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运安澜四百年-万恭 | 明代“束水攻沙”思想开创者文武生平与历史辩证

在整个中国古代水利史的宏大叙事当中，万恭是一个长期被后世低估的里程碑式关键人物：他1515年出生于江西南昌的书香门第，自幼有神童之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年仅29岁就考中进士，从南京文选主事的基层文官起步，一路升迁到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在山西巡抚任上整饬边防、教民水车耕作，是明代中后期少有的既懂军事边防、又懂民政民生的复合型文官。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隆庆六年（1572年），黄河在邳州决口，京杭大运河的漕运通道彻底阻断，身为兵部左侍郎的万恭临危受命，兼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正式接过了治理黄运、保通漕运的千斤重担。在总理河道任上的短短三年时间里，他突破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分流杀势”的传统治河思路，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以河治河、束水攻沙”的全新治黄理论，完成了中国古代治河思想从“治水”到“水沙并治”的历史性转折。

他主持修筑了徐州到宿迁三百七十里的黄河长堤，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覆盖全黄河干流的飞马报汛制度，建立了体系完整的黄河堤防分段修守责任体系，在运河沿线推行了成熟的船闸联合节水调度规则，这些开创性的水利实践，比巴拿马运河的现代船闸调度管理体系早了整整340年。他的全部治水心血，最终凝结成了两万五千字的《治水筌蹄》，这部明代海内孤本水利著作，直接为后来潘季驯集大成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治黄体系，奠定了全部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万历二年（1574年），正当万恭的治河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突然遭到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等人的弹劾，以“不职”的罪名被万历皇帝下诏罢官，“回籍听田”，在江西南昌的老家隐居了将近20年，最终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77岁的高龄辞世。

后世数百年的传统治河史叙事当中，长期把“束水攻沙”的全部历史功劳，完全归功于潘季驯一个人，万恭作为这一核心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早期实践者，他的历史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有意无意地掩盖在了潘季驯的光环之下。

直到1991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吴海燕、郭孟良的《万恭及其〈治水筌蹄〉初探》，2025年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周广骞副教授的专著《治黄通运理念创新者——万恭》正式出版，这位明代“强毅敏达，一时称才臣”的文武全才的完整人生轨迹，才重新被当代学界系统挖掘出来。

本文以《明史》原始官方记载、明万历年间《治水筌蹄》海内孤本一手史料、明清河漕志书交叉佐证文献为核心支撑，完整还原万恭从江西神童到进士文官、从山西巡抚到总理河道，最终罢官归隐的完整百年人生，客观辩证梳理他的治河思想体系的历史价值，厘清他和潘季驯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以完全中立客观的研究视角，为这位被历史低估了四百年的明代水利革新先驱，作出公允的历史评价。

1515-1563年：

南昌神童的科举仕宦之路，从江南文弱书生到兵部军事干才

明正德十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515年9月，万恭出生在江西南昌府的一个普通书香仕宦家庭。他从小就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惊人天赋，幼年时期就以“神童”的名号闻名整个南昌府，十岁就能提笔写出结构完整、文采斐然的长篇文章，弱冠之年参加江西乡试，就得到了当时还是普通朝中官员、后来成为嘉靖朝内阁首辅的徐阶的高度赏识，直接被选拔补入国子监的生员序列，成为了当时国子监当中名气不小的青年才俊。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29岁的万恭顺利考中甲辰科进士，正式步入大明王朝的文官仕途。他的第一份官职，是南京吏部的文选主事，之后逐步升迁为考功郎中，在南京的文官体系当中，积累了大量的基层民政和人事管理经验。

在南京任职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整个南京官场的著名事件：寿王的丧礼队伍路过南京，寿王身边的贴身宦官，竟然提出要求南京当地的官员，全部要向寿王妃行朝拜大礼。所有在场的南京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这个违背大明礼制的无理要求，唯独万恭厉声站出来公开驳斥：“按照大明的礼法，普通官员连朝见皇后的正式礼仪都没有，更何况是一个藩王的王妃！”在万恭的强硬坚持之下，宦官们的无理要求最终被迫取消，整个南京官场的所有人，都对这位刚正不阿的年轻江西文官刮目相看。

离开南京之后，万恭先后被提拔为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一路从留都南京调入北京的中央核心权力圈。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蒙古俺答部落的骑兵大举入塞，前锋部队直接逼近北京通州，整个京师戒严，明世宗嘉靖皇帝紧急召见内阁辅臣徐阶，商议选拔得力的兵部官员，负责京畿地区的军事防御。

