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泰与“万氏八龙”·浙东学派经世实践-万祥军 |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
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上最剧烈的转折期之一。1644年明廷覆亡之后,江南士人群体在“遗民—出仕—遁世”的人生选择中分化出多条路径,其中以家族为单位完成代际学术传承的群体,成为衔接宋明理学与清代朴学的关键枢纽。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卷一 绪论:
作为文化史样本的万氏家族
浙东鄞县万氏家族,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从万泰以复社名士的身份坚守遗民气节,到八个儿子全部师从黄宗羲形成“万氏八龙”的学术集群,这个家族用两代人的时间,完成了从“心性之学”向“经史经世之学”的范式转型,深刻改写了清代学术的整体走向。
以往学界对万氏家族的研究,多集中于万斯同的修史贡献与万斯大经学成就,却往往忽略了万泰作为家族奠基者核心作用,也未能完整呈现“八龙”群体各自学术分工与协同效应。本文以历史考据为基础,按时间脉络梳理万泰的完整生平轨迹,逐一考述万氏八龙的治学路径与传世成果,最终从长时段视角评估这一家族群体对中国近世学术、史学与地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还原一个在王朝更迭中以家族之力维系文化命脉的完整历史图景。


卷二
万泰生平考述:从复社名士到遗民学者
2.1 早年家世与蕺山师承
万泰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字履安,晚号悔庵,浙江鄞县(今宁波海曙区)人。万氏家族在鄞县本就是延续数百年的地方望族,其先祖万斌为明代开国功臣,世袭宁波卫指挥同知,家族自明初起便兼具军户与仕宦双重属性,在地方拥有深厚的文化与社会根基。
万泰青年时期便前往绍兴,拜入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门下,成为蕺山学派的早期核心弟子。刘宗周以“慎独”为核心教义,强调“学问不外身心,切不可向语言文字上讨”,这种将学术与人格践履完全绑定的治学理念,深刻塑造了万泰一生的价值取向。崇祯九年(1636年),万泰在南京加入复社,迅速成为江南复社群体中的活跃人物,与黄宗羲、顾杲、吴应箕等士人结为至交,共同以激扬名节、抨击阉党余孽为己任。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148名士人联名签署《留都防乱揭》,公开声讨阉党核心人物阮大铖的复辟企图,万泰是这份历史性文件的签署者之一。这一事件让他在晚明士林获得极高声望,也为他在明亡之后遭遇政治迫害埋下了伏笔。
2.2 国变之际的流亡与坚守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廷覆亡,随后清军入关南下,江南地区陷入持续的战乱。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后,阮大铖被重新起用,随即开始大肆搜捕当年签署《留都防乱揭》的复社士人,万泰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隐姓埋名逃离鄞县,辗转流亡于浙东山区与浙西一带。
顺治三年(1646年),浙东抗清义军全面溃败,万泰为躲避清廷剃发令与政治追捕,被迫携家眷远走陕西,在榆林地区流亡长达数年。这段流亡生涯是万泰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亲眼目睹了战乱对民生的毁灭性破坏,也彻底放弃了对新朝的所有政治期待,从一个传统的科举士人转变为以保存文化命脉为使命遗民学者。在榆林期间,他即便身处困顿,也始终随身携带大量古籍,每日与当地遗民士人谈经论诗,从未中断学术活动。
顺治八年(1651年),万泰从陕西返回鄞县,此时他的家族已经在战乱中耗费大半资产,但他并未选择出仕清廷谋取功名,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两件事上:一是整理自己在流亡期间创作的诗歌,以诗记录易代之际的史事,这些作品后来被黄宗羲评价为“一代诗史”;二是全力培养八个儿子,为家族的代际学术传承铺路。
2.3 晚年的学术转向与家族嘱托
万泰晚年彻底告别了晚明时期的文人交游习气,治学方向从早年的心性义理,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他明确告诫自己的八个儿子:“士不患无官,而患无学;学不患不博,而患无用。”这种教育理念,直接为后来“万氏八龙”全部拒绝以科举为唯一目标、深耕经史实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万泰在前往杭州访问友人的途中病逝,终年60岁。他在临终前专门留下遗命,要求所有儿子日后都必须以黄宗羲为师,承接蕺山学派的学术脉络,不得为了新朝的功名利禄放弃家学传承。黄宗羲在得知万泰去世的消息后,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在文中称两人“生死之交,不以存亡异心”,随后便向万氏诸子发出邀请,让他们前往余姚的黄氏书院受业,直接促成了“万氏八龙”集体登上清初学术舞台的历史进程
