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禁下的报业生态  王毓莉：商业压力下的台湾报业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经信研究 国研智库 国情研究 万赢信采编：谈及台湾报业，必须先提及“报禁”政策的影响。1951年，适逢台湾戒严时期，国民党当局以“节省纸张”为由，实行了报禁政策。规定：停止新报纸登记、现有报纸每份发行张数限三大张以内、印刷厂只能在一地，即所谓为“限照”、“限张”以及“限印”。

报禁下的报业生态

于此同时，又发布《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等一系列法令政策进一步细化限制新闻出版业的发行自由。

此后，任何要办新报纸的人都必须向经营不善的报纸业者购买登记证，方可发行。例如《华报》经营不善即将停刊，登记证由联合报系取得，其名下《民生报》方可创刊；又如《公论报》登记证由联合报系的《经济日报》取得。

报禁时期，台湾报业被《中国时报》、《联合报》及《中央日报》三大报业集团所垄断，而整个台湾也仅仅剩下 31家报纸。

又因报纸经营需经当局同意，故报社与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紧密结合。首先，《中央日报》为国民党创办之中文报纸，属于“党营媒体”、“机关报”，1928年创刊于上海，此后，在台湾发行50余年，为中国国民党党营文化事业成员，而属于民营的报社负责人，也皆为国民党决策核心，例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皆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在报禁情势下，新闻自由被极大束缚，报业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当局政令倡导以及控制思想的工具，而所谓的新闻自由和新闻伦理也极难完全实现。虽然，《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创办人，均有报人性格，给予报业专业表现的空间，但是作为当权者的监督力量，仍然不如另一份重要的报纸：《自立晚报》。

《自立晚报》创刊于 1947年，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为办报理念。报禁期间，《自立晚报》因坚持自由无党派报道触犯到国民党当局，而被要求多次改组、搬迁，甚至因政治因素被停刊三次：1950年 11月 17日，《自立晚报》副刊《万家灯火》刊载香港报纸剪稿《草山一衰翁》，遭国民党当局指涉对当时住在阳明山（原名草山）的蒋介石有不敬之意而遭停刊，并被处以“永不复刊”的处分，后经时任发行人李玉阶调解才得以复刊；1953年 2月、1953年 10月又相继被处停刊处分两次。该报却一本立场，在反对《出版法》修正等政治相关、争取新闻自由和民主权力的事件上都有详实报道。该报并于 1987年突破隔阻派遣记者李永得和徐璐，至中国大陆采访，成为台湾媒体第一批到大陆采访的记者，突破 38年的两岸僵局。中国中央电视台如此报道此次“破冰之旅”：“1987年 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徐璐与李永得，突破台湾当局禁令，经日本转道大陆采访，揭开了 两岸新闻交流的篇章。”自此，《自立晚报》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攀升，发行量连翻 3倍，在报禁下的台湾报业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自立晚报》所有者在台湾解除报禁后，于 1988年初创办了《自立早报》，不过，就在报禁后新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报业市场竞争激烈，注定了《自立早报》早夭的下场，于 1999年 1月 21日宣布“无限期休刊”，仅仅维持了 11年。而身为自立报系命脉的《自立晚报》，在报禁后言论尺度开放下，旧有市场利基不再，也面临了生存危机。

解严以后，媒体市场竞争激烈，《自立晚报》亏损连连，在发行人吴三连过世后便面临财团的介入。1994年 6月，台南帮将《自立晚报》股权卖给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政忠与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宏昌。1995年，陈政忠挟宏福集团财力入主《自立晚报》。

“自立”员工高度忧虑其独立编采风格无法确保，在部分“自立”早、晚报编辑部员工与跨媒体新闻工作者串联奔走下，结合关心自立报系前途的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展开一连串“抢救自立”行动。在各界抗议下，《自立》的股票交割，虽顺延至 1994年 8月 15日进行，但自 8月4日起，《自立》早、晚报编辑部员工也发起“编辑部公约”联署，要求新经营者具文承诺（吕东熹，2012）。

这是台湾第一份“编辑室公约”，此一公约获得社内编采部门超过 7成人员联署，工会临时会员大会中，通过要求资方签订“编辑部公约”；而学界发起的“抢救自立”活动，也获得回应，并有若干人士愿意参与经营，且愿意签订编辑部公约。

期间，编辑部员工为了表示争取签订编辑公约的决心，《自立晚报》在空白的头版上印上了这几个字：“历史会记住这一天！”

