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很少有人说的清楚。

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奥地利到波罗的海三国，这一大票政权到底有哪些共性，和哪些不同，这就要简单的谈一谈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第一源头——工联运动（或者叫工团运动）

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创建于1919年的小党派，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曾经当过锁匠的铁路机务段的钳工，通常这个小型的组织被认为是当时德国进行的工联运动——“工人路线”的一部分。从这个线索里你就可以找到产生纳粹思想的第一个源头——工联运动。

那么什么是工联运动呢？

在19世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基本都是被把持在一些精英阶级的叛逆者和上层中产阶级手中，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并不是自己领导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就从来不接受外来的领导人，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印刷工人必须能识文断字，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工业的持续进步，向很多学者和观察家看到的那样，现代工业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产业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好，这种发展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工会和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竞争，受到更好的教育的工人阶级希望赶走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

这种对立尖锐——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工人缺乏理论知识，反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加入领导层。于是工联运动提出少谈些理论，多干实际工作。

在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眼里看来，这些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物中，一小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傻瓜，绝大部分是在利用工会和工人运动牟利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迷恋代议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金融家交往密切，并且各个越来越富裕，他们组织的工会组织是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正在成为上层社会用来控制工人阶级的新工具。

当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时，工业家和企业主们就看到了机会，工联运动仅仅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环境，而不要求成为企业董事，分享企业主权力。

尤其是向克虏伯、法本、蒂森等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它们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只是企业成本中的小头，所以对工人让步能力更强，这些大型现代化财阀都成为了工联运动的赞助人。

这也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俄国那种国家成功的原因，因为在俄国工业水平发展还有限，产业工人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所以列宁能在1907年成功的开展反工联运动。

而且现代化工业企业大多数都是外国资本创建的，他们的企业主都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不了解俄国，也没法和当地的工联运动达成同盟。

而在发达工业国家，由现代化工业和工联运动形成的同盟可以有效对冲马克思主义。

在德国同时其他势力也向工会渗透，控制大部分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金融家和食利精英关系密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打个比方，当有一辆发疯的马车势不可挡的向你冲过来的时候，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站在那里等死。

第二，逃跑。

第三，想办法跳到马车背上，看肯能不能控制马车冲向自己的对手，但是这需要对实际情况精确的了解，和敏捷的身手。

在俄国，这些人也都是外国人，所以当列宁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时，他们找不到办法自救，只能傻看着自己的投资被国有化。

第二源头 民族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翻译上的歧义，这个词National主要是强调代表国籍和人群，所以它也代表民族主义，实际上纳粹党应该叫做——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党。

在希特勒思想中，National往往和Volks（人民大众）和race（种族、种族竞争）很随意的替换使用。

在近代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产生都工商业对市场的竞争有直接关系，19世纪前半期主要体现为为反抗英国货而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半期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法国则进一步要求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在英国难以兴盛的原因，当你满世界的开着炮舰推广自由贸易的时候，自然不需要民族主义助阵了。

这种由工商业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收到普通民众的赞同，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总是贸易逆差的话必然导致产业萎缩，就业岗位消失。

但两者在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共同利益之外，也有不同利益纠葛。其中一个尖锐问题是移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上，如果你是雇主的话，自然希望能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供应，但是作为受雇佣者，你则希望竞争越少越好。

纳粹党章第七条，“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则是这种平民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大家对比一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发现历史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所以对于工商业势力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有利有弊，它可以帮助保护市场，但是也会推高工资水平，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如果一个国家工资水平过高的话，一些劳动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所以愿意赞助经济民族主义的必然是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这一点上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和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达成一致。

当工联主义抛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之后，导出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而当工联主义衍生出经济民族主义时，它的受众也得到扩大，变得更加势不可挡，这在希特勒加盟纳粹党之前就已经完成。

早期的纳粹党只有一半是工人，其中大部分来自铁路，其余包括个体户、工程师、银行和零售的雇员、一些退伍兵和失业人员、还有意识到毕业就等于失业大学生、一两个作家、记者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在希特勒加盟后，非工人阶级的成分发展的似乎更快一些，这并不是刻意推动的结果，左翼政党污蔑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政党，完全是一种巩固自己在工人阶级影响力的政治策略。

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事实在那摆着，真正阻挡纳粹党的是旧工会组织的存在，一旦出现大量失业工会组织无法维持，那么纳粹党很快就在产业工人内蔓延开来。

奥地利也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旦解散社民党工会组织，那么取代他位置的就是纳粹党。

如果按照逻辑来推理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的继续发展，那么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的加剧，然后必然结果就是民族或者称为种族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国际新秩序”，要产生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

因为当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不是国家可以解决的了，需要很多国家协调一致，如果不存在纳粹党所憎恨的“国际主义”，那么怎么组织国际秩序。

所以给出的必然的答案就是，需要产生一个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有国家都害怕它，服从他，听从他的指挥。