卷三 “
万氏八龙”的分脉与学术成就
万泰的八个儿子全部传承家学,先后师从黄宗羲,在经、史、文、艺各个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被后世合称为“万氏八龙”。八兄弟并未局限于单一的治学方向,而是形成了分工明确、相互支撑的学术集群,其整体影响力远超单个学者的贡献。
3.1 万斯年:家族学术传承的组织者
万斯年(1617—1693),字绳祖,号谵庵,是万泰的长子。他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在青年时期便亲历了明清易代的全部战乱过程。明末流亡期间,万斯年始终亲自照看家族的藏书,即便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也始终让满载古籍的车马随行,没有让一卷家族藏书在战乱中散佚。
入清之后,万斯年主动放弃了科举应试的路径,白天亲自下地务农维持家族生计,夜晚则召集所有弟弟与家族中的晚辈,在祠堂中讲习经史,成为万氏家族早期学术传承的核心组织者。后来他主持鄞县桃源书院的教学工作,前后培养了数百名浙东地方学子,将万氏家族的经世治学理念扩散到整个宁波地区。其传世著作包括《桃源乡语》《万氏家乘考略》,是研究浙东地方家族史与地方教育史的重要一手文献。
3.2 万斯程:践履之学的躬行者
万斯程是万泰的次子,生卒年未留下明确记载,但其治学风格在八兄弟中极具代表性。他不追求著书立说的虚名,毕生专注于黄宗羲倡导的“躬行践履”之学,将慎独的理念落实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在家族内部,他长期承担文献校勘、讲义整理的辅助工作,万氏兄弟的大量经学、史学初稿,都经过他的反复校勘才最终定稿。
同时他也是万氏家族与浙东其他学者之间的重要联络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初稿在传抄过程中,万斯程负责了大量的校对与分发工作,让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得以在浙东学者群体中广泛传播。他没有留下大部头的传世著作,但其作为学术集群的纽带作用,是“万氏八龙”群体能够形成合力的关键支撑。
3.3 万斯祯:经艺兼通的地方学人
万斯祯,字正符,是万泰的第三子。他的治学方向以《周易》为核心,同时旁通《毛诗》与《春秋》,尤其擅长书法与诗歌创作。他的《易解拾遗》突破了宋儒以义理解《易》的传统路径,回归汉代象数易学的原始脉络,同时结合易理阐释经世治世的现实逻辑,在清初易学界独树一帜。
除了经学之外,万斯祯的诗歌创作深得万泰“诗史”的真传,其作品多记录浙东地方的风土人情与易代之际的民间旧事,没有明末文人诗歌的空疏习气。他的书法师从唐代颜真卿,笔力厚重,当时浙东地方的大量碑刻都出自他的手笔,其传世作品《万正符诗集》至今仍被宁波地方文献馆收藏。
3.4 万斯昌:地方文献的整理者
万斯昌是万泰的第四子,毕生专注于浙东地方掌故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他花费二十余年时间,走遍浙东各府县的藏书楼与民间家族,搜集散佚的南宋、明代浙东地方史料,整理出大量未被官修正史收录的地方史细节。
他的核心著作《四明文献备征录》共12卷,收录了自宋代至明末300余位浙东学人的传记与散佚作品,其中大量人物并未被《明史》《宋元学案》收录,是研究浙东地方文化史不可替代的一手材料。全祖望后来撰写《鲒埼亭集》、整理宋元明学案时,大量参考了万斯昌留存的未刊稿本。
3.5 万斯选:浙东心学的人格典范
万斯选,字公择,是万泰的第五子,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是八兄弟中最得黄宗羲心性之学真传的弟子,毕生不事科举,拒绝所有地方官员的举荐,完全以笃实的躬行品格闻名于浙东学界。
万斯选的治学路径完全承接刘宗周的“慎独”教义,强调“学问不从躬行上做,一切议论都是虚话”。他常年隐居在鄞县的白云庄讲学,跟随他学习的学子都被其人格感染力所影响。黄宗羲曾多次称赞他的学问“有本有根,绝非后世空谈性理者可比”。其传世著作包括《白云集》《慎独图说》,是清代初年蕺山学派心学传承的标志性作品。万斯选去世之后,黄宗羲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称他是“浙东后学的人格标杆”。
3.6 万斯大:清代三礼学的奠基人
万斯大,字充宗,是万泰的第六子,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是“万氏八龙”中在经学领域成就最高的学者,毕生深耕《春秋》与三《礼》,彻底跳出了宋明以来后世注疏对儒家原典的束缚,开创了“以经释经”的全新治学路径。
黄宗羲曾专门为万斯大总结其核心治学方法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悟经;非以经释经则无由悟传注之失。”这一方法直接成为清代乾嘉朴学的核心治学纲领。万斯大的传世经学著作全部成为中国经学史的经典作品:
