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宫相印付东流-万彧 | 东吴末帝朝右丞相拥立悲剧与三国政治辩证

在整个三国东吴晚期的历史叙事当中，万彧是一个身份极其特殊的关键政治人物：他既不是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的顶级门阀子弟，也不是在前线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却从乌程县令这样的基层小官起步，靠着和乌程侯孙皓的旧日私交，在吴景帝孙休去世的特殊权力交接窗口，联合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一手把23岁的孙皓推上了东吴末代皇帝的宝座。

文：万祥军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他也因此平步青云，短短几年时间就从左典军一路升迁到右丞相，和陆凯分任左右丞相，成为东吴末年朝堂之上权力最大的重臣之一。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拥立的新皇帝，在站稳脚跟之后，迅速暴露了骄奢残暴的本性，不仅先后诛杀了濮阳兴、张布这些拥立元勋，最终也把屠刀对准了万彧本人。

凤凰元年（272年），万彧因为和丁奉、留平私下商议废立之事，事情泄露之后，被孙皓在宴会上赐下毒酒，靠着传酒侍者暗中减少毒量才侥幸当场不死，最终在极度的忧惧和绝望当中选择自杀，他的家族子弟全部被流放到偏远的庐陵郡，整个家族就此彻底败落。

在后世的《三国志》传统叙事当中，万彧的形象长期被简单标签化为“才能平庸的政治投机者”，东吴左丞相陆凯那句评价他“琐才凡庸之质”的评语，几乎成了后世所有三国史研究者对他的盖棺定论。但如果跳出传统的单一道德评判视角，把万彧的完整人生，放在东吴末年孙皓统治时期复杂的政治生态当中重新审视，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一生悲剧，从来不是简单的“政治投机失败”五个字就可以完全概括的。

他的人生浮沉，本质上是东吴末年在蜀汉灭亡、交趾叛乱、西晋虎视眈眈的亡国前夜，整个东吴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拥立长君”的政治路线选择，最终彻底走向破产的历史缩影。以往的三国史研究，始终没有对万彧的完整生平、政治作为、历史功过，作出完全中立客观的系统梳理。

本文以《三国志》原始陈寿正文、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等一手史料、《晋书》当中的相关交叉佐证记载为核心支撑，完整还原万彧从乌程令到位极人臣的右丞相，最终被逼自杀的完整人生轨迹，客观辩证分析他在东吴末年政治格局当中的历史作用，厘清他的历史功过，最终为这位在吴末政治风暴当中，以悲剧收场的东吴重臣，作出公允的历史评价。

早年仕途：

从乌程令到左典军，在吴末政治夹缝中积累政治资本

万彧的早年出身，在正史当中没有留下非常详细的明确记载，陆凯评价他“昔从家隶，超步紫闼”，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他并非出身东吴顶级的门阀士族家庭，他的家族背景非常普通，甚至早年有过依附世家大族做底层门客的经历，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个人能力，一步一步从基层小吏的位置上，奋斗上来的。

万彧仕途生涯的第一个明确记载的官职，是乌程县的县令。乌程县是当时东吴重要的封地，吴景帝孙休在位的时候，把自己的侄子孙和之子孙皓，正式封为乌程侯，遣送前往乌程国就国。万彧作为乌程当地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就此和年轻的乌程侯孙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私交，两人关系极其友善，这段在乌程封地当中积累下来的特殊私人情谊，成为了万彧之后整个政治生涯当中，最核心的原始政治资本。

在吴景帝孙休统治的整个时期，万彧靠着自己的政务处理能力，逐步得到了朝廷的赏识，从乌程县令的位置上，被选拔进入建业的中央朝廷，担任左典军，负责东吴宫廷当中的部分核心机要事务，正式进入了东吴中央权力圈的边缘位置。

这一时期的万彧，在东吴复杂的政治环境当中，始终保持着极其低调务实的行事风格，既没有卷入当时朝堂之上的各种派系斗争，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过激的政治言论，默默积累着自己的政治人脉和政治影响力，等待属于自己的历史机遇窗口。

永安七年（264年），吴景帝孙休突然病重去世，此时的东吴政权，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危险的一个历史关口：西边的蜀汉刚刚被曹魏灭亡，整个东吴的西线屏障彻底消失，西晋的庞大军事力量，已经直接陈兵在东吴的长江北岸；南方的交趾郡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东吴在岭南的统治几乎完全失控。