第三源头 反犹主义

纳粹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这里牵扯到很多宿怨。

首先，工联主义的首要对手就是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控制的工会组织，而赞助这些政党的往往来自于商贸业、银行业、文化出版业，这些行业都是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地方，而赞助工联主义的来自于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地方几乎是犹太人从来不出现的地方，所以工联主义认为犹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盟友，这一点甚至大部分社民党人自己都不否认，敌人的朋友自然是敌人。

当工联主义又夹杂了经济民族主义之后，两者的矛盾就更加激烈。因为犹太人往往是国际主义者，希特勒认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以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注定犹太人是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注定是民族主义的敌人。

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是这世界是一些列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统治民族，而犹太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由国际精英联合统治种族大杂烩。

一旦这个目的达成，那么人类的历史就会终结，所有的中下阶层都要被以国际犹太人为受国际精英们统治，永无出头之日。

不过元首没有预测到的是后来有了犹太国以色列，不过这恰恰最经典的诠释了纳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正确性。

那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精英统治是不相容的，在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蜜月期之后，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也和国际犹太人分道扬镳，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责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犹太人在资助的很多运动和组织都是在反对和丑化以色列。

希特勒认为存在两个国际精英组织，一个叫红色国际，是以莫斯科为后台的各国左翼政党。一个叫蓝色国际，是一个伦敦金融街为后台的商人和金融家，两者都是由犹太人领导的。

纳粹反犹主义，实际上包含了政治纠纷、民族主义与国际精英的对立，以及草根阶级对富裕的犹太群体的嫉妒。

不过在当时德国很多中高级知识分子都支持纳粹的反犹主义。因为在知识和文化领域，存在大量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种族对教育和进取心的重视，另一部分原因是犹太人的团结一致，每个犹太人都尽可能帮助自己的同胞，而且金融业、商业、政界、知识和文化界犹太人都抱成一团，互相支援，并且互相流动，所以犹太人不仅比德国知识分子升职更快，社会关系更广，更容易出名，生活也更富裕，一旦纳粹提出把犹太人从政府、大学和文化领域赶出去的口号，很难不让这些知识分子心动。

而且德国知识分子和英美知识分子不一样，英美建立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子弟成为优秀的统治阶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建立大学培养知识分子是为了满足国家在智力和技术上的需要。

所以德国知识分子是专业的，终生从事同样的行业。

而在二战之前英美几乎不存在专业知识分子，科学要么是绅士们的业余爱好，比如牛顿和达尔文。

要么是中产阶级用来智力取悦上流社会充当门客的手段，比如洛克和凯恩斯，后者如果足够出色，那么上流社会就会提供给他各种发财的机会，让他富裕起来，并且逐渐接纳为精英阶级的一员，这种宽容的流动性是英美精英社会统治可以长期的核心秘密。

英美知识分子是非专业性的，他们也许今天在搞学术，每天就下海经商，后天在某财团当董事，儿子可能当律师并且从政，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包括一个庞大的阶级关系网中，知识精英完美的嵌套在精英阶级内部，高级知识分子完美的嵌套在上层中产阶级内部。

而在德国，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从事学术，并且很大几率他儿子也是这么干的，所以犹太知识分子在英美的生活方式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所有知识精英都这样生活，而在德国则非常扎眼。

这些专业知识分子，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生活未必十分富裕，看着同一阶层的商业精英纸醉金迷的生活，自然心怀嫉妒。

从整个近代史上来看，专业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对自由资本主义不报好感，因为这样的社会鼓励贪婪、冒险，并让拥有更大关系网和更多财富的子弟比有更高智力的人更有优势，而知识分子习惯于审慎和节制，而且普遍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第四源头 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国家、社会、集体这种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一种虚幻的假象，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和个人主义，个人的幸福高于一切。

这样就推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关于什么爱国、荣誉、民族等概念都骗傻瓜的玩意。第二结论就是，富人没有必要对养育他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穷人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相关的个体，国家也无非是承载个人的容器。

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以一个整体的方式看待社会，强调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利益，并且相互依存，社会可以通过干预和规划而运行的更公平合理，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它和个人主义正好是一个对立的观念。为了达到社会主义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

纳粹党章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六条，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都是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体现，但是这个《纳粹25条》是当年希特勒和几个上了年纪的愤青们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里捣鼓出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准备暴力革命。

当1925年希特勒决定从事选举之后，就很大变化，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穷人，没什么钱，而选举需要大笔的金钱打广告、造势和供养一批领薪水的党务人员，希特勒光靠讲演的收入不够供养这么大的组织，所以必须有赞助人。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纳粹党必须重视他们的赞助人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是大型企业主，所以纳粹不能把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实际化。

1930年纳粹党在选举中实现大突破之后，德国工业协会的巨头们和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绝密会议，会后工业巨头们决定全力支持希特勒。

在这之前他们只是零零碎碎的给了他一点小钱，因为当时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比如民族人民党之类，他们比纳粹党的成分类似，但是态度要温和，而且大多都由绅士们领导，但是最后实践证明只有这个由草根愤青们领导的极端党派才最有干劲，而且最能抓住底层百姓的心理。

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会议都没有留下任何纪要，但是从后来的德国体制上能看出一些端倪。

