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战役万正色与清代海疆格局研究 汉族名将从黄大刀到宫保提督

万正色是清代康熙年间极为特殊的一位汉族名将，他以福建晋江普通农家子弟的身份，从底层士兵起步，在三藩之乱的关键战场上屡立奇功，最终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成为清初东南海疆格局构建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后世的历史叙事往往将他定位为“反对攻台的保守将领”，简单地将他从平台历史的主线中抹去，甚至把康熙最终选择施琅东征台湾的决策，完全归因于万正色的“怯战”。这种单一化的历史评价，严重遮蔽了万正色在清初平定三藩、重建福建水师、收复金厦沿海要地、构建东南海疆防御体系过程中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本文以《清史稿》原始记载、万正色本人留存的《平岳疏议》《平海疏议》《师中纪绩》等一手文献，以及后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核心依据，完整还原万正色的成长轨迹、军事生涯、思想主张与晚年境遇，客观梳理他与姚启圣的征台策略之争的完整历史背景，重新解读康熙最终选择施琅而非万正色主持平台战役的真实历史逻辑，跳出非黑即白的传统叙事框架，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重新评价这位被低估的清代名将的历史功过，还原他在清代前期中国海疆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万正色；康熙；三藩之乱；福建水师；平台策略；清代海疆治理

第一章 

绪论：被简化的清代名将

在清代前期的军事史叙事中，万正色始终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存在。一方面，《清史稿》明确将他与杨捷、施琅并列，承认他在“内定泉漳，外收金厦”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没有他在康熙十九年收复福建沿海岛屿的胜利，后来施琅的澎湖之战根本就没有出发的前沿基地；

但另一方面，在后世大众的历史记忆里，万正色的形象几乎被完全简化成了一个“畏敌怯战、反对武统台湾”的保守派将领，他的军事才能、战略思考与历史贡献，几乎被施琅平台的巨大光环完全遮蔽。 这种片面化的历史认知，本质上是把复杂的海疆战略决策过程，简化成了“主战派战胜主和派”的二元对立叙事。

仿佛只要主张武力东征台湾就是正确，主张暂缓攻台、先巩固沿海防御就是错误。但如果回到康熙年间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万正色提出的“台湾难攻且不必攻”的主张，绝非简单的怯战，而是基于他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对福建水师真实实力与台湾海峡气象风险的清醒判断。

他与姚启圣的征台策略之争，也从来不是“要不要统一”的路线分歧，而是在“什么时候统一、用什么方式统一、付出多大代价统一”的具体战术路径上的专业争论。 万正色的一生，是清代前期无数汉族绿营将领命运的缩影：

他们以过人的胆识与战功从底层崛起，在王朝的关键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却最终因为满汉权力格局的制衡、朝堂政治的博弈，以及个人性格的缺陷，最终在巅峰时刻跌落，被历史叙事选择性遗忘。重新梳理万正色的完整生平，不仅是为一位被低估的历史人物正名，更能帮助我们跳出传统的英雄叙事，看清清代前期东南海疆战略决策背后复杂的政治、军事与经济逻辑。

第二章 

成长之路：从晋江农家子到“黄大刀”

明崇祯十年（1637年），万正色出生于福建晋江浔美的一户普通农家。此时的闽南地区，正处在明清易代的剧烈动荡之中：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武装集团纵横东南沿海，地方官府的统治秩序早已千疮百孔，沿海居民要么下海从事海上贸易，要么投身行伍，几乎没有安稳的农耕生存空间。

万正色的家庭极为贫寒，没有条件走科举应试的道路，当地尚武的民风，让他从小就养成了强悍勇猛的性格。 少年时代的万正色，曾经在表兄黄锡衮家中的仁颖书院习武读书。黄锡衮是晋江当地的著名学者，后来官至康熙朝的卿相，在他的影响下，万正色不仅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能使用重达数十斤的大刀冲锋陷阵，还通读了《易经》与历代兵书，具备了普通底层武将没有的文化素养。