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协理戎政侍郎喻时，都因为能力不足，根本无法应对紧迫的军事危机，嘉靖皇帝亲自下手诏给徐阶，要求他破格选拔合适的人才顶替这两个关键岗位。在徐阶的全力举荐之下，万恭被嘉靖皇帝直接破格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一夜之间，从一个普通的司法文官，变成了大明王朝负责京畿防御的核心军事高官。

临危受命的万恭，没有辜负嘉靖皇帝和徐阶的信任，他上任之后第一时间，就向朝廷逐条上奏了选兵、议将、练兵车、制火器等十二项关键的军事改革建议，全部都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批准，在京畿地区立刻落地实施，在最短的时间里，就稳住了北京周边的防御局势。之后万恭主动向朝廷申请，前往最危险的北部边镇历练，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正式开赴晋北的抗敌最前线。

在山西巡抚任上的短短一年时间里，万恭干出了名垂青史的三大政绩：第一，为了抵御套寇蒙古骑兵向东掳掠，他在黄河沿岸的滨河州县，修筑了整整四十里的坚固边墙，彻底取代了过去每年冬天都要耗费大量民力的凿冰防御工事，极大地提升了晋北边防的防御能力；

第二，他亲自深入晋北的乡村田间，教当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百姓学习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从中原内地引入了水车灌溉技术，手把手教当地农民使用水车从黄河里取水灌溉农田，让晋北很多过去只能靠天吃饭的贫瘠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良田，当地老百姓从万恭的新政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好处；

第三，他整饬三关地区的边防体系，上疏朝廷建议在老营堡增设副总兵，募兵常驻防守，修缮沿线全部墩堡，让各个边防据点之间可以互相声援，彻底完善了晋北北部边防网络。在山西巡抚任上的这段边疆历练经历，让万恭从一个传统科举出身的江南文官，彻底成长为了一个懂军事、懂民生、懂基层实际的复合型实干官员，这也为他之后临危受命总理河道，处理极其复杂的黄运治理难题，打下了旁人无法比拟的综合能力基础。

就在万恭的仕途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因病去世，按照大明王朝的礼法制度，万恭必须立刻辞去所有官职，回江西南昌老家为母亲守孝三年。三年守孝期满之后，隆庆朝的言官岑用宾等人，在朝廷的官员拾遗考核当中，对万恭提出了弹劾，虽然最终没有查实任何实据，但是万恭还是选择了隐居南昌老家，整整几年时间，都没有出来做官。

直到隆庆六年，大明王朝的黄运局势彻底崩盘，朝廷上下遍寻能臣，满朝文武当中，竟然找不到一个敢站出来收拾残局的人，万恭才在别人的举荐之下，再次临危受命，登上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总理河道的关键岗位。

1572-1574年：

三年总理河道，开创中国治黄思想的历史性转折

隆庆六年（1572年），黄河在邳州境内发生了明代中后期最严重的一次特大决口，滚滚黄河洪水彻底冲毁了沿线的全部堤防，京杭大运河的漕运通道被完全阻断，每年从江南运往北京的四百万石皇粮，根本无法通过运河运抵京师，整个大明王朝的首都粮食供应体系，瞬间面临全面崩溃的巨大风险。

朝廷紧急派出工部尚书朱衡，前往黄运前线主持堵口工程，但是工程进展极其缓慢，根本无法在规定的时限之内恢复漕运。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朝廷想起了隐居南昌、以强毅敏达著称的万恭，正式下旨任命万恭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协助朱衡共同处理邳州决口的堵口和后续黄运治理工作。

已经57岁的万恭，接到朝廷的任命之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从南昌老家日夜兼程，赶到了黄河决口的最前线。到任之后的万恭，没有像之前的历任总理河道那样，一上来就征发十几万民夫，不分昼夜地拼命堵口，而是第一时间带着几个随从，沿着徐州到宿迁的黄河干流沿岸，徒步走了整整一个多月，亲自勘察了沿线的所有河道、堤防、湖泊的地形水势，把整个邳州决口的全部水文地理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万恭彻底推翻了当时整个明代水利界主流的“多穿漕渠、分流杀势”的传统治河思路。他在自己的治水札记《治水筌蹄》当中，第一次系统提出了石破天惊的“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的全新治河理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黄河的根本问题从来都不是洪水本身，而是巨量的泥沙。

