当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本文以《炎黄春秋》2026年万景光家属官方授权发表的权威回忆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华东局对台工作原始档案、台湾保密局解密的吴石案原始审判史料为核心一手支撑，完整还原万景光从上海复旦学子，到香港隐蔽战线最高负责人，最终进入中央统战部的完整百年人生轨迹，客观辩证分析他在整个对台情报工作当中的历史功过，厘清历史事实和后世演绎之间的边界，为这位隐身香江三十年的无名英雄，作出完全中立公允的历史评价。

1918-1945年：

从复旦爱国学子到民进发起人，在上海隐蔽战线快速成长

根据台湾保密局1950年内部解密情报档案的交叉佐证推算，万景光大约出生于1918年，祖籍广东，早年在上海长大，青年时代考入复旦大学读书。

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积极投身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自己后来的妻子冯修蕙一起，成为上海两广同乡抗敌后援会和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的核心骨干，在上海的学生群体当中四处奔走，为敌后的新四军募集捐款、药品和各类紧缺物资，和国民党、三青团当中的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租界彻底被日军占领，上海的地下党斗争环境瞬间变得极端残酷恶劣。万景光奉命撤离上海市区，转移到了位于苏南的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当中，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段在敌后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经历，极大地磨砺了万景光的地下工作经验和斗争意志，让他从一个热血的青年爱国学生，快速成长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隐蔽战线成熟战士。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受党组织的秘密派遣，先后打入上海日伪警察局、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下属的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的“日华俱乐部”，甚至还打入了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战略情报组，在敌人的心脏内部，为党组织收集传递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核心情报，多次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凭借自己的沉着冷静，化险为夷，展现出了超凡的地下工作天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万景光回到上海，继续在中共上海局的直接领导之下，从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万景光作为26名正式发起人之一，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等知名民主人士一起，出席了民进的成立大会，成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

这段特殊的统战工作经历，让万景光和上海的爱国工商界、民主人士群体，建立了极其广泛的人脉联系，他的岳父冯少山，就是当时上海广东商会的会长，著名的爱国工商业者，这些广泛的社会关系，为他之后前往香港建立隐蔽联络站，提供了旁人无法比拟的便利掩护条件。

1946-1949年：

香江建立秘密基地，培训百余名接管上海骨干

1946年底，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上海的白色恐怖环境日益严峻，中共中央上海局经过反复研究，正式作出决定，派遣已经积累了十余年地下斗争经验的万景光，前往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香港，建立中共上海局的对外秘密联络站。

万景光抵达香港之后，利用自己家族的社会关系，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搭建起了一整套完善的公开掩护体系：他首先利用自己父亲的朋友吴叠卿在香港开设的“永春堂”药店，作为对外公开的通讯联络点，之后又通过自己岳父冯少山的好友、曾任国大代表的香港知名大律师陈大勋的关系，在香港德辅道合股开设了一家名为“荣记行”的进出口商行；

万景光本人亲自担任商行的副总经理，表面上做上海丝绸、内地土特产和海外西药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生意，实际上这家商行，就是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的核心办公地点。万景光和妻子冯修蕙，还在香港铜锣湾的摩利臣山道26号租下了一处独立住宅，既作为夫妻两人的宿舍，也作为香港联络站的内部秘密办公场所。

在香港的这个隐蔽联络站，很快就成为了整个中共南方地下工作的核心枢纽：当时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执一、沙文汉等中共上海局的全部核心领导干部，在上海的白色恐怖环境恶化的时候，都可以安全地撤退到香港的这个联络站当中，在这里主持南方各地的地下工作。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明显加快，上海局的领导班子意识到，上海的全面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但是上海地下党各条战线的大量基层党员干部，长期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之下从事秘密地下斗争，几乎从来没有机会系统阅读党的正式文件，也完全没有城市接管工作的相关经验，如果不提前集中进行系统培训，等到上海正式解放的那一天，整个城市的接管工作，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