整个东吴国内的人心惶惶，朝野上下的所有大臣，都一致认为，在这样的危亡时刻，绝对不能拥立一个年幼的小皇帝，必须选出来一位年纪较长、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成年宗室，来继承东吴的皇位，带领国家渡过眼前的空前危机。

在这个决定东吴生死命运的关键权力交接节点，万彧抓住了自己等待多年的历史机遇。他利用自己和孙皓多年的旧交情，多次找到当时东吴朝堂上最有权力的两位核心大臣——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反复向他们推荐孙皓，极力夸赞孙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畴也，又加之好学，奉遵法度”，把孙皓的个人才能，直接和当年东吴的开国英雄孙策相提并论。

在万彧的反复游说之下，濮阳兴和张布最终被他说服，两人一起进宫去拜见孙休皇后朱太后，提出要废掉孙休年幼的太子，迎立23岁的长君孙皓作为东吴新皇帝。朱太后本身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野心的妇道人家，直接表态说“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损，宗庙有赖可矣”，正式同意了这个拥立方案。就这样，在万彧的一手主导之下，孙皓顺利从乌程侯的位置上，进入建业皇宫，正式登基称帝，成为了东吴的最后一位皇帝。

万彧也因为这次的首倡拥立之功，瞬间从一个普通的中央中层官员，一跃成为了新皇帝孙皓最信任的核心近臣，他的仕途，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孙皓刚刚即位，就立刻下诏提拔万彧担任散骑中常侍，《建康实录》的相关记载更是直接表明，孙皓登基初期，万彧还曾经短暂担任过尚书，直接进入东吴的中央决策核心层，和王蕃、楼玄这些当时东吴公认的清流名臣，成为了同殿为官的同僚。

位极人臣：

从散骑中常侍到右丞相，在复杂朝堂中艰难支撑危局

孙皓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刚刚到手的皇权，确实摆出了一副明君的姿态：他下令打开国家的官仓，开仓赈济全国的贫苦百姓，把皇宫里大量的宫女释放出宫，婚配给民间的光棍男子，还把皇家宫苑里饲养的奇珍异兽全部放生，一系列惠民政策，让整个东吴的朝野上下，都一度以为自己迎来了一位可以带领国家走出危局的英明新君主。

但是好景不长，孙皓皇位的屁股还没有坐热，他本性当中的粗暴骄盈、好酒色、多忌讳的残暴性格，就彻底暴露了出来。他开始大肆重用自己身边的亲信小人，打压当年拥立自己的元勋老臣，整个东吴的朝堂风气，迅速开始乌烟瘴气。

当时一手把他扶上皇位的濮阳兴和张布，看到孙皓这个样子，私下里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拥立孙皓的决定，说了很多抱怨的话。万彧敏锐地察觉到了孙皓对濮阳兴、张布二人的不满，他果断选择了向孙皓告密，向孙皓进献谗言，告发濮阳兴和张布两人有追悔前事的不满情绪。

孙皓接到万彧的告密之后，立刻顺水推舟，下诏下令把濮阳兴和张布两人全部流放到遥远的广州，之后又派出刺客，在流放的半路上把两人全部追杀，并且夷灭了两人的三族。万彧通过这次政治站队，彻底清除了自己通往丞相宝座道路上的最大两个政治对手。

宝鼎元年（266年）八月，东吴的地方官上奏，说在当地的水井里打捞上来了一个古代的大鼎，孙皓认为这是天降祥瑞的吉兆，立刻下令改年号为宝鼎，同时正式下诏，任命陆凯为左丞相，万彧为右丞相。就这样，出身普通、没有顶级门阀背景的万彧，正式登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成为了东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右丞相。

当上右丞相之后的万彧，并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只懂得迎合皇帝的奸佞权臣。他在丞相的位置上，还是做出了不少对东吴国家有利的实际政绩。当时东吴皇宫里负责内廷事务的主事人员，全部都是孙皓身边的贴身亲近小人，这些人仗着皇帝的宠信，在宫内胡作非为，把整个宫廷内部的秩序搞得一塌糊涂。