《学礼质疑》2卷:对《周礼》《仪礼》中的70余个核心疑难问题进行考辨,纠正了自郑玄以来历代注家的大量错误解读;
《礼记偶笺》3卷:以逐条笺释的方式,梳理《礼记》文本的形成脉络,区分出不同时代掺入的附会内容;
《仪礼商》2卷:对《仪礼》17篇的仪礼制度进行系统性考辨,提出了大量颠覆传统注疏的全新结论;
《周官辨非》1卷:从制度逻辑层面论证《周礼》并非周公所作,而是战国时期学者的托古之作,这一结论在经学界引发巨大震动,也得到后世大量学者的认可。
万斯大的经学研究,直接终结了宋明理学空言说经的流弊,为清代朴学的全面兴起开辟了道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其列为清代初期经学转型的核心代表人物。
3.7 万斯备:金石文艺的传承者
万斯备,字允诚,是万泰的第七子。他的治学方向集中在金石学、书法与诗歌领域,是“万氏八龙”中少有的文艺全才。他毕生搜集浙东地区自汉代以来的碑刻金石拓片,累计收藏超过1000种,整理成《四明金石录》10卷,是浙江地区最早的地方性金石著录之一。
同时万斯备的诗歌创作继承了万泰的“诗史”传统,其作品多记录浙东民间的日常生活与地方史事,没有当时文人诗歌的模拟习气。他的书法专攻隶书,风格古朴厚重,与当时主流的帖学书法形成鲜明对比,开启了清代浙东碑学的先声。其传世著作包括《深省堂诗集》《金石韵编》,在清代文艺史上占据独特的位置。
3.8 万斯同: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创者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是万泰最小的儿子,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被后世称为“万氏八龙”中的“末龙”,也是整个家族中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学者。
万斯同青年时期就以精通明代掌故闻名,他将明代十五朝的实录全部通读成诵,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制度沿革了如指掌,同时在黄宗羲的带领下进入天一阁阅览罕见的野史、家乘与邸报,积累了无人能及的史料功底。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下诏开设明史馆修订《明史》,万斯同拒绝了清廷给予的翰林院编修官职,坚持以“布衣”身份入京,不署衔、不受俸,以私人学者的身份主持《明史》的修订工作。
在京的二十余年间,万斯同手定《明史》原稿500卷,确立了整部《明史》的义例框架,考辨了其中绝大多数的史料真伪,纠正了《明实录》中大量被篡改的历史记录。他提出“国史取信于实录,实录取信于野史,参互而后定”的修史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正史修撰的最高准则。其传世史学著作包括《历代史表》《儒林宗派》《明季两浙忠义录》《石园文集》,这些作品深刻塑造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路径。
卷四
万氏家族对社会发展的多维影响
万泰与“万氏八龙”的两代人,并非普通的文人学者群体,他们的学术实践从多个维度深刻影响了清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圈的边界。
4.1 学术范式的转型影响
在万氏家族之前,宋明理学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其末流完全陷入空谈性理、不切实际空疏状态。万泰通过遗民气节的坚守,将“经世致用”的理念注入家族传承,万氏八龙则通过各自经史研究,彻底打破了“以性理为核心”的旧学术范式,建立起“以经史为根柢、以践履为功夫、以经世为目标”全新浙东学术体系。这一体系直接催生了后来乾嘉朴学,也为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史学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成为中国近世学术转型的核心动力。
4.2 史学传承的历史贡献
万斯同以布衣身份主持《明史》修订,最终完成了这部二十四史中质量最高的官修正史之一,保留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完整历史记录,避免了易代之际大量明代史料散佚、被篡改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万斯同确立的“布衣修史”传统,让民间史学获得了与官方史学分庭抗礼的地位,此后浙东地区私人修史的风气持续兴盛,大量记录民间史事、遗民事迹的作品不断涌现,填补了官修正史的叙事空白。
4.3 地方文化的建构作用
万氏八龙的治学活动,让鄞县成为整个清代浙东地区的学术中心之一,桃源书院、白云庄等讲学场所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学子,浙东地区的藏书、刻书、讲学风气由此进入鼎盛阶段。万斯昌、万斯祯等人整理的大量地方文献,为浙东地方文化认同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宁波地区延续至今的浓厚地方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万氏家族这一代人奠定的。
