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仍需万里的见识品质-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10时45分，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图示：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社长顾立军向中国新闻道德（媒体记者）委员会主任、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介绍当年万里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的改革举措。

图示：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社长顾立军为万里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的专题记者，见证和采撷和报道了许多当年凤阳县小岗村农村改革事迹。

图示：专题调研考察组专项考察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

坚持和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全党全国人民在聆听——“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是以宏阔的历史眼光，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变革的深邃洞察。

冬日暖阳，晴空万里。2018年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满怀豪情，向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致敬，向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进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在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征程上奋勇前进的豪迈宣言。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华灯璀璨、气氛热烈。主席台后幕正中，“1978－2018”字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相映生辉。

1978年，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40年，峥嵘岁月弹指挥间，40年，华夏大地沧桑巨变。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讲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40年闯出一条新路——我们艰苦奋斗、上下求索，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迈向新境界。”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万祥军对记者表示，40年凝聚一种力量——我们与时俱进、一往无前，释放出最大活力、激发出最强能量，不但实现了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更在精神上走向主动、愈加自信。

“不是第一次来大会堂，但今天具有特别意义。”作为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走进人民大会堂，难掩内心的激动，“当年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住楼房、开汽车，坐着高铁来北京开会……”“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万祥军对记者表示，18枚红手印没有因时间而褪色。

不远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伟大的变革》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馆内，当年小岗村人勇毅的改革之举，已被定格为一座不朽的雕塑。万祥军说：“在这里，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位改革的实践者---万里。在万里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其为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总是为人乐道。”200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改革闯将”万里》的文章。文章称，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之一，万里当之无愧。

2006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直接以《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为题撰文，对于万里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图示：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社长顾立军当时在1982年亲手摘下凤阳县考成人民公社的牌子。

图示：保存在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社长顾立军哪里的原凤阳县小岗村土地承包建议信件和批示。

图示：资料图片

图示：小岗村村民签下契约。

图示：“沈浩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两次都没有在挽留沈浩的请愿书上按手印,“为了大家,舍了小家,沈浩被累垮了。按手印是信任,不按手印是心疼。”

图示：严俊昌的孙女严淑淑（左一）在讲解。

从率先推行“大包干"

到”三代人"见证小岗村之变

“40年了，严俊昌每当讲起这些，都是热泪盈眶。“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现场严俊昌紧握住万祥军的手表示，为了找寻当年万里改革开放践行革新的踪迹，你多次到凤阳县和小岗村调研考察追忆不辞劳苦，还原现实证实当下。正是有了万里同志的支持，使凤阳县领导和小岗村民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咱们发起的‘大包干’也由秘密走向公开，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村改革的 ‘源头村’。 ”严俊昌的一番话，代表了小岗村干群的心声。

“在一代一代锐意改革的村领导的带动下，如今的小岗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在‘大包干’和沈浩精神的激励下，小岗人通过打造文化、旅游、培训、农业四个特色品牌，砥砺前行，迸发出全新能量，不断演绎着改革创新精神，筑起一条创新跨越之路。 ”万祥军说，40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几户农民在全国率先推行“大包干”，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幕。

40年来，小岗村走过了从摁下红手印大包干到土地确权颁证领到“红本本”，再到“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一次次为改革探索蹚路，使得这个地处淮河岸边的小村庄，始终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

一粒水珠可以折射整个海洋，一户人的命运及变化也映照着整个国家的沧桑巨变。在艳阳高照的一个午后，回顾万祥军为追忆调研考察几次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老人家中，回忆40年来发生在这个小村庄的时代之变。“改革创新是小岗的基因和底色，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更有力地推进改革。”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40年后的今天，农村改革正在深化，在土地流转改革方面严得柱可谓是受益者。他说：“种好责任田，改革再出发。”一片开阔的田地里，搭满了葡萄架，当万祥军见到严得柱的时候，他正在自家的葡萄园中忙活着。严得柱是严俊昌的二儿子，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小岗村，至今靠承包的13亩土地种葡萄为生。