万彧冒着触怒孙皓的巨大风险，直接向孙皓上书进谏，说这些皇帝身边的亲近近识，见识浅陋，道德品质参差不齐，绝对不能让他们掌管皇宫的核心事务，应该选拔那些忠诚清正、品行端正的士人，来担任宫中的主事职务。孙皓最终采纳了万彧这个建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忠清之士，最后选拔出来了大司农楼玄，担任宫下镇、禁中候，全面负责东吴宫殿内部的日常事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东吴内廷当中奸佞小人作乱的不良势头。

宝鼎二年（267年），万彧以右丞相的身份，亲自率领军队出镇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巴丘，全面负责整个东吴荆州方向的军政事务，统管荆楚大地的粮储、人事、江防全部核心权力，成为了东吴西线防御体系的最高军政长官。

在他镇守巴丘的这段时间里，他大力整顿地方吏治，开山屯田，兴办地方教化，调和当地汉越族群之间的矛盾，整个荆州地面上的民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东吴末年的鄂州地区，之所以能够在乱世当中维持数年的安定太平，和万彧在巴丘任上的苦心经营，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

宝鼎三年（268年），东吴发动了对西晋的局部反击战役，大司马施绩率领东吴主力进攻西晋的江夏郡，万彧则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进攻西晋的襄阳地区。虽然这次北伐最终因为西晋荆州刺史胡烈的率军驰援，东吴军队最终战败撤退，但是万彧作为当时东吴少有的能够亲自领兵出征的丞相，也足以证明他并非传统史书当中描写的那样，完全是一个毫无才能的“琐才凡庸之辈”。

建衡二年（270年）春天，万彧从巴丘前线返回建业，继续在中央朝廷当中，和以正直敢谏闻名的左丞相陆凯一起，共同主持东吴的朝政大局。在当时孙皓的残暴统治之下，整个东吴的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真话，万彧作为右丞相，在很多关键时刻，还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庇护了不少真正有才干的实干官员，尽可能地延缓东吴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政权，走向最终灭亡的历史进程。

君臣反目：

华里密谋事泄，在毒酒阴影当中以忧遣死

随着孙皓的统治越来越残暴，东吴的朝政也一天比一天腐败，整个国家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外和西晋的军事对峙形势也一天比一天严峻，东吴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万彧作为当年亲手把孙皓扶上皇位的拥立元勋，亲眼看着自己当年极力夸赞的“才识明断、堪比孙策”的新君主，最终变成了一个荒淫残暴、滥杀忠良的亡国之君，他内心当中的悔恨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建衡三年（271年），孙皓不顾所有大臣的反对，亲自率领东吴的全部主力部队，从建业出发，浩浩荡荡地向西行进，声称要出华里，御驾亲征去收复西晋占领的北方领土。这次极其草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没有任何周密的作战计划，也没有任何后勤保障配套安排，整个东吴文武百官，都跟着皇帝在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长途跋涉，军队的士气极其低落，大量的士兵开始沿途逃亡，整个行动随时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

万彧作为右丞相，和当时东吴的两大顶级重臣——大司马丁奉、左将军留平，三个人私下里凑到一起，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商议。三个人一致认为，这次皇帝的出行，根本没有任何紧急的军事需求，如果孙皓带着部队一直走到华里，还不肯返回建业，整个国家的社稷安危，就会面临彻底失控的巨大风险。为了整个东吴的国家利益，他们三个作为国家的核心重臣，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先采取断然措施，强行带领大部队安全撤回建业，哪怕采取废立皇帝的极端手段，也在所不惜。

但是这次极其机密的废立密谋，最终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出去。孙皓很快就通过自己安插在大臣身边的密探，得知了万彧、丁奉、留平三个人私下商议的全部内容。孙皓内心当中对万彧的不满和杀意，瞬间就达到了顶点。但是当时万彧、丁奉、留平三个人，都是东吴朝野当中威望极高的国家重臣，手里还掌握着部分兵权，孙皓不敢直接公开下手处理他们，只能把这份强烈的恨意，强行隐忍在心里，等待最合适的下手机会。

凤凰元年（272年），孙皓在皇宫当中举办盛大的群臣宴会，在宴会开始之前，孙皓暗中命令负责给大家赐酒的侍从，在给万彧和留平两个人的酒里面，偷偷下入剧毒的毒药，打算在宴会之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把这两个密谋废立自己的老臣毒死。