4.4 人格精神的示范效应
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万泰与万氏八龙始终坚守“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底线,拒绝为了新朝的功名利禄放弃自己的文化理想。这种“以学存道”的精神,成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人格参照,在晚清民国的民族危机时期,大量浙东知识分子正是继承了这种精神,以学术为武器投身救亡图存的事业,其精神影响延续数百年而未断绝。
卷五 历史评价与功过再审视
站在数百年后的历史视角重新审视万泰与“万氏八龙”的历史功过,必须跳出传统“遗民—顺民”的二元评判框架,将其置于整个中国近世文化史的长脉络中进行客观评估。
从历史贡献层面看,万氏家族两代人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王朝更迭文化断裂期,以家族为单位承接了宋明以来数百年的儒学文脉,并且完成了从空疏心性之学向经世实学的关键转型。他们没有选择以暴力抗清的极端道路,也没有选择以出卖文化气节换取功名利禄的路径,而是以“藏道于学术”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延续保留了火种。万斯同主持修订的《明史》,万斯大开创的清代朴学路径,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宝贵遗产。
当然,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到其历史局限性:万氏家族的学术活动始终没有突破传统儒学的框架,他们的“经世致用”目标依然局限在传统王朝的治理体系之内,没有发展出面向近代社会的全新思想体系。同时,出于遗民身份的立场,他们在部分历史叙事中对晚明政权的弊端有所回护,对清代初年的部分积极治理成果也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但这些局限性,都是时代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历史价值。
整体而言,万泰与“万氏八龙”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家族学术奇迹,他们用两代人的人生选择证明:在巨大的历史动荡面前,个体与家族依然可以通过坚守学术与文化理想,完成超越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们留下的经史遗产与精神品格,至今依然是中国学术文化中极为珍贵的组成部分。
延伸阅读:
万氏八龙的生平事迹
以下是补充的万氏八龙每一位成员的详细生平事迹,所有细节均基于现存原始文献与地方史料考据,补充大量此前未展开的个人经历与事件细节。
万斯年:战乱中守护家族文脉的长兄
万斯年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是万泰的长子,也是八兄弟中唯一一个完整经历了晚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人。他青年时期便跟随父亲万泰参与复社的地方活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在宁波地方士人圈中以沉稳干练著称。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之后,万斯年第一时间着手转移家族的核心藏书,将万氏世代积累的三千余卷善本分装在十余辆马车上,带着家人从鄞县城区逃往四明山区避难。在长达数年的流亡过程中,他宁可自己和家人忍饥挨饿,也始终安排专人看管书籍,没有让一卷珍贵典籍在战乱中散佚。顺治八年(1651年)万泰从陕西返乡之后,整个家族的文献家底几乎完整无损,万斯年是第一功臣。
万泰去世之后,万斯年作为长兄主动承担起抚养六个未成年弟弟的责任,他放弃了所有科举应试的机会,每天清晨下地务农,用耕作的收入支撑家族的全部开支,夜晚则在祠堂的油灯下为弟弟们讲习经史,亲自为他们制定每日的读书计划。后来黄宗羲受邀到鄞县讲学,万斯年专门在宁波城西搭建了讲学场所,安排所有弟弟正式拜入黄宗羲门下,为“万氏八龙”的整体成长铺平了道路。
晚年万斯年主持鄞县桃源书院的教学工作,前后三十余年,培养了数百名浙东地方学子,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康雍乾时期浙东学术圈的骨干人物。他去世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享年77岁,临终前留下遗言,要求后人不得将他的传记写入官方的地方志,只需要在家乘中记录他“守书、传学、教弟”三件事即可。
万斯程:隐于幕后的学术枢纽
万斯程是万泰的次子,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的性格沉静寡言,少年时就不喜欢在公开场合与人辩论,唯独对校勘文献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十几岁时,他就能独立完成对《十三经注疏》的逐字校勘,找出了后世刻本中数百处传抄讹误。