工业巨头放弃的权利是承认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得解雇工人。

纳粹党放弃的主张是把25条里所有有关生产资料国有化或者社会化的主张全部束之高阁。

然后工业巨头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纳粹党，希特勒不仅用这些资金供养了一个庞大的竞选机器，而且还有一支领津贴的冲锋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在1930年和1932年之间，德国政府和总统兴登堡一直在讨论对纳粹党进行军事镇压，但最后都被否决了，因为10国防军未必对付的了50万冲锋队和他们的政治盟友钢盔团。

如果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那么纳粹只能在人的社会化上做文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民族共同体。

在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工人阶级第一次可以像富人一样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和波罗的海度假，普通国民的健康水平大幅度的提高。

这一点很多当时的记者都能清楚的看到，前线德国士兵各个高大挺拔，和英法士兵则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比如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另一方面社会阶级的墙壁被推到了，纳粹的国家体制努力为所有有才能的人打开向上攀升通道，这一点从德国军队的将领名字就能看出，最早的一批元帅和大将们都是的名字带有“冯”来自“另一个德国”的贵族，后期的除了曼施坦因之外，都是平民出身。

不过最有创造力的是经济利润的管制方式，这一点的灵感很可能来源希特勒所崇拜的古斯巴达社会的模式。

虽然没有平均财富，但是却削弱了富人享受自己财富的能力。

在纳粹德国的经济体系中，对企业红利和出售企业的行为征收重税，而对企业盈利的再投资征收的税率则要低的多。

这样的话，食利阶层就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你把企业盈利作为分红拿回家，那么绝大部分就被政府征收了，如果你想卖掉企业换钱去卖跑车和别墅，找个超模去加勒比海度假，那么抱歉，你的9成的钱会被政府拿走。这样企业主只好老老实实，亲力亲为的经营企业。因为分红很少，或者干脆没有，所以企业主亲自经营可以给自己开工资，并把绝大部分盈利用于技术研发或者投资扩大生产，这样德国的技术就会不断发展，就业岗位不断增多。

这就完美的实现了25条纲领中的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工人的工作是劳动，技术人员的工作是搞技术，企业主的工作是经营好企业，靠股息利润过活或者搞投机经营的资本家让他们饿死，这就是元首所要看到的德国社会，一个为了民族共同繁荣，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工作，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

到今天，这套当年制定的办法依然在延续，只是没有当年那么极端。

有人高度推崇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说什么一个家族连续好几十年兢兢业业的经营家族企业，制造出世界最好的产品，真实原因那是德国税收制度限制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利益最大化。

这些让德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关键事物实际上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十年中，由一个“波西米亚下士”所留下的遗产。

二战之后，以阿登纳为首的天主教中央党---默克尔的基民盟的前身，把德国繁荣的所有果实都当做自己头顶上的光环，实际就目前来看，如果刨除对犹太人财富的有计划掠夺外，德国的成功之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那个人的创造。

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当年由爱迪生创建的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但是现在他头上的光环都已经一一掉落。

上世纪70年代时，通用电气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之一，但是80年代一个叫韦尔奇的人当政，他把大刀阔斧的裁员和卖企业，砍掉大部分研发项目，只留下一小部分高利润的业务，并把钱投入一些可以赚取块钱的行业，什么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办对冲基金，还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广播电网NBC，在他执掌通用电气期间，企业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业务，除了军工之外都萎缩了，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引以为傲的电气设备。

但是他给股东带来每年超过20%的股息回报，所以当年他被美国资产阶级捧上了天。

现在GE又提出了一个回归工业制造，实现回归工业制造的方式就是收购韩国企业。

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商在用收购二流企业方式来回归制造业，多可笑的事情，说白了，通用电气所谓的回归制造业无非是个噱头，和当年的韦尔奇一样，今天的CEO也无非是秉承股东们的圣旨办事，当年股东说制造业不赚钱，韦尔奇就卖掉工厂开办金融，进军传媒业。2009年金融业大亏损，股东又说现在还是制造业保险，于是又开始卖金融资产买企业，不过手法更加拙劣，当年韦尔奇收购的是第一流的金融企业，现在的通用电气在收购第二流的制造业企业。

这家公司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在未来十年内，它肯定会彻底衰败，然后反复重组，最后被分割出售，它又是一家被贪婪的股东们害死的大公司。这样的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让美国制造业全面衰败下去，让美国的产业工人成片成片的失业。

第四源头 保守主义

什么是保守主义？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聚集体，大体上说，保守主义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讴歌传统的社会运行模式。保守主义对立面是自由主义，它往往和私有财产观念、经验主义、传统精神、等级观念有联系，他的倡导者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果这么说，你可能要问，保守主义和等级观念有直接联系，那么是不是和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民族共同体”“无阶级社会”相矛盾？

确实如此，但是保守主义虽然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有联系，但是保守主义往往和精英主义有很大不同，而自由主义者却更加坚信精英主义的正确性，这一点在今天的和18世纪晚期都一样。