治理多泥沙的黄河，绝对不能盲目分流，因为“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沙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一旦人为把黄河水流分成多股支流，水流速度就会立刻大幅放缓，泥沙就会快速淤积在河道当中，用不了几年，整个分流的新河道就会彻底淤为平地，之前所有的分流治河工程，全部都会前功尽弃。

只有通过两岸的坚固长堤，把全部黄河水流约束在单一的主河道当中，让湍急的水流，凭借自身的巨大冲击力，自动冲刷河床底部的泥沙，就可以实现“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永不溢”的完美治理效果，这就是万恭最早系统提出的“束水攻沙”核心治河思想。

在这个全新理论的指导之下，万恭和工部尚书朱衡一起，指挥民夫在短短六十天的时间里，就修筑完成了从徐州磨脐沟一直到邳州直河的北堤，和从离林一直到宿迁小河口的南堤，南北两道大堤总长度加起来，足足有三百七十里长，整个工程总共耗费的国家财政帑金，仅仅三万两白银，就彻底把奔腾的黄河水，约束在了新的主河道当中。

之前肆虐多年的邳州决口，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被完全堵合，中断了好几个月的京杭大运河漕运通道，立刻就恢复了正常通行，当年的四百万石漕粮，顺利从江南运抵了北京，一场差点动摇大明王朝国本的漕运危机，就被万恭用极其低廉的成本，彻底化解于无形。

解决了邳州决口的头号难题之后，万恭紧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处理高邮、宝应湖地区长期困扰明朝的湖堤漫溢水患。之前历任河道官员，面对高邮湖、宝应湖的汛期洪水年年泛滥的难题，只会一味地投入巨资，不断加高加厚湖堤，结果湖堤修得越高，汛期的湖水水位就涨得越高，溃堤的风险也就越大，形成了永远跳不出来的恶性循环。

万恭上任之后，直接反其道而行之，他下令不再继续加高湖堤，反而征发民夫，深挖高邮、宝应湖区内部的多年淤积泥沙，把挖出来的淤泥用来加固湖堤，同时沿着湖堤沿线，修建了二十多处可以自动调节水位的平水闸，根据不同季节湖水水量，按时开启或者关闭闸门，自动泄洪蓄水。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困扰当地百姓几十年的高邮宝应湖患，就被万恭彻底根除，之后很多年，当地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湖堤溃决事件。

在治理黄运的短短三年时间里，万恭还一口气干出了好几项影响中国水利史数百年的开创性制度建设：他仿照明代边关“飞报边情”的飞马传递制度，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覆盖整个黄河干流的洪水情报快速传递体系，从上游的陕西潼关，一直到下游的江苏宿迁，每三十里设置一个专门的水情驿站，一旦上游出现大的洪水，驿站的驿卒就骑着快马向下游一路狂奔，一日夜可以飞驰五百里，传递水情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洪水向下游流动的速度，下游的防汛官员，就可以提前好几天得到洪水预警，提前组织百姓转移、加固堤防，从制度层面，把黄河下游的防汛主动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水平。

他还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体系完整的黄河堤防分段修守责任制度，明确规定黄河大堤每里安排十个民夫日常防守，每三里设置一个防汛铺，每四个铺设置一个专门的老人负责巡视，每年伏秋大汛的五月十五日到九月十五日，所有的值守民夫全部上堤驻扎，甚至允许他们携带家属长期在堤上居住。

为了彻底分清不同堤段的防守责任，万恭创造性地把黄河右岸的所有堤铺，用《千字文》的顺序依次编号，黄河左岸的所有堤铺，用《百家姓》的顺序依次编号，每一个防汛铺，都统一配备旗杆、黄旗、灯笼、铜锣，白天出现险情就升起黄旗，夜间出现险情就点亮灯笼，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刻鸣锣报警，一个铺发现险情，整条大堤的所有值守人员，立刻全部联动起来支援，形成了首尾相应的“常山蛇势”防汛体系。

在京杭大运河的航运管理方面，万恭系统总结了之前数百年中国船闸运行的全部经验，在《治水筌蹄》当中明确记载了“启上闸，即闭下闸；启下闸，即闭上闸”的上下船闸联合启闭规则，通过两个船闸的配合调度，最大限度节约宝贵的运河水资源；

同时明确规定了过闸船只必须停泊等待的操作流程，避免因为闸口水位变化太急，冲坏过往船只。这套极其成熟的船闸节水调度管理制度，比1914年正式通航的巴拿马运河的现代三级船闸运行规则，早了整整340年，是中国古代水利调度智慧的最高结晶之一。