万景光临危受命，全权负责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点，操办党的干部培训班的全部组织工作。从1948年2月一直到1949年初，在万景光的具体统筹安排之下，中共上海局在香港这个当时相对安全的特殊环境当中，前后举办了十余期秘密干部培训班，来自上海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科技系统的百余名核心党员干部，分批秘密从上海辗转来到香港，在万景光的联络站当中，进行集中封闭学习。

刘晓、钱瑛、方方、许涤新等领导同志，亲自为这些学员授课，白天大家一起系统学习党的城市接管政策文件，讨论解放之后如何稳定上海的城市秩序、恢复生产、维持民生，晚上各个系统的负责同志，就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撰写本系统的接管工作报告。

1949年1月中旬，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全部顺利完成学习，分批秘密返回上海，领导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投入到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最后斗争当中。万景光主持操办的这十余期香港干部培训班，为上海的和平完整接管，提前储备了整整一百多名政治过硬、熟悉上海本地情况的核心骨干力量，为上海解放初期的城市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1949-1951年：

对台情报战线核心枢纽，搭建跨海峡绝密情报通道

1949年5月，上海正式解放之后，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的工作重心，立刻发生了重大调整：联络站的隶属关系正式变更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万景光本人正式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的最高负责人，他的核心任务，从之前的培训接管干部，全面转向全力推进对台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岛的军事行动，做好全部情报准备。

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作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极具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重用嫡系排除异己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他通过自己的福建同乡、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的牵线搭桥，主动提出要和中共方面的代表直接见面，为中共方面秘密提供国民党的核心军事情报。

万景光以化名“刘栋平”的身份，在上海和吴石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面，两人约定了后续情报联络的全部细节。1949年9月，吴石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前往台湾履职，万景光也在8月从上海重返香港，专门负责和已经进入台湾的吴石这条顶级情报线的对接联络工作。

吴石途经香港短暂停留的时候，万景光亲自前往九龙塘，在爱国商人李朗如的家中和吴石进行了第二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两人详细约定了吴石到台湾之后，重点需要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台湾全岛的兵力部署、反登陆作战的防御阵地位置、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机动计划、全岛空军机场的分布和协同作战想定、弹药仓库和全部后勤保障系统的位置信息、各军师团级主官的详细名单。万景光向吴石郑重承诺，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派遣一名绝对可靠的交通员进入台湾，专门负责和他单线联络，绝对不会影响到他的安全和长期潜伏。

在反复斟酌了所有合适人选之后，万景光最终决定选派当时正在香港合众贸易公司工作的朱枫，作为赴台的专职交通员。很多后世的非专业历史解读，都误以为万景光选择朱枫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选择是完全理性和正确的：

朱枫有着完全合法合理的入台理由，她的继女阿菊和女婿王昌诚，都在台湾的警务处担任公职，刚刚生下小孩，朱枫以探亲的名义申请入台，完全符合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入台审批规定，隐蔽性极强，几乎不可能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万景光亲自为朱枫做了赴台任务的全部培训，给她配备了联络暗号和密写药水，反复叮嘱她传递情报的时候一定要万分谨慎小心。

朱枫顺利抵达台湾之后，很快就和吴石、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吴石这条顶级情报线上源源不断产出的台湾全岛军事防御绝密情报，通过朱枫的中转，快速传递到香港万景光的手中，再由万景光电报传回大陆的华东局和中央军委。

这些极其珍贵的绝密军事情报，直接被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用于修改攻台作战的具体作战计划，之后解放军发起万山群岛战役的时候，万景光从吴石情报组手中拿到的万山群岛军事态势图，为解放军海军以劣势装备击败国民党优势海军，顺利解放万山群岛，提供了极其关键的情报支撑。除了吴石之外，万景光还通过吴仲禧的介绍，成功把国民党中将陈宝仓发展进入情报网络，进一步扩大了情报来源的覆盖范围。

1950年，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不幸被捕叛变，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蔡孝乾的叛变，直接牵连出了吴石、朱枫、陈宝仓等人。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吴石案的惨痛失败，完全是因为蔡孝乾这个核心高级领导人的无耻叛变导致的，这是万景光无论如何都无法提前预料和阻止的严重意外事件，绝非部分后世解读当中所谓的万景光个人工作失误。