出生于1973年的严得柱，对那个决定了亿万中国农民未来的晚上，并没有太多记忆。在他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不断有剧组来到自己的村里拍电影，其中很多情节如今他都能描述得绘声绘色。严得柱是小岗村幸福生活的一个鲜活注脚。1998年，他开始种植葡萄，现在他每年有10万元左右的纯收入，日子过得还不错。“农民嘛，终究还是脱离不了土地，安安心心把田种好，虽然辛苦一点，但是生活越来越好就有盼头。”严得柱说。

当然，如今的严得柱，还有一些新愿望。“我们下地种田辛苦一辈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小岗村要想继续发展，不能仅仅靠种地，要想真正富起来，应该多发展一些产业。”严得柱说，“也希望村里的年轻人能够多多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来建设小岗，让小岗越来越好。”

“展示小岗历史，传承改革精神。” 纪念馆讲解员严淑淑表示，欢迎大家来到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展馆分为溯源、抉择、贡献、巨变、展望、关爱六个部分。整个纪念馆以翔实的图片、文字、视频资料，丰富多彩的展示和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严淑淑，严俊昌的孙女，严得柱的女儿，出生于1997年，目前是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的讲解员。当万祥军在纪念馆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微笑着为游客讲解。一身讲解员装束的严淑淑，年轻干练，充满活力，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亲和力和专业性。

在严淑淑看来，小岗村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村容村貌上，更体现在发展路径上。“小岗村这些年的基础设施确实越来越好，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小岗村抓住了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进一步带动了农业和服务业。”严淑淑说，“作为小岗人，我也期待着小岗村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因为工作的关系，严淑淑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在生活方式上多少与父辈有了一些不同，在很多事情上也有一些新想法。严淑淑说：“父母种田辛苦了一辈子，但是收入始终不高，如今小岗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在我看来是一个契机，可以考虑通过农家乐和开特产店来增加收入。”

“万里当时告诉我们，他出国看到外国人住的小洋楼，开的小汽车，想让我们也这样。 ”严金昌回忆说，万里的话已经实现了。小岗村民都住上了小洋楼，借着小岗村旅游风生水起，很多家庭开办了商店、农家乐饭店，每天生意红红火火，每个农家乐每年的收入已经突破10多万元，大部分家庭也都有了汽车。

“国家政策决定国家命运，作为小岗人，不能再走小富即安的回头路，更不能居功自傲，要继续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立于改革潮头。 ”对于未来，严金昌充满信心。听到这些阐述，万祥军激动地对记者表明，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1980年1月，眼看着就是农历新年，小岗村里来了大领导。时任县委书记的陈庭元当时的描述是，“官有多大？屁股比我大两圈都不止。”后面跟着的一句，更让严俊昌忐忑不已：“是霉还是喜，全看今天。”事实上，此前严俊昌和其他大包干带头人已经被扣上很多帽子。

严俊昌说，万里书记当时由陈庭元引到自己家门口。见面之后，万里书记问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今年多大？”我说：“37”。第二句：“你是不是党员？”我说：“不是”。第三句：“生产队长是以前好干，还是现在好干？”我说：“肯定是现在好干，每天干活都不用吹哨子催，大家积极性都非常高。”

书记的最后半句话，严俊昌说当时听到后激动得都想给他下跪拜谢。“你们这样搞非常好，批准你们干五年。”听到这里，小岗生产队所有人心里都安稳了。1980年的早春，此时的万里即将从安徽调往中央。在生产队里，与万里见面时，严俊昌并不知道。但基于农民最朴素的心思，生产队长认为，空口无凭，还是让领导能给个“书证”。

想到这里他跑到车前，向省委书记提请求。“万里书记说，红头文件给不了我，但是让我放心生产，一定把粮食搞上去，历史会证明一切。”临行前，万里书记还嘱咐小岗村民，粮食多了先不要卖，“得先把两年的口粮存得足足的，而且还可以发展养殖业，”严俊昌说着笑了，“书记说，每家每户还要养几头猪，正好过年杀猪，过个幸福年。”