这段求学经历，为他后来能够独立撰写军事奏疏、留下多部兵书著作打下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改姓黄，以“黄正色”的身份投身行伍，这也是后来清军上下都称呼他“黄大刀”的由来。 顺治十五年（1658年），21岁的万正色考中福建乡试武举人，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他从最基层的绿营士兵做起，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辗转山东、陕西等地驻防，一步步积累战功。康熙三年（1664年），37岁的万正色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晋升契机：他以个人威望招降了盘踞在东南沿海多年的海盗首领陈灿，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困扰当地官府多年的海患，凭借这份功劳，他被提拔为陕西兴安游击，成为清代绿营体系中的中级武官。 

在等级森严的清代武官体系中，一个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汉族农家子弟，完全依靠战功从士兵晋升到从三品的游击，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但此时的万正色绝对不会想到，几年之后爆发的三藩之乱，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让他从一个地方驻防武官，一跃成为整个清王朝最为倚重的核心将领之一。

第三章 

三藩之乱中崛起：从阳平关到收复岳州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三藩之乱正式爆发。这场持续八年的大规模内战，几乎掏空了清王朝入关之后积累的全部军事家底：当年跟随多尔衮入关的开国名将大多已经凋零，新一代的八旗子弟长期生活在太平环境中，完全丧失了野战能力，清王朝的平叛主力，不得不完全依靠以汉人为主的绿营部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万正色这类出身底层、实战经验丰富的汉族武将，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康熙十三年，万正色跟随西安将军瓦尔喀从陕西出兵，进入四川征讨吴三桂的叛军。吴三桂的得力总兵谭弘率领重兵据守入川的咽喉阳平关，依托险要地形阻挡清军前进。

万正色作为前锋将领，在野孤岭大破叛军，随后用奇计夺取朝天关，一鼓作气攻克七盘关，接连收复四川广元、昭化等县城，硬生生为清军打开了进入四川的通道。 但战局很快急转直下：清军推进到保宁府的时候，反而被叛军重重围困在蟠龙山地区，粮道被叛军完全切断，全军断粮三十多天，士兵们饥困到几乎失去战斗力。

在这个全军即将崩溃的生死关头，万正色手持重达数十斤的大刀，作为先锋趁着夜色率先突围，在乱军之中亲手斩杀了叛军的十余名猛将，硬生生在叛军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带着残部成功突围回到汉中。这场以少敌多的绝境突围，让万正色的“黄大刀”威名传遍了整个清王朝的军队。 

脱险之后的万正色，因为战功被提拔为山西平鲁卫参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朝廷奏明自己原本的万姓，正式恢复万正色之名。不久之后，兴安府爆发兵变，万正色奉命单骑进入叛军营地，凭借自己的威望平定了兵变，他的能力得到了年轻的康熙皇帝的高度认可，康熙亲自召见他，破格将他提拔为岳州水师总兵，前往湖南前线对抗吴三桂的核心主力。

 当时吴三桂的重兵盘踞在岳州，完全控制了洞庭湖的水面，叛军在洞庭湖沿岸种植了大量密集的椿树，构建成水上障碍物，阻挡清军水师的进攻。康熙十七年（1678年），万正色刚刚到任岳州，就趁着夜色派出轻舟突袭岸边的叛军，自己亲自率领精锐士兵深入湖边的芦苇丛，一夜之间把叛军种植的所有椿树全部砍光。

清军随后登陆纵火呐喊，毫无防备的叛军以为清军主力大举来攻，瞬间自相践踏，全线溃退。 不久之后，吴三桂的部将江义、巴养元、杜辉等人率领两百艘战船进攻柳林嘴，万正色没有选择正面迎战，而是先派出部队切断了叛军的饷道，随后率领部队在芦席口与叛军展开决战，一举烧毁了叛军的全部船队，当场击杀叛将张炳、赵有库等人。 

同年八月，吴三桂在衡州病逝，他的儿子吴应麒和杜辉、江义等人退守岳州。万正色抓住叛军人心不稳的机会，使出离间计，亲手写了十四封劝降信，派遣千总魏士曾分别送给杜辉等叛军将领。魏士曾不幸被叛军抓获杀害，但这些信件成功引发了叛军内部的巨大猜忌，吴应麒怀疑手下的将领私通清军，一口气杀掉了杜辉等十三名部将，叛军内部爆发严重内讧，元气彻底大损。