吴石等人牺牲之后，万景光强忍悲痛，依然在香港坚持开展对台情报和策反工作，联络滞留在香港的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向他们讲明大义，动员他们返回台湾之后伺机起义，为新中国的对台情报事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51年，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已经完全盯上了万景光的行踪，准备对他实施暗杀行动，中央方面察觉到危险之后，立刻紧急通知正在广州出差的万景光，立即停止所有工作，直接撤离返回上海。万景光就此结束了他在香港长达五年的隐蔽战线生涯，安全返回内地。

1951-1980年代：

从华东局统战部到中央统战部，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国奉献

1951年8月，万景光安全返回上海，正式担任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敌工部部长，1952年8月，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正式撤编，万景光被调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继续从事党的统一战线相关工作。

1959年，因为工作表现极其突出，万景光被正式上调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在更高的平台上，继续为党的全国统一战线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在隐蔽战线上，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牺牲在台湾岛上的无名英雄们，始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这些烈士的家属落实相关政策，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

20世纪70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结束之后，万景光还曾经短暂返回上海，亲自指导上海地区的统战系统落实政策工作，为大量在特殊时期受到错误冲击的原地下党同志、爱国民主人士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革命的隐蔽战线事业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万景光，在北京因病不幸逝世，走完了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他去世之后，因为他的身份长期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的很多英雄事迹，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都一直没有对外公开，直到近年两岸相关历史档案陆续解密，这位当年被国民党保密局恐惧地称为“对台秘密工作的魔手”的隐蔽战线传奇人物，才慢慢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2026年热播的隐蔽战线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专门设置了以万景光为原型的核心角色，由演员巩峥饰演，让更多的当代观众，第一次了解到了这位香江隐者的传奇人生。

客观历史评价

站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史的宏观坐标系当中回望万景光的一生，我们完全可以跳出非黑即白的极端评判误区，给他一个客观公允的历史定位。

他是中共隐蔽战线体系当中，承上启下的枢纽型核心情报工作者。在香港长达五年的高度危险的隐蔽工作当中，他以进出口商行和药店作为双重掩护，在港英当局、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搭建起了中共上海局和南方各地地下党组织之间的安全联络枢纽，前后操办十余期秘密干部培训班，为上海解放培养了百余名城市接管骨干，为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顺利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提前做好了最关键的干部人才储备，这份历史功绩，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

他是新中国对台情报事业的早期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在1949年前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他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极端危险，亲手建立起了吴石、陈宝仓这条国民党中将级别的顶级情报线，搭建起了跨海峡的绝密情报传递通道，源源不断地把台湾国民党当局最核心的军事防御机密，传回大陆的解放军指挥机关，为解放军解放万山群岛、规划攻台作战计划，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情报支撑。

他选派朱枫赴台的决策，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是完全理性、完全符合隐蔽工作原则的，吴石案的最终失败，核心原因是台湾省工委最高负责人蔡孝乾的无耻叛变，这是任何一线情报负责人都完全无法提前预判和阻止的极端意外事件，绝对不能把烈士牺牲的历史悲剧，不负责任地全部归咎于万景光的个人失误。

当然，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刻意神化万景光的历史形象。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隐蔽工作的客观环境，万景光在搭建跨海峡情报联络体系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双线联络、多个情报节点发生横向关联的客观安全隐患，这种隐患在蔡孝乾叛变之后，直接加速了整个情报网络的全线暴露，这是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之下，为了抢时间获取最关键的军事情报，不得不作出的风险妥协，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事后上帝视角，去苛责七十多年前身处极端危险环境当中的一线情报工作者。

整体来看，万景光的一生，是完全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传奇一生。他从上海复旦大学的热血爱国学子起步，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打入敌人心脏，在香港的复杂环境当中建立秘密基地，培养城市接管骨干，搭建对台情报网络，最终在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岗位上，为党的统战事业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和吴石、朱枫这些牺牲在台湾岛上的烈士们一起，共同构成了新中国隐蔽战线历史上，最厚重、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英雄群像。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留下的那句“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就是对万景光这样一辈子隐身幕后、默默奉献的隐蔽战线英雄，最高的历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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