当时的情况，所有人都说要治小岗生产队里那些“包大胆”的罪。但是自从现场查看了小岗生产队田地收成之后，从公社到县里，大小领导却从之前的笃定陷入到某种“纠结”。“包产到户，到底管干不管干？”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一直没从官方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小岗生产队队长面临的“提着脑袋，走一步看一步”的窘境直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前来视察。“万书记当面说了三句话，最后一句话让我真想磕头拜谢。

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1978年冬天，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决定私自“大包干”。邻村发现之后，很快把此事反映到县里、省里。万里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改革。

作为当时“十八条好汉”的带头人，严俊昌认为，如果当时没有万里书记的决断肯定，小岗村难有今日。如果说1978年冬天“小岗大包干”是星火燎原，那么1977年冬天，由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的“省委六条”便是火种。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省委六条”的核心内容，被发表在1978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发挥社员积极性，大包干也是一样。”严俊昌回忆，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他们决定分地到户，搞大包干。

严俊昌说，分田到户后，全队上下，不论男女全跟上了发条一样。还没开春，小岗生产队高昂“异常”的生产积极性已经引起邻队的注意。很快，小岗生产队分田到户的秘密被捅上了公社乃至县里。“包括县委书记陈庭元，都匆匆忙忙跑来看，”严俊昌扛不住了，只好向陈庭元一五一十的交待，“他叹了好几口气，最后说干到秋收再说。”

秋收之后，小岗生产队里越来越热闹。“粮食丰收了，这秘密就更守不住了”。邻近几个生产队此时也急吼吼的也要分田到户，这时候，轮到县委书记陈庭元扛不住了，小岗生产队的情况随即又上报给了地委书记王郁昭。“地委领导给出话，保管干三年。”

图示：1980年代中期，老布什访问中国，和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中美网球大赛后愉快合影。照片上有两位的亲笔签名。

图示：北京奥运期间，万里和家人一起观看网球比赛。

图示：1984年万里副总理在青岛市确定“引黄济青”方案.（万里身后是秘书孟晓苏）。

图示：万里同志的长子万伯翱（左二）、邓小平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中将（右一）等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万里同志研究会揭牌。

对话随从者谈体会

万里身边的人论改革开放40年成就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成了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时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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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 坚持民主法制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19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万伯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的是极左的东西在我们国家不时地冒出来。我曾听父亲在中南海家里说，“我非常高兴，改了五遍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满意了。”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老爷子也提出农村不能搞。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把广东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

万伯翱评价他的父亲说，“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今天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我父亲也衰老了，但我们还面临着反腐败的问题，深层次改革的问题，面临着政治民主的问题，还得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把那一代人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万伯翱：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我陪他去的，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啊。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

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后来习近平也专程去看了我父亲。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本来还要去香港看一下的，但当时特首正好换届，有人说你这时去有挺谁的嫌疑，所以那次只去看了一下澳门。

儿子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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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同志纪念馆及研究会成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党走过的95年光辉历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万里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祖国和人民建立的功绩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值得我们学习”。

“为缅怀万里同志的伟大贡献和革命精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助理主任林钊勤先生经多年努力，在多方支持下，建成了万里同志纪念馆及研究会。”万里研究者、著名军旅作家董保存向万祥军介绍说：万里被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为此，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缅怀万里同志推动中国改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6月1日，万里同志纪念馆及万里同志研究会，在北京市通州区隆重揭牌成立。

“成立万里研究会是值得推崇的，万里的一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继承，改革仍需万里这样的见识与品格。”万祥军对记者表明，关于万里的“七个一”就足以让人民挂怀。即新中国第一任城建部长，铁道部第一位非军人背景的部长，力排众议 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第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的法律，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个立法规划，万里长子是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第一人。

