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万经四朝人生的历史本真 锚定清初浙东学派家学与书艺双维度 

在清初浙东学派的传承谱系中，万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乾隆六年（1741），一生横跨顺、康、雍、乾四朝，亲历了清初学术由经世致用向乾嘉考据过渡的完整过程。作为万氏八龙核心人物万斯大之子、万斯同之侄，万经不仅完整承接了浙东万氏的经史家学，更在金石书法领域开辟出独树一帜的艺术路径，成为清代前中期碑学思潮兴起的重要先驱。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情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引言

以往学界对万经的研究多分散于书法史片段与浙东学派人物考略中，未能将其生平、学术、艺术与历史影响置于完整的时代脉络中系统梳理。本文以传世文献与新近发现的地方史料为基础，分阶段还原万经的人生轨迹，考辨其学术贡献与艺术成就，并以历史主义视角对其功过与历史地位作出客观评价。

家世与早年成长：

浙东万氏家学的濡染

万经的成长始终与浙东万氏家族的学术传统深度绑定。明清之际的鄞县万氏，以“万氏八龙”名震东南，万泰的八个儿子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祯、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备、万斯同均承黄宗羲之教，各以经史、气节名世。万经之父万斯大，是清初著名经学家，毕生穷研《三礼》，著有《礼记集解》，其为人刚毅尚义，曾冒着风险为抗清志士张煌言营葬，这种品格直接注入了万经的精神底色。

万经自幼便在家族的讲经氛围中成长，康熙六年（1667），万斯大与同郡学人在宁波创建讲经会，年少的万经便随父列席，旁听浙东名儒质疑问难。他17岁时正式拜入黄宗羲门下，亲闻刘宗周的蕺山之学，后又问业于应撝谦研习性理，向阎若璩请教《通鉴》地理笺释，青年时期便搭建起横跨经史、性理、地理的完整知识体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38岁的万经入京，寄居叔父万斯同的私邸，参与万斯同主持的《明史》修纂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直接接触到了大量明代宫廷档案与一手史料，为日后整理《明鉴举要》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当时多数埋头八股的士人不同，万经早年便对金石隶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京期间结识了清初隶书名家郑簠（郑谷口），正式拜入其门下学习汉隶，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更让他成为连接明末帖学与清代碑学的关键枢纽。

仕宦生涯：

从翰林院编修到贵州学政

康熙四十二年（1703），44岁的万经考中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正式进入清代官方学术体系。这一时期的万经，深度参与了康熙朝的大型文化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奉旨参与编纂《康熙字典》。他凭借深厚的经史与金石功底，负责部分篆隶异体字的考辨工作，为这部字典的严谨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康熙五十四年（1715）前后，万经被外放为贵州学政。在偏远的西南边地，他并未因远离中枢而荒废学术，反而大力整顿当地的文教风气，选拔寒士，刊刻乡贤著作，推动了黔地经学与金石研究的起步。全祖望后来在《九沙万先生传》中评价其贵州任上“以经术饬士，黔人始知有汉儒之学”，足见其对西南文教的深远影响。

万经仕宦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是在《南山集》案中仗义营救方苞。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因作序牵连入狱，朝野上下无人敢施以援手，唯有万经不顾自身仕途风险，多方奔走营救，最终让方苞得以保全性命并入值南书房。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万经继承自万斯大的刚正尚义品格，也让他在江南士林中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雍正初年，万经受命督办通州城工，这一事件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因工程浩大、经费筹措困难，最终导致他“家产已罄”，被朝廷罢官除名，从一位翰林院编修跌落为一介布衣，晚年只能靠鬻字维持生计。

罢归后的学术生涯：

万氏家学的系统整理

罢官归乡之后，万经并未因仕途挫败而消沉，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家族数代学术遗产的系统整理中，成为浙东万氏家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核心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经学传承：增补父亲万斯大的《礼记集解》数万言，补全了万斯大生前未完成的《礼记》部分篇目疏解，订正了此前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数十处经文讹误，让这部清初《礼》学重要著作最终以完本行世。