自由主义往往代表新兴的精英阶级，而保守主义往往代表旧的精英阶级。

在18世纪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新兴工业化的代表，而保守主义往往以旧的地主和教会为代表，后者和社会中下层经过长期的共生，往往关系更加融洽，他们畏惧贫民暴动，重视个人的声誉，这样这些旧绅士们看起来更温和和好说话，也愿意对平民做出更多经济上的实质让步。

而新精英的暴发户们则相信一种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自己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口头高喊自由，却认为平民是应该淘汰的失败者。

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大失业过程中，旧绅士在地方政府自动沿用中世纪的“斯平汉姆兰”制度进行济贫，而新精英们反对一切济贫，认为违反经济学原理，不符合自然规律，建议给穷人节育，防止劣等人过度繁殖。

后来英国政府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建议，在伦敦伯明翰等城市的济贫所进行强制劳役，并且严格禁止男女来往，以防止贫民繁殖。

两者对比，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变成了同盟，而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融为一体。

平民阶层畏惧变革，热爱传统，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源太少，经不起折腾。

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可以大学辍学去创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是没有风险这种东西的，如果生意失败，家里给他们写几封推荐信，他们又可以开启一段新的事业。

这样在大多数时候，平民阶级除了一些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之外，绝大多数人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竞争中，都站在保守主义一边，就像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农民们成功的帮助政府镇压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么说，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保守主义会缠绕在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上，因为他们主体都是社会中下层，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

平民政治天生就和保守主义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保守主义最后再这里面会占有什么样的分量，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系，确切的说和赞助商有联系。

在西班牙现代化大工业很少，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最终都要靠保守的地主和教会去赞助，所以比如要容忍保守主义的诉求，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等级森严，把维护社会等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而在德国，绝大多数赞助者都是工业巨头，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要建立无阶级社会，只要你不把生产资料国有化，那么他们财富就是最大的堡垒，即便社会的阶级拉平了，也是从十个阶级变成两个阶级，他们不在意聘用的经理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农民。

以德国的为一个极端，他的社会主义占上风，要求拉平社会等级，而以西班牙为一个极端，他们最后选出的领导人是一个大地主出身的旧军官弗朗哥，其余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逐渐保守主义的影响递减，最后是德国。

最后它还和运动的领导人个人有关系。

这个领导人是否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快乐，有一大堆拍马屁的人员很得意，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领导阶层都会面临腐化，这一点无论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还是德国的纳粹党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们之间的速度有很多不同，如果最高领导人是希特勒那样的不可腐蚀的人，那么他就对整个组织有一种约束作用，如果他是墨索里尼的那样的享乐主义者，罗马花花世界里的的快乐王子，那么这个组织堕落的速度就要多快有多快，很快就被保守主义拉下水了。

奥地利的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之所以如此脆弱，就是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他们的保守主义等级化的法西斯政权不受欢迎，所以随便一推就倒台了。

所以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缺陷，而且缺陷非常明显，实际上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腾飞是都是采取这种制度，只不过没有当年元首的那么极端而已。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些固有的产业里深耕非常有优势，比如德国的汽车、化工、机械、电气都是独步全球。但是从旧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资本则非常缓慢，所以德国在半导体行业几乎翻了船，后来德国政府在上世纪末紧急通过一系列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才有了今天的英飞凌。

但是即便今天，德国半导体行业比照主要对手美国明显落后，甚至比韩国，台湾也没什么优势。

而在美国则非常容易，因为资本已经从旧产业里作为股东利润抽出来了，可以自由的投资新兴产业，所以硅谷的IT业能够崛起，因为一大批有钱人拿着钱等着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

所以这种制度必须依靠政府产业政策的前瞻性指导工作，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到70年代后期就不行了，因为过去是在追赶阶段，有别人的发展经验做参考，该怎么做，该注意什么都有数，但是现在处于领先阶段，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很高的智慧，还需要一些运气。所以这种制度开始容易，但是越往后走越艰难。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抑制了消费，最后为了平衡经济，政府必须充当最终消费者的角色，也就是政府需要决定怎么花钱。当年德国的方式是国防、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和健康，供给民众休闲和运动的各种公共建筑。这些钱都花的很好，很有价值，普惠整个社会大众。

这种制度要想持续运行下去对领导人的智力和意志力都有极高的要求。所以这种政府的领导集团不可能是通过代议制度选举上来的，因为代议制度本身就是合法的寻租场所。也不可能是通过官僚体系爬上了，因为他们肯定把钱都花在自己周围的人身上。

他们必须来自人民大众，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突然间越上权力的顶峰。但是又和普通民众有所不同，他们必须拥有前所未的远大抱负。

最后，即便产生了这样的人，最终他们也没法逃避人性本身的弱点，那就经不起享乐主义和时间的侵蚀，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智力和意志力多久，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究竟什么法西斯政权，又什么是纳粹政权，或者什么是纳粹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恐怕很少有人说的清楚。

在20世纪30到40年代，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奥地利到波罗的海三国，这一大票政权到底有哪些共性，和哪些不同，这就要简单的谈一谈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第一源头——工联运动（或者叫工团运动）