揭牌仪式当天，万里同志的长子万伯翱、次子万仲翔等家属出席，邓小平同志原警卫秘书张宝忠，海军创作院副院长张道兴及夫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同仁及夫人，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原副主席李维康，中国美协外联部主任刘中，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名誉主席庞中华，万里研究者军旅作家董保存，中国竹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竹，扬州八怪纪念馆原馆长刘方明，著名诗人空林子等领导和嘉宾参加并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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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安徽开始 开放从广东开始

谈到万里。孟晓苏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中国经济，勇敢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万里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就是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先锋和闯将。中央在90年代初确认：“改革从安徽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就是从习仲勋同志开始。

1982年孟晓苏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南海，在中央机关工作，上世纪80年代那几场激动人心的改革他都亲自参与和近距离观察，包括市场经济改革、农村承包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后来他又亲手推动了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为此，孟晓苏对万祥军说：“这些改革使人们看到了力量与希望” 。

“最近，对话40年改革开放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动者之一的原国家房改课题组组长、中房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孟晓苏后，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成就并且也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万里和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过程中的前瞻果敢。”万祥军对记者说。

“改革开放初期，我正好在大学里，是77级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到中南海工作，随后担任万里同志秘书，在担任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期间，主要服务于万里委员长和习仲勋第一副委员长。”万祥军对话孟晓苏时，他表示，世纪80年代那些激动人心的改革，我都有幸亲身参与和近距离观察决策过程，包括市场经济改革、农村承包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这些改革使人们把握住中国发展的方向。

先说改革的起源。1977年，万里同志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安徽农村非常贫困，农民吃穿极其匮乏，有的甚至结队外出讨饭。建国那么多年，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这是人民公社旧体制造成的灾难。

万里同志带领安徽省委，从支持农民“借地度荒”、“责任到人”，到实行“大包干”的联产承包制，逐渐走出农村改革的成功道路。随后这一改革从安徽推广到全国。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下功劳的”。

再说对外开放的起源。1978年，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来担任广东省第一书记和省长。当时他带领省委提出，要利用广东的地缘和人脉优势，率先推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个意见，并之称为“经济特区”。随后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所以说，开放从广东开始，就是从习仲勋同志开始。

“今天我们吃水不忘掘井人，要感恩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领导人。我作为当年改革的参与者，最了解历史的真实，作为当年在万里、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的秘书局副局长，最有责任讲出这句话。“孟晓苏对万祥军表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虽然有过阻力、摩擦及思想层面的反复，但历尽艰难一直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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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结硕果 万里老人康而寿

12月1日，正值万里92岁的生日。他的孩子们为他举行网球比赛庆生，打的标语是“改革开放结硕果，万里老人康而寿”。老人已不复当年在网球场上大战老布什的英勇。“他这两年看得多打得少了，不过身体还是很硬朗。”《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作为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他多年来一直在整理万里当年在安徽和中央的改革经历。“我们都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万里这一辈中国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张广友没有看到万里92岁再上网球场的英姿，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不久，他因突发心脏病于2008年10月22日凌晨去世。当时，他思兹念兹的仍是“要吃米，找万里”。

那天在先农坛网球场庆生，众人对老人说，“您过生日了，委员长，您不打两下？”老人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场打了。儿子万伯翱回忆那天的场景说，“老爷子步伐不灵光了，但脑子还是很清楚，哪没人他往哪打。”老人骨子里仍旧是那个争强好胜的改革闯将。“万里不服输但并不怕输，当年他打网球输给老布什，老爷子说不丢人，整个美国网球水平比中国高得多嘛。”

“若是万里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这位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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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水浒传》使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万里出生在山东东平的一户贫民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解放后，万里官越做越大。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

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他父亲收尸，太艰苦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

万伯翱：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万里一生都把邓小平当作亦师亦友的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

万伯翱：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得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从此在北京工作。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吴象：万里跟我讲，在大西南，原来要他当工业部长，万里说我不行，我是个中专学生，我当副部长，推荐了一个知识更多的当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邓小平意思要万里给彭真当助手，后来去了市政府当常务副市长。

