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一带一路地缘现实中新路径-万祥军 | 一带一路·可持续研究管理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迅速成为国内学界、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高度关注的重大国家战略。各类研究报告、媒体评论不断描绘广阔的合作前景与经济红利，乐观预期层出不穷。

文·解读：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声音提醒，不能用理想化叙事掩盖沿线复杂的地缘历史、文明差异与大国博弈。地方治理层面，各地抢抓战略机遇出台配套政策，积极对接对外经贸合作；高校智库则承担着为国家战略提供客观研判、风险预警、方案支撑的重要职责。

智库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一味唱赞歌，也不是单纯渲染风险，而是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立足真实区域生态，平衡机遇研判与风险评估，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推进提供理性参考。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个广受追捧的研究领域，大量研究者涌入这一赛道。很多成果侧重于放大战略红利，描绘多方共赢的美好图景，但对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域外大国长期形成的影响力等结构性约束讨论不足。

由此造成一种内外反差：国内舆论场对合作前景充满热情，而沿线国家社会层面普遍保持审慎观望。这种认知落差，不是简单的外部偏见，而是东南亚、中亚等地区长期地缘演化的客观结果。想要推动国际合作走深走实，就必须放下单向度的叙事框架，深入理解沿线地区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诉求。

海上丝绸之路：

地缘历史不是宣传素材，合作要尊重区域多元记忆

在讨论海上丝路时，常常出现一种倾向：选取部分历史片段，简化复杂的区域交往史，用来支撑合作叙事。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由来已久，海洋主权问题交织历史、法律、民族情感，不能简单归结为他国不理解中国善意。

历史叙事一旦被裁剪、美化，以此作为对外沟通的论据，很容易产生误解，削弱政策沟通的实际效果。美国、日本、印度在东南亚经营百年以上，已经形成深厚的经济纽带、社会联系与文化影响力，这是我们开展区域合作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

1、南海断续线争议：法律模糊性带来的长期治理挑战

南海断续线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47年民国政府划定的十一段线，后续经过北部湾划界谈判调整，形成现行九段线。这条界线承载着我国历史性海洋权利，在国内拥有深厚的社会共识，是民众心中不容动摇的海疆。

但在国际法学框架下，断续线的法律定性长期存在争议。它既不属于领海线，也不等同于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界限，对外解释时只能说明“它不是什么”，却难以用国际社会公认的法律语言清晰界定“它是什么”。

越南、菲律宾等国持续对断续线提出质疑，并借助国际仲裁、国际舆论放大自身主张。一旦我国开展南海油气开发等活动，极易引发当地民族情绪反弹。这一困境本质上来自历史遗留与国际法体系之间的错位。一方面，我国坚守自身历史性海洋权益；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海洋权益的认定更多依托现代海洋法体系。因此，南海问题很难依靠单纯的历史叙事获得国际共识，需要长期外交博弈、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升级。理解这种法律层面的模糊性，不是放弃自身权益，而是帮助我们更理性预判外部反应，制定更加稳妥的沟通策略。

2、重新理解郑和下西洋：国家远航不等于自由贸易传统

郑和七下西洋，经常被作为古代中国和平海洋交往的典范，用来佐证海上丝路的历史根基。但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单独解读。

明朝自洪武年间开始长期推行海禁政策，多次关停市舶司，禁止民间出海贸易，禁止民间交易海外商品，切断民间跨国商贸往来。在全面禁止民间下海的大背景下，永乐到宣德年间的郑和远航，是国家主导的大型远洋行动。

这支庞大船队，兼具搜寻前朝残余势力、清剿海盗、威慑海外藩国、介入区域冲突等多重政治目标。整个航行依靠朝廷财政全额供养，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民间贸易体系。任务结束之后，舰队迅速解散，明朝继续收紧海洋管控。把郑和远航简化为古代自由贸易交流，是对历史的选择性解读。

当然，这并不否定郑和远航在古代文明交流中的历史意义，但是不能直接把这段国家主导的航海史，平移到当代国际经贸合作叙事当中。当代“一带一路”依靠市场化企业、民间经贸往来，和明代官方远洋在主体、动力、目标上存在本质区别。