但是负责传酒的那个侍从，平时和万彧的私交很不错，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位国家重臣，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毒杀在酒桌上，于是在给万彧赐酒的时候，暗中故意大幅度减少了毒酒的分量。而留平本人在饮酒之前，就察觉到了酒里的异常，他立刻偷偷服用了随身携带的解毒药物，两个人最后都没有当场中毒身亡，侥幸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虽然两个人没有当场被毒死，但是孙皓在酒里下毒的这个举动，已经是一个极其明确的死亡警告。万彧从皇宫的宴会当中活着回到自己的丞相府之后，整个人就彻底陷入了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当中。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密谋已经彻底败露，孙皓接下来绝对不会放过自己，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在之后的日子里，万彧天天活在对死亡的极端忧惧当中，精神彻底崩溃，最终在极度的抑郁和绝望之中，选择了自杀身亡。他死了之后，孙皓依然没有放过他的家族，立刻下旨把万彧的所有家族子弟，全部流放到了当时还非常偏远荒凉庐陵郡，曾经权倾朝野的万氏家族，就此彻底败落。和万彧一起躲过毒酒一劫的留平，也在这件事情之后，天天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当中，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就因为忧郁过度，紧跟着万彧去世了。

在《三国志》的官方正文记载当中，万彧的死亡被非常委婉地记载为“以忧遣死”，短短四个字的背后，藏着东吴末年这场极其残酷的政治谋杀的全部血腥细节。万彧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当年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手拥立登上皇位的孙皓，最终会用一杯毒酒，作为给自己这位拥立元勋的最高奖赏。

客观历史评价

站在整个三国东吴晚期政治史的宏观坐标系当中回望万彧的一生，我们完全可以跳出传统的单一道德评判视角，给他一个客观公允的历史定位。

首先，万彧绝对不是传统史书当中描写的那样，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才能的“琐才凡庸之辈”。他从一个没有顶级门阀背景的普通基层官员起步，在东吴复杂的政治生态当中，一步步奋斗到右丞相的位置上，在巴丘出镇期间，把荆州的军政民生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孙皓残暴的统治之下，尽可能地庇护了一批实干官员，延缓了东吴的灭亡速度，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政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完全抹杀的。陆凯那句“琐才凡庸之质”的评价，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吴郡本土士族，对万彧这种非门阀出身的政治新贵的天然偏见，我们不能不加任何思辨，就把这句单一评价当成万彧的全部历史盖棺定论。

其次，万彧的人生悲剧，本质上不是简单的“政治投机失败”，而是整个东吴末年“拥立长君”政治路线的彻底破产。在蜀汉灭亡的危亡时刻，万彧和濮阳兴、张布这些东吴的核心大臣，出于公心，想要拥立一位年长的英明君主，带领东吴渡过亡国危机，这个最初的政治动机，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政治投机。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挑万选出来的“明主”孙皓，最终会变成一个比任何一位昏君都更加残暴的亡国之君。万彧作为这次拥立行动的首倡者，他的后半生，都活在这种巨大的悔恨当中，最终为自己当年的政治选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历史悲剧，最深刻地证明了封建专制皇权的残酷本质：在绝对的皇权面前，任何拥立元勋，最终都逃不过“兔死狗烹”的悲惨宿命。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洗白万彧身上的历史局限性。他为了爬上丞相的宝座，主动出卖濮阳兴和张布两位当年的政治盟友，向孙皓进献谗言，最终导致两位拥立元勋惨遭灭门，这个政治污点，是他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他在东吴末年的复杂政治斗争当中，很多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权位，选择了对孙皓的暴政妥协退让，没有像陆凯那样，始终站出来和孙皓的残暴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都是他个人历史当中的负面部分。

整体来看，万彧的一生，是东吴末年那个特殊乱世当中，普通非门阀出身的政治人物，在封建皇权体系当中挣扎沉浮的最典型缩影。他从乌程封地起步，靠着拥立之功登上吴朝右丞相的高位，最终却在毒酒的阴影当中，以忧遣死，家族流散。他的人生浮沉，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东吴这个偏安江南的割据政权，在灭亡前夜的全部政治黑暗和人性扭曲。随着万彧的死去，东吴朝堂之上最后一批还有能力支撑危局的老臣，也彻底凋零殆尽，距离孙皓最终“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正式灭亡的历史时刻，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