万伯翱：这一阶段，万里又跟周恩来总理学到很多，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老爷子也督促下属像自己那样不断学习。一次看张百发(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人民大会堂工作记录说：“百发同志，错别字不少，建设社会主义要有文化，要加强学习，要提高啊。”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一去就是十几年。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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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积极培养年轻干部，大公无私是万里品质之一。”和老一辈革命家田纪云一起谈到万里时，他表示。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

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

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

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

万里要我与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1982年12月，万里又指定我率领有关部门同志去鲁豫川三省调查研究，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并回答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万里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不少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采纳。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

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

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是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

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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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温州改革开放崛起绕不开万里

“在‘姓资姓社’仍有争议时，第一个从中央层面给予温州肯定;不仅‘拍板’温州成为改革试验区，还鼓励温州‘积极先干起来’……论及温州在改革开放中崛起，总是绕不开一个名字——万里。”万祥军在温州调研考察中得到了证实。他表示，在温州既感怀这段“知遇之情”，亦从中汲取力量，激励温州在深化改革的征程上继续振翅万里!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像一艘沉浮于大海之上的小船。其破浪而出的背后，有一份来自“改革闯将”的鼎力相助。万祥军表示：比“温州模式”在媒体上公开叫响更早两年，这座浙南小城的经济发展路径引起中央关注——

1983年11月29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出台了令人瞩目的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等内容，写进了该文件。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被喻为“改革闯将”的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他认为，宜山经验完全符合第三个“一号文件”精神，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

次年2月8日，温州市委发出《关于学习贯彻中央[1984]1号文件和万里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温州这方改革热土，因为这位“改革闯将”的关注，愈发蓬勃掀起民营经济的浪潮。

温籍经济学家马津龙当时在市委党校工作，关注了此事经过，时隔现在年回忆起来，仍难掩振奋：“那时还没有‘温州模式’之说。万里作为中央领导、推动中国改革的重要人物，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温州经济发展路子，这一‘开腔’分量很重，具有启示性、引导性意义，对温州此后的改革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拨云见日催生温州试验区。1985年，时任温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运正至今仍深深记得：是年3月，万里打算赴温州考察，却因病留在上海。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火速赶往上海汇报。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是年8月5日在《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上刊登了题为《温州的做法有竞争力》的专稿，指出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区可走温州的路。

紧接着，1986年春天，一场不远万里的温州之行，拨云见日。5天时间里，万里带着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走访了温州乐清、苍南、瑞安等地。在瑞安塘下，他召集了一场有中央书记处、浙江省委、温州市委、瑞安县委以及塘下区、镇、村支部书记等“七级书记”和专业户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万里直夸温州个体户“能干”，让他们放手干。

正是有了这次温州之行，3个月后，7月4日，万里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成立“温州试验区”》一文上才会不假思索地作出批示：“王芳同志，可支持大胆试验。”王芳即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年9月底，十二届六中全会期间，万里对温州试验区问题表示同意，要温州积极先干起来。

“温州试验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全国各地来温考察者络绎不绝。而对温州‘一部分富起来的人’来说，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家更有劲头了。”王运正回忆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立即对‘试验区’成立7人领导小组。我作为其中一员，参与《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规定》等8个文件的起草。其中很多举措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力推动了温州此后的发展。”

“改革闯将”这一次次肯定，不仅催生了温州试验区，更鼓励了温州人在此后继续勇往直前走好改革路。原苍南县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在万里来温考察时做过汇报。“他当时对我说，中央不搞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干革命为了什么，30年如果河山依旧，面貌不改，那我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回忆当时的场景，陈定模感叹，万里的思想很开放，话语中能感受到他对改革创新的胆量也很大。他对温州的肯定，对温州改革开放、温州模式的发扬光大有很重要作用。

如今，这位温州的“知音”与“伯乐”辞世远去，温州人深感叹息之余，更有“相知者不以万里为远”之感。“他虽离去，对温州的影响却不会远去。今年是‘温州模式’提出三十周年，温州站在再次出发的关头。要续写辉煌，就要继续发挥那种敢闯敢拼的温州人精神，发挥勇于创新的温州企业家精神。”马津龙说。