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创建于1919年的小党派，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曾经当过锁匠的铁路机务段的钳工，通常这个小型的组织被认为是当时德国进行的工联运动——“工人路线”的一部分。从这个线索里你就可以找到产生纳粹思想的第一个源头——工联运动。

那么什么是工联运动呢？

在19世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基本都是被把持在一些精英阶级的叛逆者和上层中产阶级手中，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并不是自己领导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就从来不接受外来的领导人，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印刷工人必须能识文断字，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工业的持续进步，向很多学者和观察家看到的那样，现代工业需要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产业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好，这种发展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工会和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竞争，受到更好的教育的工人阶级希望赶走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

这种对立尖锐——左翼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工人缺乏理论知识，反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加入领导层。于是工联运动提出少谈些理论，多干实际工作。

在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眼里看来，这些精英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领导人物中，一小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傻瓜，绝大部分是在利用工会和工人运动牟利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迷恋代议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金融家交往密切，并且各个越来越富裕，他们组织的工会组织是一个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正在成为上层社会用来控制工人阶级的新工具。

当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时，工业家和企业主们就看到了机会，工联运动仅仅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环境，而不要求成为企业董事，分享企业主权力。

尤其是向克虏伯、法本、蒂森等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它们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只是企业成本中的小头，所以对工人让步能力更强，这些大型现代化财阀都成为了工联运动的赞助人。

这也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俄国那种国家成功的原因，因为在俄国工业水平发展还有限，产业工人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所以列宁能在1907年成功的开展反工联运动。

而且现代化工业企业大多数都是外国资本创建的，他们的企业主都是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不了解俄国，也没法和当地的工联运动达成同盟。

而在发达工业国家，由现代化工业和工联运动形成的同盟可以有效对冲马克思主义。

在德国同时其他势力也向工会渗透，控制大部分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和金融家和食利精英关系密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打个比方，当有一辆发疯的马车势不可挡的向你冲过来的时候，你有三个选择：

第一，站在那里等死。

第二，逃跑。

第三，想办法跳到马车背上，看肯能不能控制马车冲向自己的对手，但是这需要对实际情况精确的了解，和敏捷的身手。

在俄国，这些人也都是外国人，所以当列宁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时，他们找不到办法自救，只能傻看着自己的投资被国有化。

第二源头 民族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种翻译上的歧义，这个词National主要是强调代表国籍和人群，所以它也代表民族主义，实际上纳粹党应该叫做——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党。

在希特勒思想中，National往往和Volks（人民大众）和race（种族、种族竞争）很随意的替换使用。

在近代现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产生都工商业对市场的竞争有直接关系，19世纪前半期主要体现为为反抗英国货而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后半期主要工业国如德国和法国则进一步要求争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在英国难以兴盛的原因，当你满世界的开着炮舰推广自由贸易的时候，自然不需要民族主义助阵了。

这种由工商业提出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收到普通民众的赞同，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总是贸易逆差的话必然导致产业萎缩，就业岗位消失。

但两者在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共同利益之外，也有不同利益纠葛。其中一个尖锐问题是移民或者外来务工人员上，如果你是雇主的话，自然希望能有更便宜的劳动力供应，但是作为受雇佣者，你则希望竞争越少越好。

纳粹党章第七条，“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则是这种平民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大家对比一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发现历史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所以对于工商业势力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有利有弊，它可以帮助保护市场，但是也会推高工资水平，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

如果一个国家工资水平过高的话，一些劳动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所以愿意赞助经济民族主义的必然是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这一点上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和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达成一致。

当工联主义抛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之后，导出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必然的结果，而当工联主义衍生出经济民族主义时，它的受众也得到扩大，变得更加势不可挡，这在希特勒加盟纳粹党之前就已经完成。

早期的纳粹党只有一半是工人，其中大部分来自铁路，其余包括个体户、工程师、银行和零售的雇员、一些退伍兵和失业人员、还有意识到毕业就等于失业大学生、一两个作家、记者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在希特勒加盟后，非工人阶级的成分发展的似乎更快一些，这并不是刻意推动的结果，左翼政党污蔑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的政党，完全是一种巩固自己在工人阶级影响力的政治策略。

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事实在那摆着，真正阻挡纳粹党的是旧工会组织的存在，一旦出现大量失业工会组织无法维持，那么纳粹党很快就在产业工人内蔓延开来。

奥地利也可以佐证这一点，一旦解散社民党工会组织，那么取代他位置的就是纳粹党。

如果按照逻辑来推理的话，那么经济民族主义的继续发展，那么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的加剧，然后必然结果就是民族或者称为种族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国际新秩序”，要产生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

因为当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不是国家可以解决的了，需要很多国家协调一致，如果不存在纳粹党所憎恨的“国际主义”，那么怎么组织国际秩序。

所以给出的必然的答案就是，需要产生一个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有国家都害怕它，服从他，听从他的指挥。

第三源头 反犹主义

纳粹主义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这里牵扯到很多宿怨。

首先，工联主义的首要对手就是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控制的工会组织，而赞助这些政党的往往来自于商贸业、银行业、文化出版业，这些行业都是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地方，而赞助工联主义的来自于现代化大工业，这些地方几乎是犹太人从来不出现的地方，所以工联主义认为犹太人是社会民主党的盟友，这一点甚至大部分社民党人自己都不否认，敌人的朋友自然是敌人。