不过，《自立晚报》也在 2001年 10月 2日停刊，正式走入历史，在仅剩最后一天可用电的情况下，将库存纸张全部印完，出版 54年来的最后一份五大张的自立晚报。报禁下的报业生态，是由亲国民党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及《中央日报》主宰主流言论，而《自立晚报》则代表着”党外”的声音。直至198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台湾解严，报禁继而于 1988年正式解除。

商业化的台湾报业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的报业结构迎来了一次空前的成长与新旧更迭。

由于报禁下的限制不复存在，报纸开放登记，报禁在开放后一年内，台湾报业从原先仅有的 31家报纸，发展到98家，此后连续多年报纸家数皆维持成长，整体报业空前繁荣，截至 2007年，台湾已有 2273家报纸。

然而，报纸家数的暴增，也带来了空前的竞争，从发行到广告、从版面到编采，无不成为各家拼搏较劲的场域。《中国时报》、《联合报》、《新生报》等几家传统大报，在报禁开放首日便抢先大幅增加版面，每份从原来的 3大张扩增至6大张，内容也更趋多样化，之后持续增长到平均 5到 10多张。增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借着丰富的内容吸引读者，一方面也是预留版面、争取更多广告收入。

报禁后的台湾报业竞争，由政治因素主导迅速转变成了商业金主主导的态势，对那些财力薄弱、无法增张的报纸来说，生存成本陡增，造成市场高度集中到少数大报手中，并且大报与大报之间也因为相互竞争也带来种种问题。如增加版面所带来的大量信息导致了“信息超载”问题，虽然因其内容多元丰富，加上当时强权控制已经消失，新兴的自由民主氛围让舆论畅所欲言，报社更以政治守门人自居，报纸也从以往的老百姓的娱乐消遣，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以及意见领袖发表言论的公共领域（黄国治，2008）。

报禁解除后，《中央日报》转向民营化，但国民党仍是其最大股东，因其传统官营色彩浓厚，编辑版面保守，不及 其他报纸灵活生动，发行量每况愈下。又逢网络兴起，读者阅读习惯改变，于 2006年实体报正式停刊，转向营运电子报业市场。

报禁开放后的政治言论市场，必须提到标榜自己是“一份为两千一百万人所办的报纸”的《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前身为 1946年 12月 12日创刊的《台东导报》，在数度易手与改名，历经《台东新报》、《远东日报》、《自强日报》等，直到 1980年 4月，以新台币 4千万元转卖给联邦集团林荣三，1981年 1月 1日改名《自由日报》，正式成为中部地区之地方报纸。1986年 9月 15日，该报获准迁至台北县新庄市发行，1987年9月再度更名为《自由时报》，并开始积极往全国性报纸之规模发展。

一般认为《自由时报》的政治倾向为泛绿偏向深绿，然而在 2000年政党轮替前，立场上是支持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派系，即所谓温和本土路线。2000年总统大选时，《自由时报》当时在立场上倾向支持连战。不过，政党轮替后《自由时报》在立场上随着李登辉转为较支持陈水扁与民进党。在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自由时报》似乎扮演着报禁时期，类似《自立晚报》党外媒体的角色，位居反国民党的政治光谱中。

在发行量与影响力方面，《自由时报》于 1992年至 1994年间三次大规模的订报促销活动，将最高发行量冲到 120万份，自此接手了《中央日报》的大报地位。2007年，《自由时报》赶在“三大报”前首先加入“中华民国发行公信会”（ROC-ABC）进行有费报发行量稽核，稽核报告证明于2007年 3月期间每日平均实销量超过 72万份，大幅领先同时期的《苹果日报》约 21万 5千份，并由公信会正式认证为“稽核期内”全台第一大报。

商业化时期的台湾报业，除了在内容上下功夫之外，各报还推出各种促销手段，争夺读者与广告市场。作为解禁后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争夺广告份额，各报积极展开削价竞争，最后演变为“自杀式”的恶性竞争，一则头版的广告价格从新台币 50万元下杀到至 15万甚至 7万，几近蚀本经营的程度。

2003年，香港商人黎智英携《苹果日报》进军台湾市场，给台湾报业市场带来更大的、不可回复的冲击和改变。台湾《苹果日报》创刊之初，便发动价格割喉战以新台币 5元促销，同时《苹果日报》采用较多摄影照片、设计图片、新潮排版方式、美术设计、大字标题、颜色鲜艳的文字等视觉因素吸引读者的注意和购买。在内容上，其手法多为报道更多与目标读者群的生活和日常话题有关，一般的报纸多以政治、经济、国际等议题作为头版新闻，但是《苹果日报》的头版则是以本地的社会新闻为主，且往往以大篇幅报道此类新闻，凭借价格以及内容上的优势，《苹果日报》于创刊当日，销售量便远超越当时台湾市面上所有其他报纸，迅速抢下市场，形成如今的台湾报业《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及《苹果日报》四大报鼎立的新局面。