除此之外，万恭还下令在整个京杭大运河沿线，从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一直到长江北岸的瓜州、仪征，总共种植了七十多万株柳树，用柳树的根系牢牢加固运河两岸的堤岸，同时在山东戴村坝以东，垒筑坎河口的石滩，自动调节汶河的水流，保障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供水稳定，还提出了漕运管理的“八因”“三策”制度，全面优化了整个大明王朝的漕运管理体系。

在万恭总理河道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整个黄河和京杭大运河沿线，之前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水患难题，几乎全部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大明王朝的黄运局面，出现了自明代中叶以来前所未有的安澜局面。万恭自己也在这段走遍黄运两岸的治水岁月当中，把自己每天的实地勘察心得、工程经验、治河理论，随手写成了一条一条的治水札记，最后总共积累了148条，大约两万五千字，整理成了两卷本的《治水筌蹄》。

这部书名取自《庄子·外物》，“筌”是捕鱼的竹器，“蹄”是捕兔的工具，万恭用这个名字，明确表示这本书就是后世治水官员必备的实用工具书。这部书在明代万历六年，由当时的南旺公署官员张文奇正式刊刻出版，之后因为流传极少，成为了海内仅存的孤本，直到当代才重新被水利史学界发掘出来。

1574-1591年：

被弹劾罢官归隐南昌，身后四百年的历史浮沉

就在万恭的治河事业走向巅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初九日，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突然向万历皇帝上奏章，弹劾时任总理河道万恭“不职”，罗织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的万历皇帝，刚刚登基不久，朝廷当中的张居正和高拱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万恭作为当年徐阶一手举荐出来的官员，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复杂的朝堂派系斗争当中。最终万历皇帝下旨，免去了万恭的全部官职，勒令他“回籍听田”，直接从权力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了民间。

被罢官的万恭，没有任何的抱怨，直接收拾行李，从黄运前线返回了江西南昌的老家，开始了自己长达将近二十年的隐居生活。晚年的万恭，自号“洞阳子”，徜徉在南昌的山水之间，读书著述，留下了《洞阳子集》这部文集，他的这部文集，现在分别收藏在中国、日本、英国的多家图书馆当中，成为了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重要一手文献。

隐居期间的万恭，还曾经到山东泰山游历，在泰山的经石峪，修建了著名的高山流水亭，亲自撰写了《高山流水亭石壁记》，并且在经石峪的岩壁上，留下了“暴经石”“水帘”的题刻，这些珍贵的明代摩崖石刻，至今还保留在泰山景区当中，供后人瞻仰。

万历十九年（1591年），77岁的万恭，在江西南昌的老家平静去世，走完了自己文武双全的传奇一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万恭去世之后，他的家族在天启年间，遭遇了一场塌天大祸：他的亲孙子万燝，考中了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在天启年间担任工部屯田郎中，因为实在看不下去魏忠贤阉党集团的祸国殃民，愤然抗章上疏弹劾魏忠贤。

魏忠贤看到万燝的弹劾奏章之后，恼羞成怒，借着当时朝廷弹劾浪潮的由头，矫旨下令对万燝执行廷杖，命令一群阉党太监，当场把万燝殴打致死。直到崇祯皇帝登基清算魏忠贤阉党集团之后，万燝才被追赠为光禄卿，南明福王政权时期，又被追谥为“忠贞”，万氏家族祖孙两代，一个为大明王朝的黄运安澜立下不世功勋，一个为了反抗阉党暴政舍生取义，成为了整个明代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忠孝传家”的典范家族。

万恭去世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他的治河思想，被之后接任他总理河道职务的潘季驯，全面继承并且发扬光大，潘季驯在万恭“束水攻沙”的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双重堤防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缕堤束水、遥堤防洪、格堤淤滩”的完整技术体系，最终形成了影响中国此后数百年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系统治黄方针，彻底把万恭的开创性思想，变成了可以全面推广的国家治黄工程体系。

但是在之后明清两代的官方正史叙事当中，“束水攻沙”的全部历史功劳，几乎全部被算到了潘季驯的头上，万恭作为这个核心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早期实践开拓者，他的名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被历史的烟尘彻底淹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水利史学界，重新在图书馆的善本库房当中，发现了明万历年间的海内孤本《治水筌蹄》，万恭这位被遗忘了数百年的明代水利革新先驱，才重新回到了当代学界的研究视野当中。2025年，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周广骞副教授的学术专著《治黄通运理念创新者——万恭》正式出版，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学术著作，系统梳理了万恭的全部生平事迹和治河思想，终于为这位被低估了四百年的伟大水利学家，完成了迟到的历史正名。