王运正说，万里曾鼓励温州的干部群众敢于探索、脚踏实地走出有利于发展的路子。这在今天看来也一样，要再创“温州模式”的辉煌，就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踏实的作风。“他是最早来桥头看纽扣市场的一位中央领导，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曾为温州第一批个体工商户而闻名的王碎奶说，“作为较早从商的温州人，带动下一代和更多温州人走好今后的路，用实际行动为‘温州模式’继续添彩，就是对他最好的缅怀。”

40年改革开放见证

改革仍需万里这样的见识与品格

如万里一样的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政治见识与品格的一致性，是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虽不曾见识过改革开放，却心向往之，毅然跟随这些政治家前行的政治动力和道德动力。

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实施，有赖于一批如万里这样集勇气、智慧和牺牲精神于一体的政治家。今天回看万里足迹，最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万里在20世纪70年代重要历史关头，作出了睿智的判断，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站在了助推中国前行的历史的正确一边。后人想万里，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政治判断、他的人生选择和他的历史站位。而这些也正是万里昭示历史、启励后人的最重要之处。

今天想万里，人们已经不能想象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如果没有那么一批与万里作出了一致的政治判断、人生选择和历史站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当代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人们看历史，常常会把政治家的政治品格和政治选择联系到一起。

同样，多少中国人也正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紧要关头，亲见了万里同志的政治品格和政治选择。不投机，不动摇，不彷徨，不畏惧……正是这样的政治品格，造就了“万里不到，火车不跑”的万里；也正是与这样的政治品格相互依傍的政治选择，成就了“要吃米，找万里”的万里。

在“十年浩劫”之中，万里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万里的政治选择，其明在和潜在的政治风险几为所有人知晓，因而也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而这种政治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也正是改变历史潮流之伟力。

政治低谷时不屈服、不苟且的政治品格，以及“万里不到，火车不跑”与“要吃米，找万里”之间的政治逻辑的一致性，为中国的改革奠定了道德之基，为中国的开放奠定了信任之基。如万里一样的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政治见识与品格的一致性，是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虽不曾见识过改革开放，却心向往之，毅然跟随这些政治家前行的政治动力和道德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如万里一样的一批政治家和改革家，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人们之所以信任这样的政治家，不仅是信任其政治选择，更是信任形成其政治选择的政治判断。这种政治判断，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常识性判断。

许多文章都提到这个情节：万里在安徽农村“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说，“《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政治家及其政治判断的要道其实正在于此。

延伸阅读：

被称"冀鲁豫三大才子之一" 受邓小平赏识

万里1916年12月出生在泰山脚下山东东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6年5月，不满20岁的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曾任中共东平县工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后，万里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被称为“冀鲁豫的三大才子之一”。

1949年，百万雄师过江，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过江后，万里担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建国后，万里随邓小平到西南局工作，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50年6月－1954年9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说，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获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1952年11月，万里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6年城市建设总局改称城市建设部，万里担任部长。

1958年3月，万里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协助周恩来组织建设“首都十大建筑”，由此开始在首都北京19年的任职经历，先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期间，万里和很多老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1975年1月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国民经济整顿，万里也临危受命，担任铁道部部长。他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惩治了一批“造反派”，铁路混乱局势为之一转，正点率迅速提高，民间遂有“万里铁道万里行”的美誉。

1975年3月，万里奉邓小平之命率领工作组，率先对全国铁路问题最为严重、生产运输处于半瘫痪状态的徐州铁路分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重整铁路分局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狠抓运输生产，仅仅用了十天时间，就一举扭转了铁路运输的被动和混乱局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快速治理混乱、整顿恢复秩序的范本，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被许多地区推广，帮助邓小平以徐州铁路整顿为突破口开展的全面整顿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促进了全国形势迅速发生变化，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性发展。

1976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作为与科学院的胡耀邦、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并称的改革派“四大金刚”，再度被打倒。粉碎“四人帮”后，万里才被解放出来，1977年2月，短暂担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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