当工联主义又夹杂了经济民族主义之后，两者的矛盾就更加激烈。因为犹太人往往是国际主义者，希特勒认为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以后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注定犹太人是国际主义者，而国际主义者注定是民族主义的敌人。

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是这世界是一些列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一个统治民族，而犹太的目的是建造一个由国际精英联合统治种族大杂烩。

一旦这个目的达成，那么人类的历史就会终结，所有的中下阶层都要被以国际犹太人为受国际精英们统治，永无出头之日。

不过元首没有预测到的是后来有了犹太国以色列，不过这恰恰最经典的诠释了纳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正确性。

那就是民族国家和国际精英统治是不相容的，在经历的半个世纪的蜜月期之后，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也和国际犹太人分道扬镳，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责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犹太人在资助的很多运动和组织都是在反对和丑化以色列。

希特勒认为存在两个国际精英组织，一个叫红色国际，是以莫斯科为后台的各国左翼政党。一个叫蓝色国际，是一个伦敦金融街为后台的商人和金融家，两者都是由犹太人领导的。

纳粹反犹主义，实际上包含了政治纠纷、民族主义与国际精英的对立，以及草根阶级对富裕的犹太群体的嫉妒。

不过在当时德国很多中高级知识分子都支持纳粹的反犹主义。因为在知识和文化领域，存在大量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种族对教育和进取心的重视，另一部分原因是犹太人的团结一致，每个犹太人都尽可能帮助自己的同胞，而且金融业、商业、政界、知识和文化界犹太人都抱成一团，互相支援，并且互相流动，所以犹太人不仅比德国知识分子升职更快，社会关系更广，更容易出名，生活也更富裕，一旦纳粹提出把犹太人从政府、大学和文化领域赶出去的口号，很难不让这些知识分子心动。

而且德国知识分子和英美知识分子不一样，英美建立大学是为了培养精英子弟成为优秀的统治阶级，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建立大学培养知识分子是为了满足国家在智力和技术上的需要。

所以德国知识分子是专业的，终生从事同样的行业。

而在二战之前英美几乎不存在专业知识分子，科学要么是绅士们的业余爱好，比如牛顿和达尔文。

要么是中产阶级用来智力取悦上流社会充当门客的手段，比如洛克和凯恩斯，后者如果足够出色，那么上流社会就会提供给他各种发财的机会，让他富裕起来，并且逐渐接纳为精英阶级的一员，这种宽容的流动性是英美精英社会统治可以长期的核心秘密。

英美知识分子是非专业性的，他们也许今天在搞学术，每天就下海经商，后天在某财团当董事，儿子可能当律师并且从政，他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包括一个庞大的阶级关系网中，知识精英完美的嵌套在精英阶级内部，高级知识分子完美的嵌套在上层中产阶级内部。

而在德国，一个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从事学术，并且很大几率他儿子也是这么干的，所以犹太知识分子在英美的生活方式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所有知识精英都这样生活，而在德国则非常扎眼。

这些专业知识分子，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生活未必十分富裕，看着同一阶层的商业精英纸醉金迷的生活，自然心怀嫉妒。

从整个近代史上来看，专业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对自由资本主义不报好感，因为这样的社会鼓励贪婪、冒险，并让拥有更大关系网和更多财富的子弟比有更高智力的人更有优势，而知识分子习惯于审慎和节制，而且普遍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第四源头 社会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国家、社会、集体这种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个体的人构成的一种虚幻的假象，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个人和个人主义，个人的幸福高于一切。

这样就推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关于什么爱国、荣誉、民族等概念都骗傻瓜的玩意。第二结论就是，富人没有必要对养育他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穷人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相关的个体，国家也无非是承载个人的容器。

另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以一个整体的方式看待社会，强调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利益，并且相互依存，社会可以通过干预和规划而运行的更公平合理，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它和个人主义正好是一个对立的观念。为了达到社会主义主要通过两种手段，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

纳粹党章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六条，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都是关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体现，但是这个《纳粹25条》是当年希特勒和几个上了年纪的愤青们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里捣鼓出来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准备暴力革命。

当1925年希特勒决定从事选举之后，就很大变化，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穷人，没什么钱，而选举需要大笔的金钱打广告、造势和供养一批领薪水的党务人员，希特勒光靠讲演的收入不够供养这么大的组织，所以必须有赞助人。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纳粹党必须重视他们的赞助人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是大型企业主，所以纳粹不能把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实际化。

1930年纳粹党在选举中实现大突破之后，德国工业协会的巨头们和希特勒进行了一系列的绝密会议，会后工业巨头们决定全力支持希特勒。

在这之前他们只是零零碎碎的给了他一点小钱，因为当时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比如民族人民党之类，他们比纳粹党的成分类似，但是态度要温和，而且大多都由绅士们领导，但是最后实践证明只有这个由草根愤青们领导的极端党派才最有干劲，而且最能抓住底层百姓的心理。