《苹果日报》的成功，特别是以被外界称为“图像化、耸动式、消费导向、八卦取向的小报风格”席卷台湾，让原以讨论严肃政经社会议题为主、并以“质报”自居的传统大报更显得夸夸其谈，曲高和寡。在报业生态丕变的洗牌效应下，台湾报业掀起了一股全面“苹果化”浪潮，展开了一场商业化的角逐。

高度商业竞争下的报业易主

伴随着壹传媒集团董事长黎智英带着《苹果日报》登陆台湾形成四大报鼎立的局势，其他三大报中，《中国时报》因经营不善，由余纪忠儿子余建新转手卖给旺旺集团；《联合报》则由王惕吾的儿女和孙子辈接班，除了纸媒外，该报积极发展影音新闻，企图跨入影视市场，并2008年成立金传媒集团，力图由业务方面突破传统报纸的经营模式。再加上《自由时报》创办人林荣三的三重帮，拥有宏国集团、宏泰集团、联邦企业集团、海山集团、宏福集团等五大财团背景。自此，台湾报业结束文人办报时代，全面由企业财团掌控，进入到了一个高度 商业化竞争的时代。

在自由商业化产业模式下的台湾报业，报社拥有者更加注重报社对其企业带来收益以及利润，由于台湾近年来阅报率下降伴随着广告效益也节节衰退，广告主自然不会将宝贵的预算花在报纸上，报业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持续缩减；加上近几年台湾人力大量外流，整体社会消费力的下降，不仅让各行各业获利急冻，也直接导致各报社大幅亏损，每年以数亿元计。然而，传统纸媒发行量虽急速下降，广告主投入相对减少，但因报业新闻仍具有议题领导地位，因此广告主纷纷将黑手伸入 "新闻 "的领域中，经由置入性营销项目，出现了业配新闻。

所谓业配新闻，即是指媒体为了配合业务部门，以新闻方式给业务部的广告主刊发的广告式软文。另一方面，为了讨好广告主，各报更任命原有的各线记者，制作各种“置入性营销”新闻，模糊了洗脑式的广告宣传与客观中立新闻报导的界线，引来不少批评。数年竞争后，台湾的报业生态已与报禁开放之初截然不同。

在业配新闻的业务压力和自身职业伦理和新闻道德的双重推挤下，越来越多新闻工作者产生彷徨与无奈。2010年 12月 12日，资深媒体人黄哲斌，离开了工作 16年又 5个月的《中国时报》。他离开的原因很单纯，不是跳槽、不是资遣、不是优离优退，而是“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个值得托付的行业”！（黄哲斌，2010年 12月 13日）

不止新闻工作者，越来越多的受众也陷入对新闻媒体业被各大金控并吞后讯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恐惧中。之前提到，《中国时报》在余纪忠儿子余建新接手的情况下，经营越发困难，最终由旺旺集团蔡衍明以个人名义收购。

另一方面，《苹果日报》并未持续着 10年前刚进台湾的获利优势，主因在于创办人黎智英投入创办《壹电视》，未能快速获得法规通过，之后又碰上有线电视上架问题，持续亏损至新台币一百亿元，令他对台湾媒体经营失去信心萌生卖出台湾壹传媒的念头。尽管黎智英有意将《苹果日报》与《壹电视》包裹出售，初期一度传出由中信金辜仲谅与台塑集团王文渊合资购买，但最终包裹买卖破局，仅由年代集团接手《壹电视》，黎智英则宣布不再出售《苹果日报》。

尽管最终黎智英仍旧保有《苹果日报》所有权，但接二连三的商业并购仍旧显现出了台湾报业在朝着集团化、商业化的方向不断靠近。由于读者开始担心多数报业媒体被少数金控公司实际控制后，造成的讯息接收阻塞以及金控公司之意识形态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于是台湾在 2012年爆发“反旺中游行”，其目的旨在“捍卫民主价值，守护新闻自由”。

此外，台湾实体报业竞争激烈，迫使各大报团开始开辟新的市场谋求生机，于是各大报团相继推出了电子报业务，希望以挽回流失的阅读群，同时增加自身的广告收入。但事与愿违的是，电子报以及各大门户网站的出现更大程度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原先选择购买实体报的读者现在通过阅读免费电子报便能取得相同的讯息，电子报的出现反而侵蚀了实体报业原有的市场，如今会定期买报纸来读的人越发地减少了。

