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流失凸显了纸媒的危机 江勋：做非标准化的事

新闻中国采编网 中国新闻采编网 谋定研究中国智库网  国研智库 国情讲坛 商协社团 谋定论道 经信研究 哲商对话  万赢信采编：在传媒转型的今天，很多媒体人开始寻求新媒体平台的创业。胡舒立说：“这些人总数或许并不很多，但极有代表性也有带动性，而且，现在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着媒体人的创业潮。”言下之意是人才的流失凸显了纸媒的危机。

不过，按中国青年报刘万永的说法，传统媒体还没死，想干就坚持，不相干就离开，没必要悲情和神圣。对媒体人创业潮不妨也作如是观。《南方传媒研究》推出这一话题初衷，并不尽是要展现前媒体人创业的艰辛，而是想借此思考，传媒机构有没有可能充分利用好政策空间，推动内部孵化或与外界合作，从而既留住人才，又实现整个报业的创新发展？

一

叫我来写创业，其实很勉强。毕竟MFI才半年不到的时间，我甚至连框架都还没有搭好，好些事情也讲不清楚。但这些年自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人生没有什么是你能准备好的。于是也不纠结了，摸着石头写几句吧。

写这篇东西是凌晨三点钟，骤雨初歇夜深人静，正是煽情好时光。我想起2009年我第一次为《南方传媒研究》写的第一篇东西，那时还是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写的，叫《为了一切的颠覆》，我是真服了作者当初的梦寐和蒙昧，你到底要颠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颠覆？你拿什么来颠覆？以及，你最终颠覆出了什么呢？

考虑到我最终以离开南方报业做结，那么可以说是以颠覆失败而告终。我深感惊讶，南方竟然容纳了这样一种蒙昧主义的个体主张。

当我回顾自己创业历程，我是必须要面对上一篇文章的。就是我怎么面对不同时期的自己，怎么面对生态的演变，怎么走到了今天，这其间的逻辑应该是统一的。

我是2006年进入南方报业，2013年6月离开的。离开的时候，其实是准备去做一份金融杂志，但很快合作夭折了。做一份自己的杂志，对几乎所有媒体从业者来讲都是极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我用了三天时间来证明它已是死路一条。后来又尝试性地去做了两三个月的投行，很快我又退了出来。这是两件浅尝辄止的试错。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两个月，我发现其实一无所有的时刻，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然后痛下决心，不要再折腾，不要再等待，干你自己的事情吧。其间，我做了四五份商业计划书，希望能以此打动投资人，最后发现连自己都打动不了。所以，都付之一炬。

于是我在上海注册了一家公司，做了MFI。

MFI是英文Macro Financial Institute的缩写。它是独立的宏观金融研究机构。在我的选择谱系中，这是最纯粹，但是难度最大的一条路，这一路走下来，几乎没有碰见过支持者。我想，这或许才证明我走对了。当然，妻子除外，她什么都支持我。

其实，朋友们认为我应该继续去创办一份媒体，或者去做时髦的新媒体。再或者，应该用在媒体积累的资源做些落地的事情。总之不应该离开既有的路径积累。我想大部分媒体人创业，也基本是这两条路。前者以方三文的雪球为代表，后者则以刘东华的正和岛为代表。也有很多朋友认为我去做投资是对的，比如去一家机构，似乎也可为。

二

对我来讲，判断这些选择有两个标准：

第一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标准化的？

我不是要去做标准化的事情，而是要去做非标准化的事情。我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真正的物联网时代，任何可标准化的流程，本质上都只需要一种生产要素，不是人，而是资本。比如，大数据有一天可以帮助媒体用自动化手段去生产新闻产品，实际上纽约时报已经尝试这么干了。再比如说，数据手段带来了金融生态的革命，余额宝已经颠覆了货币基金，以后我们将看到银行柜台的消失，甚至某些基金经理的消失；从理论上讲，只要交易结算实现了电子化，银行也将崩溃。至于3D打印改变的制造业形态，就不用说了。

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身处标准化体系中的任何产业，都将不断受到新浪潮的撞击。一直在忐忑和迭代中过日子。而竞争的决定性要素可能会极大地转移到资本身上。

我们经常听到人讲互联网思维中，用户体验至上。这没有错，但这绝对是一个骗局。用户体验不可能独立存在，用户体验是与资本体验对称的。用户体验极致化，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体验的极致化。小米似乎说明用户体验可以自行创造资本，但这是开天辟地者，当用户体验竞争进入广泛共识之后，企业的竞争将被迫更极端地依靠资本的驱动。所以我认为小米的后劲是可疑的。另一个赤裸裸的案例是微信，在资本支持下，微信把陌陌等一众先驱统统灭掉。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所谓互联网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只是资本文明发展到超级托拉斯阶段的产物。