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会议都没有留下任何纪要，但是从后来的德国体制上能看出一些端倪。

工业巨头放弃的权利是承认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得解雇工人。

纳粹党放弃的主张是把25条里所有有关生产资料国有化或者社会化的主张全部束之高阁。

然后工业巨头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纳粹党，希特勒不仅用这些资金供养了一个庞大的竞选机器，而且还有一支领津贴的冲锋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在1930年和1932年之间，德国政府和总统兴登堡一直在讨论对纳粹党进行军事镇压，但最后都被否决了，因为10国防军未必对付的了50万冲锋队和他们的政治盟友钢盔团。

如果不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那么纳粹只能在人的社会化上做文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民族共同体。

在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工人阶级第一次可以像富人一样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和波罗的海度假，普通国民的健康水平大幅度的提高。

这一点很多当时的记者都能清楚的看到，前线德国士兵各个高大挺拔，和英法士兵则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比如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另一方面社会阶级的墙壁被推到了，纳粹的国家体制努力为所有有才能的人打开向上攀升通道，这一点从德国军队的将领名字就能看出，最早的一批元帅和大将们都是的名字带有“冯”来自“另一个德国”的贵族，后期的除了曼施坦因之外，都是平民出身。

不过最有创造力的是经济利润的管制方式，这一点的灵感很可能来源希特勒所崇拜的古斯巴达社会的模式。

虽然没有平均财富，但是却削弱了富人享受自己财富的能力。

在纳粹德国的经济体系中，对企业红利和出售企业的行为征收重税，而对企业盈利的再投资征收的税率则要低的多。

这样的话，食利阶层就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你把企业盈利作为分红拿回家，那么绝大部分就被政府征收了，如果你想卖掉企业换钱去卖跑车和别墅，找个超模去加勒比海度假，那么抱歉，你的9成的钱会被政府拿走。这样企业主只好老老实实，亲力亲为的经营企业。因为分红很少，或者干脆没有，所以企业主亲自经营可以给自己开工资，并把绝大部分盈利用于技术研发或者投资扩大生产，这样德国的技术就会不断发展，就业岗位不断增多。

这就完美的实现了25条纲领中的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工人的工作是劳动，技术人员的工作是搞技术，企业主的工作是经营好企业，靠股息利润过活或者搞投机经营的资本家让他们饿死，这就是元首所要看到的德国社会，一个为了民族共同繁荣，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工作，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

到今天，这套当年制定的办法依然在延续，只是没有当年那么极端。

有人高度推崇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说什么一个家族连续好几十年兢兢业业的经营家族企业，制造出世界最好的产品，真实原因那是德国税收制度限制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利益最大化。

这些让德国经济长期繁荣的关键事物实际上都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十年中，由一个“波西米亚下士”所留下的遗产。

二战之后，以阿登纳为首的天主教中央党---默克尔的基民盟的前身，把德国繁荣的所有果实都当做自己头顶上的光环，实际就目前来看，如果刨除对犹太人财富的有计划掠夺外，德国的成功之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那个人的创造。

我们不妨举一个反例——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当年由爱迪生创建的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但是现在他头上的光环都已经一一掉落。

上世纪70年代时，通用电气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集团之一，但是80年代一个叫韦尔奇的人当政，他把大刀阔斧的裁员和卖企业，砍掉大部分研发项目，只留下一小部分高利润的业务，并把钱投入一些可以赚取块钱的行业，什么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办对冲基金，还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广播电网NBC，在他执掌通用电气期间，企业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业务，除了军工之外都萎缩了，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引以为傲的电气设备。

但是他给股东带来每年超过20%的股息回报，所以当年他被美国资产阶级捧上了天。

现在GE又提出了一个回归工业制造，实现回归工业制造的方式就是收购韩国企业。

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商在用收购二流企业方式来回归制造业，多可笑的事情，说白了，通用电气所谓的回归制造业无非是个噱头，和当年的韦尔奇一样，今天的CEO也无非是秉承股东们的圣旨办事，当年股东说制造业不赚钱，韦尔奇就卖掉工厂开办金融，进军传媒业。2009年金融业大亏损，股东又说现在还是制造业保险，于是又开始卖金融资产买企业，不过手法更加拙劣，当年韦尔奇收购的是第一流的金融企业，现在的通用电气在收购第二流的制造业企业。

这家公司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在未来十年内，它肯定会彻底衰败，然后反复重组，最后被分割出售，它又是一家被贪婪的股东们害死的大公司。这样的过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让美国制造业全面衰败下去，让美国的产业工人成片成片的失业。

第四源头 保守主义

什么是保守主义？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聚集体，大体上说，保守主义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讴歌传统的社会运行模式。保守主义对立面是自由主义，它往往和私有财产观念、经验主义、传统精神、等级观念有联系，他的倡导者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果这么说，你可能要问，保守主义和等级观念有直接联系，那么是不是和国家社会主义中的“民族共同体”“无阶级社会”相矛盾？

确实如此，但是保守主义虽然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有联系，但是保守主义往往和精英主义有很大不同，而自由主义者却更加坚信精英主义的正确性，这一点在今天的和18世纪晚期都一样。