与各大实体报团推出电子报业务不同的是，台湾也出现了一批通过新闻信息平台通路完成新闻理想，其中以《醒报》与《新头壳》知名度与影响较大，值得一提的是《新头壳》采用了一种新的营运模式：社会企业模式，既非政府出资也非商业运营，而是“以议题为中心，结合关注社会议题的公民记者，推动阅听大众拥有近用媒体的权利，不接受置入性营销，并自我期许不涉特定政治立场。报道形式包括传统文字、照片和影音信息、现场网络直播，并向各地公民记者征稿”。该平台的董事长苏正平，曾任《自立早报》副总编辑、总顾问胡元辉，曾任《自立晚报》社长，不难窥得创办者的理念贯穿。同时《新头壳》还特别设立“公评人机制”，即透过已为许多国家媒体实行的公评人 (ombudsman)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由其依据独立的调查与判断作出评议，以强化媒体自律。而这一种以议题和公民记者为基础的运营体制，是否会给台湾报业带来别样的可能，正在接受市场的考验。

台湾报业，何去何从？

网络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全球报业目前面临相似的生存危机。曾经因报道“水门事件”闻名世界的《华盛顿邮报》于 2013年 8月被 amazon创办人 Jeff Bezos 以美金 2.5亿收购；1851年创刊，以报道可靠新闻消息高度信誉著名的《纽约时报》，于 2010年第四季决定停止发行纸本新闻报，从 2011年 3月 28日开始收取阅读网络新闻费用。

然而电子报付费模式，是否能成为传统报业的出路，西方报业的网络收费刚刚起步，论成败尚且言之过早。台湾报业的电子报，目前皆无收费机制，经营者也不敢贸然做改变。

尽管生存不易，台湾报业经营者也力图生存之道：《苹果日报》被黎智英留下，但是销量再不如从前，近期在电子报的新闻中，也开始夹杂着许多广编稿的软文，尽管在文章上标示“广编特辑”，比较起过去在报业编辑上，高调反对新闻置入的做法，似乎有所调整。只不过，台湾新闻媒体的全面苹果化，倒是成了《苹果日报》对台湾媒体不可逆的影响。

旺旺中时集团以集团化统合资源，透过旗下跨媒体整合，助报业经营。事实上，中时与联合两大报系，近几年都透过其他业务发展，如：筹办大型展演活动，支撑主力报业，此举虽有助于报业的业外收益，却也增加了涉己事务宣传干扰正常新闻现象。而联合报系为了推动经营绩效，导入“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简称KPI），企图以企业的方式经营管理着报业，制度的变更，改变了报社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量化方式管理新闻发稿的方式，引起部分新闻工作者的不满。《自由时报》踩着与目前执政国民党的对立角度，守着一片言论市场。

然而，由于生存压力，新闻置入为目前台湾报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带来莫大的压力，新闻记者一方面抗拒着业配新闻，但在媒体组织压力下，又需要被迫配合采访。此举对于新闻业的公信力，有着巨大的伤害。

不过，台湾报业的新闻从业人员也在夹缝中力求专业表现，从 1994年自立早晚报提出的“编辑部公约”，到 2013年 4月《苹果日报》工会与资方达成共识，签订“编辑室公约”，确保《苹果日报》编辑自主和新闻自由，成为台湾媒体首份具有团体协约效力的编辑室公约。均显示着台湾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对于自身工作权益的重视与新闻理想的追求。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媒体的消费者运动，从过去消极不太作为存在的新闻评议会，到台湾社会出现反媒体垄断运动，显示新闻媒体人与公民社会对此一议题的重视。至于，台湾报业市场的下一步整并或言论消长，仍需持续观察。

王毓莉：商业压力下的台湾报业

（作者系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教授。本文的完成，特别感谢研究助理刘洋协助搜集资料）

参考文献：

1.吕东熹：《十八年后，新闻界再度走街头》，上网日期：2013年 10月 1日，取自“吕东熹部落格”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11079。

2. 黄国治：《春来春又去──报禁解除 20年》，台湾光华杂志，2008年 1月号。

3. 黄哲斌：《乘着喷射机，我离开 <中国时报 >》,上网日期：2013年 10月 6日，取自“黄哲斌部落格”http://blog.chinatimes.com/dander/archive/2010/12/13/579524.html。

报禁下的报业生态  王毓莉：商业压力下的台湾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