叛军将领陈华、李超、王度冲等人纷纷率领部队出城投降，吴应麒只能放弃岳州城逃往长沙，清军兵不血刃收复了岳州。万正色随后专门向朝廷上奏，为壮烈牺牲的魏士曾申请抚恤，朝廷下旨追赠魏士曾为守备，万正色重情重义的品格，也让他在军队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收复岳州是三藩之乱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吴三桂的叛军彻底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清王朝的平叛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万正色凭借这份盖世奇功，在康熙十八年被朝廷追叙攻克阳平关的功勋，加任左都督，成为当时清王朝最顶尖的军事将领之一。

第四章 

经略福建：重建水师与收复金厦

就在万正色在湖南战场屡建奇功的同时，东南沿海的战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靖南王耿精忠投降清朝之后，郑经的军队趁机从台湾出击，占据了金门、厦门，攻陷了海澄，整个福建沿海的局势再度陷入动荡。

清王朝原本没有专门的福建水师部队，面对熟悉海况的郑氏海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东南海疆的防御体系几乎处于崩溃的状态。 万正色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晋江人，从小在海边长大，对福建的海况、潮汐、季风规律了如指掌。

他主动向朝廷条陈《闽人习海上事状》，系统提出了完整的水陆战守方案：建议朝廷挑选熟悉陆战的官兵分布在沿海要害地带，阻止郑军登陆劫掠；同时集中新建的水军从万安镇顺流直下金门，扼守海澄切断郑军的退路，如果厦门的郑军前来增援，清军就从金门出发半路截击；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朝廷蠲除沿海边地的苛捐杂税，妥善安置前来投降的郑氏官兵，从根本上瓦解郑军的军心。 

这份极具操作性的战略方案，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赞赏，康熙直接下旨加封万正色太子少保官衔，先调任他为福建水师总兵，很快又破格提拔他为福建水师提督，把重建福建水师的千斤重担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中。 万正色到任福建之后，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从零开始训练出了一支拥有240艘战船、28580名官兵的精锐福建水师。

他在定海（今福建连江县东北）建立训练基地，日夜操练海上作战战术，这支新建成的水师很快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威慑力，远在台湾的郑经得知消息之后，不得不紧急调集所有水师主力，甚至征用远洋商船和文武官员的私船补充舰队，在海坛、南日、湄州、崇武等沿海岛屿构建起梯次防御体系，不敢主动出击。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万正色率领刚刚建成的福建水师正式发起进攻。他把前锋部队分成六队，自己亲自统率巨型战船作为后援，同时派出轻型战船绕到郑军阵地的左右两翼，对郑军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清军水师万炮齐发，当场击沉大量郑军战船，郑军士兵溺水而死者多达三千余人，清军一战就夺取了海坛岛。

郑军主将朱天贵率领残部逃跑，万正色率军一路追击到平海湾，随后又在崇武海域再次大败朱天贵。 取得海战胜利之后，万正色和康亲王杰书、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陆路提督杨捷的陆军部队会师，合力进攻厦门。

走投无路的朱天贵率领部下向清军投降，郑经只能带着残部仓皇逃回台湾。至此，被郑氏集团占据多年的金门、厦门等福建沿海全部要地，全部被清军收复，东南沿海的海疆安全得到了彻底的保障。万正色随后向朝廷呈上《闽海善后疏》，建议分兵镇守滨海的所有战略要地，建立起完整的沿海防御体系，彻底终结了郑氏军队在福建沿海横行数十年的历史。 

从无到有重建福建水师，一战收复金厦，万正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当时清王朝最顶尖的海军统帅。此时的他，年仅43岁，正处在军事生涯的巅峰，康熙皇帝对他的信任也达到了顶点，所有人都认为，他将会是率领清军东征台湾的不二人选。