自由主义往往代表新兴的精英阶级，而保守主义往往代表旧的精英阶级。

在18世纪自由主义者往往是新兴工业化的代表，而保守主义往往以旧的地主和教会为代表，后者和社会中下层经过长期的共生，往往关系更加融洽，他们畏惧贫民暴动，重视个人的声誉，这样这些旧绅士们看起来更温和和好说话，也愿意对平民做出更多经济上的实质让步。

而新精英的暴发户们则相信一种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自己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口头高喊自由，却认为平民是应该淘汰的失败者。

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国由于工业革命造成的大失业过程中，旧绅士在地方政府自动沿用中世纪的“斯平汉姆兰”制度进行济贫，而新精英们反对一切济贫，认为违反经济学原理，不符合自然规律，建议给穷人节育，防止劣等人过度繁殖。

后来英国政府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建议，在伦敦伯明翰等城市的济贫所进行强制劳役，并且严格禁止男女来往，以防止贫民繁殖。

两者对比，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今天的美国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变成了同盟，而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融为一体。

平民阶层畏惧变革，热爱传统，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源太少，经不起折腾。

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可以大学辍学去创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是没有风险这种东西的，如果生意失败，家里给他们写几封推荐信，他们又可以开启一段新的事业。

这样在大多数时候，平民阶级除了一些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之外，绝大多数人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竞争中，都站在保守主义一边，就像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农民们成功的帮助政府镇压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么说，大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保守主义会缠绕在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上，因为他们主体都是社会中下层，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

平民政治天生就和保守主义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保守主义最后再这里面会占有什么样的分量，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关系，确切的说和赞助商有联系。

在西班牙现代化大工业很少，民族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最终都要靠保守的地主和教会去赞助，所以比如要容忍保守主义的诉求，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等级森严，把维护社会等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而在德国，绝大多数赞助者都是工业巨头，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要建立无阶级社会，只要你不把生产资料国有化，那么他们财富就是最大的堡垒，即便社会的阶级拉平了，也是从十个阶级变成两个阶级，他们不在意聘用的经理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农民。

以德国的为一个极端，他的社会主义占上风，要求拉平社会等级，而以西班牙为一个极端，他们最后选出的领导人是一个大地主出身的旧军官弗朗哥，其余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逐渐保守主义的影响递减，最后是德国。

最后它还和运动的领导人个人有关系。

这个领导人是否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快乐，有一大堆拍马屁的人员很得意，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的领导阶层都会面临腐化，这一点无论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还是德国的纳粹党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们之间的速度有很多不同，如果最高领导人是希特勒那样的不可腐蚀的人，那么他就对整个组织有一种约束作用，如果他是墨索里尼的那样的享乐主义者，罗马花花世界里的的快乐王子，那么这个组织堕落的速度就要多快有多快，很快就被保守主义拉下水了。

奥地利的陶尔斐斯—许士尼格政权之所以如此脆弱，就是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他们的保守主义等级化的法西斯政权不受欢迎，所以随便一推就倒台了。

所以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缺陷，而且缺陷非常明显，实际上战后德国和日本经济腾飞是都是采取这种制度，只不过没有当年元首的那么极端而已。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些固有的产业里深耕非常有优势，比如德国的汽车、化工、机械、电气都是独步全球。但是从旧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资本则非常缓慢，所以德国在半导体行业几乎翻了船，后来德国政府在上世纪末紧急通过一系列的半导体产业政策才有了今天的英飞凌。

但是即便今天，德国半导体行业比照主要对手美国明显落后，甚至比韩国，台湾也没什么优势。

而在美国则非常容易，因为资本已经从旧产业里作为股东利润抽出来了，可以自由的投资新兴产业，所以硅谷的IT业能够崛起，因为一大批有钱人拿着钱等着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

所以这种制度必须依靠政府产业政策的前瞻性指导工作，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到70年代后期就不行了，因为过去是在追赶阶段，有别人的发展经验做参考，该怎么做，该注意什么都有数，但是现在处于领先阶段，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很高的智慧，还需要一些运气。所以这种制度开始容易，但是越往后走越艰难。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制度抑制了消费，最后为了平衡经济，政府必须充当最终消费者的角色，也就是政府需要决定怎么花钱。当年德国的方式是国防、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和健康，供给民众休闲和运动的各种公共建筑。这些钱都花的很好，很有价值，普惠整个社会大众。

这种制度要想持续运行下去对领导人的智力和意志力都有极高的要求。所以这种政府的领导集团不可能是通过代议制度选举上来的，因为代议制度本身就是合法的寻租场所。也不可能是通过官僚体系爬上了，因为他们肯定把钱都花在自己周围的人身上。

他们必须来自人民大众，通过某种特殊的机遇突然间越上权力的顶峰。但是又和普通民众有所不同，他们必须拥有前所未的远大抱负。

最后，即便产生了这样的人，最终他们也没法逃避人性本身的弱点，那就经不起享乐主义和时间的侵蚀，他们可以维持自己的智力和意志力多久，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有何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