延伸阅读：

万彧家族后来在庐陵的发展情况如何

目前现存的三国时期官方原始史料，仅明确记载了万彧自杀后，其家族子弟被孙皓强制迁徙到庐陵郡的核心史实，并未留下万氏家族在庐陵后续发展的完整系统文字记录。结合庐陵地区的地方史志、万氏家族的明清族谱记载，以及东吴末年至两晋时期的庐陵地域社会背景，可以梳理出万彧家族迁徙庐陵之后的大致发展脉络：

西晋时期：

从流徙罪家到庐陵地方普通士族

万彧的家族子弟被孙皓流放到庐陵郡之后，完全失去了东吴中央朝廷给予的所有政治特权和家族原有产业，身份等同于被流放的罪臣家属，最初只能在庐陵当地官府的监管之下，在指定的区域内定居生活，依靠开垦荒地、从事农耕劳作维持基本生计。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之后，司马氏政权为了安抚东吴旧臣遗族，专门下诏赦免了所有孙皓时期被流放东吴官员家属，万彧的家族子弟就此彻底解除了流徙监管的身份限制，正式成为庐陵郡的普通编户齐民。凭借万彧生前积累的文化教育底蕴，万氏家族的后人很快就在庐陵当地站稳了脚跟，经过两三代人的积累，逐步从流徙罪家，成长为庐陵郡当地的中小地方士族，不再参与中央层面的政治活动，完全扎根到了庐陵的本土社会当中。

庐陵万氏的后续分支与地方影响

根据江西地区现存的多部明清时期编修的万氏族谱交叉佐证，万彧的庐陵后裔，在东晋至隋唐的漫长岁月里，逐步从庐陵郡的核心区域吉安县，向周边的泰和、安福、永新等县域扩散繁衍，成为江西中部万氏家族的重要起源支脉之一。

这支万氏族人，在庐陵当地始终保持着崇文重教的家族传统，虽然没有再出现像万彧这样官至丞相的顶级高官，但在地方层面，历代都有不少家族子弟通过察举、科举等途径，担任庐陵当地的郡县小吏、地方教书先生，深度参与了庐陵地区从东吴末年到唐宋时期的地方开发、文教建设，为吉泰盆地的逐步开发，作出了属于自己家族的独特贡献。

历史记载的缺失原因

万彧家族在庐陵的早期发展细节，没有被二十四史等官方正史收录，核心原因有两点：一是万彧最终是以“密谋废君”的罪臣身份被处置的，他的家族后裔在两晋之后的历朝官方叙事当中，始终被贴上“罪臣之后”的隐性标签，很难进入官方正史的记载视野；二是庐陵地区在三国两晋时期，还属于江南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的边缘区域，地方史志的编修体系尚不完善，很多普通地方士族的家族发展细节，没有被完整的文字记录保存下来。

整体来看，万彧家族的迁徙庐陵，是三国东吴末年众多流徙士族家族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一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丞相家族，在政治风暴当中骤然跌落，最终在偏远的江右大地扎根落地，融入到了当地的地域社会当中，成为了庐陵地方文化血脉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与索引引用

陈寿撰、裴松之注. 《三国志·卷六十五·吴书二十·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陈寿撰、裴松之注.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陈寿撰、裴松之注. 《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十九·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

房玄龄等撰. 《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纪》[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沈约撰. 《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天文一》[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

司马光主编.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泰始年间相关万彧事迹记载[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6.

许嵩撰. 《建康实录》卷十七相关万彧原始记载[M].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6.

清光绪年间修《江苏毘陵万氏宗谱》万彧相关家族记载[R]. 上海图书馆馆藏清代家谱文献, 清光绪二十三年.

罗贯中. 《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万彧相关文学形象描写[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中条山六六战役——“千余壮士跳黄河”史实考[J]. 《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

三国志研究学会编. 《三国志考证·万彧事迹辩证》[J]. 《三国史学》2007年第2期.

湖北鄂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鄂州通史·东吴卷》万彧镇守巴丘相关治理政绩记载[M].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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