史学赓续：订正堂兄万言的《尚书说》，重修叔父万斯同的《列代纪年》，又以万斯同遗留的《明史》残稿为基础，与万言先后纂成《明鉴举要》，这部著作以编年体梳理明代史事，保留了大量万斯同修史时未被官方删改的原始观点，成为后世研究明史的重要补充文献。

方志修订：以万斯同、万斯选早年纂修的康熙《宁波府志》为底本，重修完成雍正《宁波府志》。该志体例严谨，增补了大量明末抗清人物的传记资料，在清代官修方志中极具特色，至今仍是宁波地方史研究的核心文献

家学总结：晚年他整理家族数代人的著述与学术观点，编成《万氏经学》《万氏史学》两部著作，将万氏八龙以来的家族学术脉络系统化，为浙东学派的传承留下了清晰的谱系记录。

万经晚年虽被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科举荐，但他以年老为由坚决辞不赴召，彻底断绝了重返仕途的念头，以遗民般的姿态完成了对明清易代之际浙东学术的最后收束。

书法艺术与《分隶偶存》：

清代碑学的先声

在学术之外，万经的隶书创作与书学理论，是他留给中国艺术史的另一笔重要遗产。他的隶书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阶段：完全承袭郑簠的“草隶”风格，笔势飞动，秀逸洒脱，带有明显的晚明帖学余韵，作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隶书七绝诗轴》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中年阶段：罢官之后他深入浸淫汉碑，尤其醉心于《曹全碑》，主动舍弃早年的纤秀飘逸，转向沉雄朴厚，用笔凝练，结体端雅，线条中融入了金石的厚重质感，“云鹤梅炎”隶书联便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现藏于徐州博物馆。

晚年阶段：他的隶书完全脱去时风，用笔不再刻意表现明显的蚕头雁尾，横画细劲、竖画沉厚，结字扁方古静，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梁同书在《频罗庵书画跋》中评价其书“如商彝周鼎，古色黝然；又如苍松老柏，可爱可敬”。

他所撰写的《分隶偶存》二卷，是清代第一部系统梳理隶书演变的理论专著。书中《论汉唐分隶同异》一篇，明确指出汉隶“拙朴错杂、简便如真书”，唐隶则“日趋光润、专取整齐”，首次从学术层面厘清了汉隶与唐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乾嘉时期隶书的全面兴盛提供了理论指引。万经作为清初由帖学向碑学转型的核心人物，被后世书史评价为“开乾嘉隶书鼎盛之先声”，其理论与实践直接影响了后来桂馥、伊秉绶等清代隶书大家的创作路径。

历史

功过与客观评价

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万经的一生，他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都十分清晰：

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他完整保存了浙东万氏的经史学术脉络，在家族数代学者相继离世后，将万斯大、万斯同等人的未竟著作整理完善，避免了这批明清易代之际的核心学术遗产散佚，为浙东学派的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他以《分隶偶存》与数十年的隶书创作实践，打破了清初书坛独尊帖学的垄断局面，为清代中晚期碑学运动的全面兴起完成了重要的理论铺垫，是中国书法史上碑学转型阶段的里程碑式人物。

他在贵州学政任上推动西南文教发展，纂修的雍正《宁波府志》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与抗清运动史料，其仗义营救方苞的义举，更成为清初士林中彰显士人风骨的标志性事件。

时代局限与历史遗憾

万经一生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他毕生未能跳出传统经学的框架，没有像黄宗羲那样提出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体系；晚年家中遭遇大火，数代人积累的万氏家藏典籍尽毁，大量未刊的稿本就此失传，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他督办通州城工的失败，也暴露了传统士人在工程实务与经费管理上的短板，最终导致其身败家破，晚年只能以鬻字糊口。

总体而言，万经不是清代最顶尖的思想家，也不是最具开创性的书法大家，但他是浙东万氏家学最后的守夜人，是连接明清学术与艺术转型的关键枢纽。他以83岁的漫长人生，横跨四个朝代，用一生的坚守完成了对父辈、叔父学术事业的接续，在王朝文化整合的大背景下，为民间学术传统保留了一丝鲜活的文脉。

参考

文献与索引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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