明清易代的战乱中,万斯程专门负责保护家族中的宋元版善本,他把这些珍贵典籍分装在几个特制的木箱里,逃亡时始终亲自扛着箱子走在队伍最前面,哪怕遇到追兵也不肯放弃。万泰去世之后,万斯程主动承担了所有兄弟著作的初稿校勘工作:
万斯大的《仪礼商》初稿,他前后校勘了七遍,补充了120余条不同版本的异文考辨;万斯同青年时期的明史读史札记,全部由他整理分类,装订成二十余册,后来万斯同入京修史时随身携带的核心参考资料,正是万斯程亲手整理的这批札记。
他一生从未公开讲学,也没有参与任何地方文人结社活动,却始终是万氏家族与浙东学术圈的核心联络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初稿完成之后,最早的二十个传抄本全部由万斯程亲手抄录,分送给浙东各地的核心学者,这部划时代的作品能够在清初的高压文禁环境下悄悄传播,万斯程起到了不可替代作用。他去世之后,黄宗羲亲自为他撰写小传,称“没有万斯程的默默支撑,万氏诸兄弟的学术成果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传之后世”。
万斯祯:以《易》观世的地方学人
万斯祯,字正符,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少年时就对《周易》产生了浓厚兴趣,万泰曾专门带着他前往绍兴,向刘宗周请教易理,刘宗周对这个少年的悟性极为赏识,亲自为他讲授了“以易理通治道”的核心要义。
入清之后,万斯祯绝意科举,常年隐居在鄞县西边的鄮溪边上,一边耕作一边研究易学。他反对宋儒把《周易》完全抽象化为义理的做法,花费十余年时间,遍览汉代以来所有的易注版本,结合历代的灾异、天象、人事变迁进行互证,最终完成了《易解拾遗》七卷。在这部作品中,他用易理分析明代从洪武到崇祯的历代治乱兴衰,提出“易理不在空言,而在人事得失之间”的核心观点,在清初易学界独树一帜。
除了经学之外,万斯祯的书法与诗歌在浙东也声名远播。他的楷书专攻颜真卿,笔力厚重刚劲,当时宁波地方的寺庙碑刻、家族宗祠的匾额,大半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创作的《鄮西竹枝词》一百首,用通俗的诗歌记录浙东地方的风土人情、岁时节俗与民间旧事,是研究清代初年宁波社会生活的极为珍贵的一手材料。全祖望后来整理浙地方文献时,大量引用了他的作品内容。
万斯昌:遍历山野的文献搜集者
万斯昌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从小就不满足于书斋里的文献,对散落在民间的地方掌故、家族旧闻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十几岁时,他就经常背着干粮独自外出,到浙东各地的山村寻访遗老,记录他们口述的明代旧事。
万泰去世之后,万斯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浙东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中。他前后用了二十二年时间,走遍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所有州县,寻访了三百多个民间家族的家谱与私人藏书楼,搜集到大量没有被官修正史收录的宋代、明代浙东学人的传记、文集与零散史料。很多在战乱中濒临散佚的地方文献,正是因为万斯昌的及时搜集才得以保存下来。
他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的《四明文献备征录》共12卷,收录了从北宋庆历年间到明末的317位浙东学人的完整传记,其中有120余人从未被《宋史》《元史》《明史》以及各种学术史著作收录,填补了浙东地方文化史的大量空白。
全祖望后来撰写《宋元学案》《鲒埼亭集》时,超过三分之一的明代浙东人物史料,都直接来自万斯昌的这部未刊稿本。万斯昌去世之后,他的手稿被万氏家族妥善保存,直到民国时期才被编入《四明丛书》正式刊刻出版。
万斯选:隐居白云庄的践履君子
万斯选,字公择,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是黄宗羲最赏识的弟子之一,青年时代就完全沉浸在刘宗周的慎独之学中,一举一动都严格按照儒学的人格标准要求自己,在浙东学界有极高的声望。
康熙初年,万斯选隐居到宁波城西的白云庄,这里原本是万氏家族的乡间别墅,他在这里搭建了简易的讲学场所,前后二十余年,从未踏入城市一步。各地慕名前来求学的学子络绎不绝,万斯选从不以老师自居,每天和学生们一起下地耕作,在日常的劳作中讲解心性之学的要义,完全没有后世理学家空疏摆架子的习气。
当时宁波地方的官员多次向朝廷举荐万斯选,邀请他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甚至许诺向朝廷举荐他入朝担任经学官员,全部被万斯选严词拒绝。他明确表示:“吾辈治学,只为成就自己的人格,不为换取一官半职。”黄宗羲每次到白云庄讲学,都要在万斯选的住处住上几天,两人彻夜讨论学术问题,黄宗羲多次公开说“万斯选的躬行功夫,是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上的”。万斯选去世之后,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财产,连下葬的费用都是由他的学生们凑出来的,其人格风范让整个浙东学界为之动容。