客观历史评价

站在整个中国古代水利史的宏观坐标系当中回望万恭的一生，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客观公允的历史定位。

他是中国数千年治黄思想史上，完成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式人物。在万恭之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历代的治河者，全部都陷入了“分流杀势”的传统治河思路当中无法自拔，所有人都认为治理黄河洪水，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开支流，把黄河的水流分薄，降低洪水的水位。

但是万恭第一次从根本上洞察到了黄河问题的核心本质是泥沙，而不是单纯的洪水，他破天荒地提出了“束水攻沙”的全新理论，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治河主导思想，从“单纯治水”，彻底转向了“水沙并治、治沙为主”的全新阶段，这个思想上的巨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水利思想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之后潘季驯的全部治黄成就，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万恭打下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万恭三年总理河道的开创性探索，就不会有潘季驯之后的治黄集大成成就。

他是中国古代河防管理体系的制度奠基人。万恭创立的飞马报汛制度、黄河堤防分段修守责任体系、《千字文》《百家姓》堤铺编号制度，这些极其先进的防汛管理制度，不仅仅在明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一直沿用到了清代、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黄河防汛的基础管理制度当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万恭当年设计的制度框架的影子。他在京杭大运河推行的船闸联合节水调度规则，是整个世界古代航运调度智慧的巅峰之作，比巴拿马运河的现代船闸管理体系早了三百多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管理智慧的活化石。

当然，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刻意神化万恭的历史贡献。万恭毕竟是四百多年前的古代封建文官，他的“束水攻沙”理论，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意识到，单纯依靠束水攻沙，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黄河的巨量泥沙问题的，黄河的泥沙治理，最终还是要在上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才能够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同时万恭在山西巡抚任上、总理河道任上，性格过于刚猛强硬，得罪了大量官场当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也是他最终被弹劾罢官的重要个人原因，这些都是他人生当中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

整体来看，万恭77岁的传奇一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武双全、经世致用”的最完美典范。他从江西南昌的神童起步，考中进士之后，在南京整顿礼制，在北京整饬京营防务，在山西巡抚任上整边墙、教民水车耕作，在总理河道任上提出束水攻沙的伟大思想，用三年时间就彻底安定了黄运数十年的水患，最终却在政治斗争当中被罢官归隐，在南昌老家隐居二十年之后平静去世。

他的孙子万燝，后来为了反抗阉党暴政，舍生取义，一门两代忠烈，光耀史册。他留下的《治水筌蹄》，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水利典籍之一，至今依然对我们当代的黄河治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这位被历史低估了四百年的明代水利革新先驱，他的历史功绩，永远都不应该被我们后人忘记。

参考文献与索引引用

张廷玉等撰. 《明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一·万恭传》[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万恭撰. 《治水筌蹄》明万历六年张文奇南旺公署刻本（海内孤本影印本）[M].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5.

周广骞. 《治黄通运理念创新者——万恭》[M]. 南京出版社, 2025.

吴海燕、郭孟良. 《万恭及其〈治水筌蹄〉初探》[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邹逸麟. 《明代治理黄运思想的变迁及其背景--读明代三部治河书体会》[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顾炎武撰. 《天下郡国利病书》相关万恭治河记载[M].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2012.

明实录穆宗隆庆朝、神宗万历朝相关总理河道原始官方记载[R].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62.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山西通志·水利志》万恭巡抚山西相关政绩记载[M].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泰安市泰山景区管理委员会. 《泰山经石峪石刻保护档案》万恭高山流水亭相关史料[R]. 泰山景区官方存档, 2005.

潘季驯撰. 《河防一览》相关治河思想传承相关记载[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8.

明陈子龙等编. 《明经世文编》万恭《漕河奏议》《三关奏议》残存辑文[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2.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万氏家族族谱》万恭家族相关原始记载[R]. 南昌地方民间族谱收藏, 清光绪年间修本.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 《中国水利史稿·明代部分》万恭治河思想章节[M].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7.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明代运河闸坝调度制度研究》万恭船闸管理相关专题论文集[C].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黄运安澜四百年-万恭 | 明代“束水攻沙”思想开创者文武生平与历史辩证

黄运安澜四百年-万恭 | 明代“束水攻沙”思想开创者文武生平与历史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