我想我这一判断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批驳。我希望历史证明我说的是错的。但对我个人来讲，是人生决策的基本框架。作为创业者，我不想在任何可能被“规模化的资本+规模化的信息技术”所颠覆和标准化的行当中去尝试。因为我一不懂信息技术，二没有资本积累。

第二个标准是，这是不是可以让你热泪盈眶的事情。

能做的事情很多，有过媒体经历的人通常会面临选择障碍症，因为阅人无数，阅事无数，综合素质高，所以能做的事情看上去不少。但能做和应该做完全是两码事。做一件让自己魂牵梦萦的事情，做一件服从潜意识冲动的事情，做一件宗教意义上的事情，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我相信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解放自己。

从我的两条标准看，做金融研究都是唯一的选择。研究是极度依赖个体资质的工作，可替代性非常弱，可复制性和标准化难度也很大。从商业模式上讲是弱点，但是从安全边际上讲，是最有保障的。最重要的是，我对认识这个世界有近乎本能的热衷。

但这同样面临着两个巨大的考验：一是，一个媒体出身的人是否有足够的专业研究能力？二是，如何与目前众多的主流研究机构竞争？

实际上，反对我做MFI的朋友，主要是基于上述两个考虑。

一位券商研究所的副所长朋友曾在酒桌上苦口婆心劝我，不要干这个，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你的优势。几个月之后再相见，我们已不再讨论研究能力的问题。现在，MFI研究产品的影响力已经全面覆盖国内的各个金融行业和大部分主流金融机构，也渗透到国家部委的层面。尽管目前仍然非常粗糙。

三

我并非是科班出身，如何操作专业金融研究？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花更多的时间，和构建更有创造力的思维模型。其实这句话也回答了第二个考验中相当重要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花一些时间去研习哲学和物理学，那么他就会发现金融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得艰深。当我们为错综复杂的数据和论点而头痛不已，那大半说明我们的思维模型上出了问题，由此导致消化系统不堪重负。

所以，思维模型比专业门槛重要得多，根本得多。这也是我们在进行团队培育的基础哲学。这个传统的研究机构是显著不同的，像卖方研究所一上来就是铺天盖地的EXCEL和数理模型。

我们的思维模型中不仅仅容纳了金融、经济，还容纳了政治、军事、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等。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中坚的所有代际（从上世纪50后）的思维模型都是被不健康的教育体制破坏过的，这也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金融研究始终无法找到本土思维、本土话语、本土系统、本土价值。我们甚至连中国为什么崛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的经济体系都解释不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建立在西方模型上的经济学家，幼稚得可怕。

但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接受普遍教育和开放教育的一代人。虽然仍然有很大的矫正代价，但是毕竟重建有了可能。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的确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去做MFI。所以我们也公开讲，我们主张扬弃西方的海洋经济学，而构建东方的大陆经济学。这种分类也是我们自己杜撰的。

那么，什么是大陆经济学呢？就是更加注重系统产出而非个体产出的经济学。

这首先回答了我们区别其他机构的不同的基础原因。由于模型的不同，我们的确做出了一些不走寻常路的产品出来。

在形式上，我们保持独立立场，不受任何机构的干扰。既不像官方智囊那样吃权力部门的经费，也不像卖方研究一样，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它在商业模式上可能也是开拓性的。

传统的研究机构一般是耗资养一批研究员，然后根据需求进行研究，研究过程又要不断掰玉米。实际上，人们已经对这样的研究模式发生了深刻的信任危机，这与对媒体的信任危机是一回事。为什么特定的人，特定的机构才能垄断事物的发言权，为什么事物本身不能发言？

是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事物本身发言。我的想法是，MFI将是一个开放性研究机构。跨界、跨业、混合、众包。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是专家，只是所在领域不同，MFI试图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和制度安排，激发每个人的专业素养。从而，MFI将成为一个高度开放、一体化的智库平台。

好多事情才刚开始做，抱歉不能说得更多。

这段时间，常常有人问我，MFI到底是什么？我答了上百遍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答案，MFI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它首先是一个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之外，它还会是什么？是学校？是投行？是咨询公司？还是其他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

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做到？我说因为无数次如坠深渊。而在此过程中，你会发现没有人会帮你，一切你所以为的资源都是虚妄，只有你自己才能再一次拯救自己。

因此，出发了总要到达，终可见。（作者系MFI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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