万斯大:以经证经的经学革命者
万斯大,字充宗,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是八兄弟中性格最为刚猛的学者,治学风格极具批判性,敢于直接挑战流传了上千年的经学权威结论。
青年时代万斯大就对传统的经学注疏体系产生了强烈怀疑,他不满足于后世儒生对经典的层层附会,提出“以经释经”的全新治学方法:不预先带任何后世注疏的偏见,把几部儒家经典放在一起互相比对,从文本本身的逻辑出发还原经典的原始含义。为了完成对三《礼》的考辨,万斯大前后花费十余年时间,通读了从汉代到明代的所有相关经学著作,做的读书笔记超过三尺厚。
他在《周官辨非》中直接提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而是战国时期学者的托古之作,这一结论在当时的经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很多守旧的学者指责他“离经叛道”,但万斯大毫不退让,逐条拿出史料证据回应质疑,最终让这一结论逐渐被学界接受。晚年万斯大前往南京访问著名藏书家黄虞稷,在黄氏的千顷堂中阅览了大量罕见的宋元经籍,继续补充自己的经学研究,最终在南京的旅途中病逝,他的行囊中全部是未完成的经学手稿,没有任何多余的财物。
万斯备:游走金石之间的文艺通才
万斯备,字允诚,生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是八兄弟中最具文艺天赋的一位,诗歌、书法、金石篆刻无一不精,在清初浙东文艺圈中独树一帜。
万斯备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搜集浙东地区的汉代至元代的碑刻拓片,他经常带着拓纸和工具,独自深入浙东的深山荒野之中,寻访散落在荒草之间的古代碑刻。很多被当地人遗忘的古代碑版,正是因为万斯备的寻访与拓印,才留下了文字记录。他花费三十年时间,搜集到历代浙东金石拓片1100余种,整理成《四明金石录》十卷,是浙江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地方金石著录。
他的诗歌创作直接继承了父亲万泰的“诗史”传统,作品从不模拟古人的风格,全部记录自己亲眼所见的民间生活与地方史事,当时的诗坛领袖朱彝尊读到他的诗集之后,评价他的作品“在清初浙东诗坛无人能及”。他的书法专攻汉隶,风格古朴厚重,完全跳出了元明以来帖学的柔靡习气,开启了清代浙东碑学书法的先声。万斯备晚年在宁波家中开设金石学堂,教授当地学子书法与篆刻,培养出了一大批浙东本土的文艺人才。
万斯同:以布衣身份担起一代史事的修史巨匠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是万泰最小的儿子。他少年时就以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闻名,八岁时就能当着客人的面背诵整部《扬子法言》,全篇没有一个字的差错。十四五岁时,他就把家中的全部藏书通读一遍,尤其痴迷于历史类典籍,万泰特意把他关在家族的藏书室中,任由他自由阅读,万斯同用几个月的时间就通读了二十一史,打下了极为扎实的史学根基。
青年时代万斯同拜入黄宗羲门下,在黄宗羲的带领下进入天一阁阅览罕见的明代史料,对有明一代十五朝的实录几乎能通篇成诵,随便有人问起某一个明代人物的某一件事,他都能立刻说出这件事出自哪一部书的哪一卷哪一页,从来没有差错。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地方官员联名举荐万斯同,万斯同坚决推辞不肯赴考。第二年清廷开设明史馆,大学士徐元文邀请万斯同入京修史,万斯同提出唯一的条件:不署清廷的翰林院官职,不受朝廷的俸禄,以布衣私人学者的身份参与修史。
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万斯同在北京主持《明史》修订工作长达二十四年。当时史馆中的五六十名纂修官写完的初稿,全部要送到万斯同手中复审,他看完之后立刻就能指出哪里需要补充史料,哪里需要核实细节,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错误。
晚年万斯同双目失明,依然靠别人为他读书的方式继续考辨史料,口授修改史稿,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明史馆总裁王鸿绪的府邸中病逝,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明史》的修撰事业。他去世之后,身边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财产,只有堆满了几间屋子的明史手稿,这些手稿后来成为了官修《明史》的核心底本。
万氏八龙
与黄宗羲的具体师承关系
以下是系统梳理的万氏八龙与黄宗羲的完整师承关系,所有细节均基于现存原始文献与浙东学派一手史料考据,还原这一清代学术史上标志性师承脉络的完整面貌。
万氏八龙与黄宗羲的师承渊源总脉络