3、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一段复杂历史塑造的现实格局

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东南亚保持低调，依靠经济援助、产业投资持续深耕区域。

安倍时期推出价值观外交，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日本逐步走向区域地缘博弈前台。很多国内叙事默认东南亚民众普遍反感日本，但真实社会记忆远比这复杂。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击溃东南亚地区欧美殖民当局，客观瓦解西方殖民统治体系。不少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借助日本力量对抗殖民宗主国，为民族独立创造条件。缅甸昂山、印尼苏加诺等人，都曾与日本占领当局开展合作，战后继续领导本国摆脱殖民统治。

这段特殊历史，塑造了东南亚精英阶层对日本的复杂认知，不是简单的仇恨。日本也抓住这一历史遗产，持续开展经贸、人文交流，维持自身软实力。这提醒我们，区域国家的历史记忆具有多元性，不能用单一化的历史标签去理解他国社会心态。

4、印度文明底色：东南亚文明亲缘与区域竞争格局

很多国内舆论容易低估印度在东南亚的长期文化影响力。吴哥窟、普兰巴南神庙等文化遗存，婆罗门教、印度教文化曾经深刻塑造东南亚上层社会与民间习俗。时至今日，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天然存在文化亲近感。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增长，其地缘影响力不断向外辐射，成为东南亚地区重要力量。

回望近现代历史，我国曾经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这段历史在部分东南亚国家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后来调整政策，停止相关支持，但历史记忆不会快速消散。对比美国拥有完整价值体系输出能力，日本、印度依托上千年或者近现代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联系，我国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仍处在发展阶段。

当地华人社群大多希望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但主动保持政治层面距离，优先规避政治风险。优秀智库研究应当直面这些现实约束，而不是选择性忽略。历史可以作为文化交流资源，但不能被改造为支撑战略乐观预期的工具。

陆上经济带：

伊斯兰文明圈的多元社会，合作需要敬畏文明差异

陆上“一带一路”途经大量伊斯兰文化主导的国家。伊斯兰世界内部教派林立，教派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矛盾。从一战到当代，欧洲大国、美国先后介入中东事务，都没能彻底化解当地根深蒂固的族群、教派矛盾。

欧美国家拥有长期研究伊斯兰文明的学术积累，在中东反复试错，留下大量经验教训。相比之下，国内对伊斯兰社会、教派文化、地方社会结构的系统性研究仍然存在短板。

目前大量关于陆上丝路的研究，经济维度分析较多，伊斯兰本土学者参与深度不足，对区域社会文化风险评估相对薄弱。美国在中东的经验教训极具警示意义：

外来力量强行移植制度理念，简单套用外部标准改造当地社会，往往事与愿违。不同文明语境下，自由、平等、法治等概念内涵差异巨大，简单移植很容易引发社会排斥。

跨国宗教认同是不可忽视的变量，宗教认同天然具备跨国家边界的联动属性。我国新疆相关事务属于主权范围内事务，但在推进跨境合作时，宗教议题极易被外部势力炒作放大。

出海企业主体参差不齐，部分企业习惯于把国内的人际博弈思维带到海外，缺少跨文化沟通训练，容易在当地社区引发矛盾。这不是否定经贸合作的价值，而是提醒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经济利益不能自动抹平文化、宗教、族群差异。

当下部分研究存在“预测大跃进”现象，一味放大收益，淡化风险，迎合舆论风向。智库学者的使命不是烘托乐观氛围，而是独立客观研判。等到项目落地遭遇重大损失再反思，付出的外交、经济成本会十分高昂。智库要发挥预警功能，提前识别文化冲突、社会抗议、地缘变局等潜在风险，为企业出海提供风险培训，为政策优化提供依据。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与风险相伴而生。我们既不能陷入过度乐观的理想化叙事，也不能因为地缘复杂而否定对外合作的价值。沿线区域历史记忆多元，域外大国长期布局，文明、宗教、族群交织，决定了合作必然是长期、渐进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

高校智库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完善区域国别研究，吸纳不同领域学者，包括伊斯兰研究、东南亚研究专家共同参与评估，建立兼顾收益测算与风险研判的综合评估框架。地方政府在抢抓机遇的同时；

需要引导出海企业做好跨文化培训，尊重当地法律、习俗与社会传统。企业出海不能仅仅盯着项目利润，要坚持本地化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构建长久互信。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共建共享，共建就意味着尊重各方诉求，兼顾各方关切。合作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沟通、相互调适。摒弃失真的理想化叙事，正视地缘博弈、文明差异带来的挑战，理性评估机遇与风险，才能推动“一带一路”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真正实现多方共赢。

理性看待一带一路地缘现实中新路径-万祥军 | 一带一路·可持续研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