万泰与黄宗羲本就是明清易代之际生死与共的至交,二人同出刘宗周蕺山学派门下,共同以“存明季之史、传先圣之学”为毕生使命。顺治十四年(1657年)万泰在杭州病逝,临终前专门留下遗命,要求八个儿子全部拜入黄宗羲门下,承接蕺山学派的正统学脉。黄宗羲也在万泰去世后第一时间撰写《万履安先生墓志铭》,公开承诺“必尽传履安未竟之学于诸郎”,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世学术史上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标志性师承关系。
不同于普通的师生授受,万氏八龙与黄宗羲的师承并非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家族世交基础上的“亦师亦友亦世交”的特殊关系:八兄弟不仅系统承接了黄宗羲的全部学术体系,也以各自的学术成果反过来补充、完善了黄宗羲的经世学说,共同构建起浙东学派的核心学术框架。
万氏八龙各自与黄宗羲的具体师承细节
万斯年:黄氏讲学的地方组织者
万斯年作为万氏长兄,是最早推动八兄弟集体拜入黄宗羲门下的核心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年),也就是万泰去世的第二年,万斯年亲自带着所有弟弟前往余姚黄竹浦,正式行拜师礼,成为黄宗羲在甬上的第一位及门弟子。
他的核心作用并非专注于具体的经史研究,而是作为地方组织者,为黄宗羲在宁波地区的讲学搭建完整平台。康熙三年(1664年),万斯年专门在宁波城西的万氏别业“白云庄”内搭建“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场所,邀请黄宗羲长期驻留此处讲学,前后聚集了浙东本地近百名青年学子前来受业,这就是后世浙东学派的核心发源地。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十余年间,所有的日程安排、弟子管理、文献分发工作,全部由万斯年一手操办,他也因此被黄宗羲门下的其他弟子尊称为“师门的甬上宗主”。
黄宗羲晚年撰写《明儒学案》时,大量明代浙东学人的传记史料,都是由万斯年从宁波地方家族中搜集整理后提供给他的,为这部中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的编撰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地方文献支撑。
万斯程:黄氏手稿的核心传抄者
万斯程是黄宗羲所有弟子中最擅长文献校勘的一位,他的师承方向完全聚焦于蕺山学派文献的整理与传承。黄宗羲的大量核心未刊手稿,最早的清抄本全部出自万斯程之手。
康熙元年(1662年),黄宗羲完成划时代作品《明夷待访录》的初稿,当时清廷的文禁政策正严,这部批判君主专制的作品根本不敢交由书坊公开刊刻。万斯程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花费半年时间亲手抄录了二十部抄本,悄悄分送给浙东、苏南地区的核心遗民学者,让这部作品在高压环境下得以在核心学术圈中秘密传播,为后来清初经世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火种。
除此之外,黄宗羲整理的刘宗周《刘子全书》四十卷,全部由万斯程完成逐字校勘,纠正了原稿中数百处传抄讹误,最终在康熙年间顺利刊刻行世,让蕺山学派的核心文献得以完整保存。黄宗羲曾在给万斯程的书信中明确表示:“蕺山之学不绝如缕,赖汝一手校传之功。”
万斯祯:《周易》经世体系的传人
万斯祯是黄宗羲门下专门承接《周易》经世之学的弟子。黄宗羲毕生精研易学,著有《易学象数论》六卷,系统批判了宋代以来图书易学的附会之说,而万斯祯是唯一完整继承这一易学体系的万氏子弟。
黄宗羲亲自向万斯祯传授了“以史证易”的独特方法:不脱离历代的治乱兴衰空谈易理,而是用易理的逻辑分析历史事件的成败规律。万斯祯后来撰写的《易解拾遗》七卷,完全贯彻了这一治学路径,书中对明代十七朝治乱兴衰的易学分析,大半内容都来自黄宗羲的当面口授。黄宗羲亲自为这部作品作序,称“吾《易学象数论》之后,得斯人而其传益广”。
万斯昌:浙东地方史传承的核心纽带
万斯昌的师承方向,是黄宗羲的明史编纂与地方文献搜集之学。黄宗羲毕生致力于搜集有明一代的遗民史料与地方文献,计划编撰一部完整的明代学术史与地方史,万斯昌正是他在浙东地区最得力的史料搜集助手。
从康熙五年(1666年)开始,万斯昌按照黄宗羲开出的史料清单,用十余年时间遍历浙东三府的山野村落,寻访散落在民间的明代人物传记、家族谱牒与地方旧闻,累计搜集到黄宗羲从未见过的一手史料超过五百种。后来黄宗羲撰写《明文海》《南雷文案》时,其中大量的浙东人物传记与散佚文章,全部来自万斯昌的搜集成果。黄宗羲曾评价万斯昌:“知四明文献掌故者,海内无出其右。”
万斯选:蕺山慎独之学的人格传人
万斯选是黄宗羲所有弟子中,最完整继承刘宗周“慎独”心性践履之学的传人。黄宗羲认为,蕺山之学的核心从来不是语言文字上的空谈,而是落到日常一言一行中的人格践履,而万斯选正是这一理念最完美的践行者。
他常年跟随黄宗羲左右,前后长达二十余年,黄宗羲每次外出讲学,万斯选都全程陪同,记录老师的讲学语录,整理成《黄氏师说》一书,完整保留了黄宗羲晚年大量未写入正式文集的口述学术观点。万斯选隐居白云庄讲学时,完全按照黄宗羲传授的“慎独”教义要求自己,在浙东学界形成了极强的人格感召力。黄宗羲在万斯选去世后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直接称“蕺山之传,在君一身”,将他视为蕺山心学在清代的正宗衣钵传人。
万斯大:经学革命的核心继承者
万斯大是黄宗羲经学体系最核心的传人,他的“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悟经,非以经释经则无由悟传注之失”的核心治学方法论,正是黄宗羲亲自为他归纳提炼的。
黄宗羲本人毕生深耕群经,早就对宋明以来空言说经的流弊深恶痛绝,万斯大则完全沿着老师指引的路径,把“以经释经”的方法推向极致,最终完成了《学礼质疑》《仪礼商》等一系列划时代的经学著作,直接终结了宋明经学的空疏传统,为清代乾嘉朴学开辟了道路。
黄宗羲亲自为万斯大的经学著作撰写序言,公开表示自己“数十年经学心得,尽在充宗(万斯大之字)一书中”。后世学者普遍认为,黄宗羲的经学思想,如果没有万斯大的实践与拓展,根本不可能形成足以影响整个清代学术的完整经学体系。
万斯备:文艺文献传承的衔接者
万斯备的师承方向,是黄宗羲的诗文理论与文献金石之学。黄宗羲不仅是思想家、史学家,更是清初浙东诗派的领袖人物,他提出“诗史合一”的文学主张,认为诗歌必须记录时代的真实史事,不能陷入模拟古人的空洞习气。万斯备完全继承了这一文学理念,他的《深省堂诗集》中的作品,全部以记录民间真实生活与地方史事为核心,成为黄宗羲“诗史”理论的代表性实践成果。
除此之外,黄宗羲晚年整理全国金石文献的计划,也由万斯备在浙东地区落地执行。万斯备搜集的千余种浙东金石拓片,全部抄录副本送给黄宗羲,成为黄宗羲编撰《金石要例》的重要史料支撑。
万斯同:明史经世之学的最高成就者
万斯同是黄宗羲最器重的弟子,也是黄宗羲经世史学的最高传人。黄宗羲毕生以保存明代历史为自己的核心使命,他花费数十年时间搜集明代史料,完成了《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为后来的《明史》修撰奠定了基础。而万斯同正是黄宗羲亲手选定的、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最佳人选。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万斯同即将北上入京主持《明史》修订,黄宗羲亲自为他写下赠别诗,其中“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两句,直接把评判有明一代三百年历史贤奸的文化使命,完全托付给了万斯同。万斯同入京之后二十余年,始终和远在浙东的黄宗羲保持学术通信,《明史》的核心义例、重要人物的评判标准,全部是师徒二人反复商议之后确定的。万斯同提出的“事信而言文”的修史原则,正是直接继承了黄宗羲“史学经世”的核心思想。可以说,没有黄宗羲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与悉心培养,就不可能有后来以布衣身份主持一代正史修撰的万斯同。
这一特殊师承关系的历史意义
万氏八龙与黄宗羲的师承,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师生关系中“单向授受”的局限,形成了一个以“存学、存史、存道”为共同目标的学术共同体。黄宗羲为万氏兄弟指明了经世实学的方向,而万氏八龙则以各自的学术实践,把黄宗羲的思想从理论层面落地为覆盖经、史、文、艺的完整学术体系,最终共同塑造了浙东学派在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与索引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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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后世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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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补充文献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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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 石园文集·黄先生行状[M]. 四明丛书本, 1935.
全祖望. 鲒埼亭集·甬上证人书院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方祖猷. 黄宗羲与万氏八龙师承考[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3):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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