第五章 

策略之争：万正色与姚启圣的平台路线分歧

就在万正色收复金厦、巩固东南沿海防御体系的同时，清王朝的朝堂之上，关于要不要立即东征台湾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以福建总督姚启圣为代表的一派官员，属于坚决的速战派。他为了平台事业，甚至变卖家产筹措军饷，几乎把全部身家都投入到了平台准备工作之中。

他强烈建议朝廷抓住郑经新败的机会，立刻下令万正色率领刚刚取得胜利的福建水师，乘胜东征，一鼓作气拿下台湾，彻底解决东南海疆的数十年边患。 但作为水师最高统帅的万正色，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公开上疏康熙皇帝，明确提出了“台湾难攻且不必攻”的主张。

后世的很多历史叙事，都把这个主张简单解读为万正色怯战，不敢渡海和郑氏军队作战。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万正色的主张绝非毫无道理的畏敌言论，而是基于他多年海上作战经验的极为清醒的专业判断。 

首先，刚刚收复金厦的福建水师，虽然在近海作战中击败了郑军，但这支水师组建时间太短，完全没有远洋航行作战的经验。台湾海峡的气象条件极为复杂，台风季节的风浪极为凶险，清军的战船大多是在内海建造的，根本不适应远洋航行的要求，贸然渡海作战，一旦遭遇台风，整个水师都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其次，郑氏军队虽然在金厦战败，但主力部队完整撤回了台湾，以逸待劳在澎湖列岛构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清军如果劳师远征，郑军依托熟悉的海况以逸待劳，清军完全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东征失败，刚刚重建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刚刚稳定的局势将会再度陷入动荡，此前多年平叛取得的成果将会全部付诸东流。 

最后，万正色认为，此时的台湾郑氏集团，已经失去了福建沿海的所有根据地，完全变成了孤岛困守的局面。清军只需要守住沿海所有港口，实施严格的海禁封锁，不用几年时间，台湾的物资供应就会完全枯竭，郑氏集团内部自然会发生内讧，到时候不需要大动干戈，就可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全不用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强行东征。 

万正色的这套“困台、缓攻”的策略，和姚启圣主张的“立刻东征、速战速决”的路线，产生了极为尖锐的冲突。两人作为福建地区最高的文武官员，在平台战略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多次联名向朝廷上疏互相攻讦，整个东南前线的决策层都因为这场争论陷入了分裂。 

姚启圣从自身的战略判断出发，始终认为万正色不是东征台湾的合适人选。他连续多次向康熙上疏，强烈建议重新启用已经在京城闲居多年的施琅来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甚至提出把万正色调往广东，把水师的全部指挥权交给施琅。

但这个提议一开始就被清廷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直接否决，因为当时满朝文武都清楚，万正色的海战经验和战功，远远超过闲居多年的施琅。 但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整个局面：康熙十九年，郑经破获了潜伏在台湾的施琅之子施齐、侄子施亥的密谋，将施家73口人全部杀害。

姚启圣抓住这个机会，连续多次上疏康熙，向康熙证明施琅和郑氏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绝对不会临阵倒戈。此时的康熙，也渐渐被姚启圣的速战主张影响，不再满足于万正色的缓慢封锁策略，他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统一大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康熙二十年，康熙正式下旨，将万正色调任福建陆路提督，解除了他的水师兵权，重新启用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康熙做出这个决策，仅仅是因为万正色反对武力攻台。但真实的历史逻辑远比这个复杂：康熙从来不是因为万正色怯战才放弃他，而是因为万正色的战略主张，和康熙本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政治目标产生了根本冲突。

万正色作为专业的海军统帅，看到了东征台湾的巨大军事风险，但作为帝王的康熙，更看重的是抓住郑经新丧、郑氏集团内部不稳的历史机遇，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南海疆的百年边患。 这场策略之争，从来不是“爱国”和“卖国”的路线斗争，而是两个同样忠于朝廷的能臣，基于不同的立场做出的不同战略选择。姚启圣看到的是统一的历史机遇，万正色看到的是战争的现实风险，两人的主张其实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标准来评判。

第六章 

宦海沉浮：从云南案到晚年乡居

万正色被解除水师兵权，调任陆路提督之后，他的人生就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50岁的万正色被朝廷调往云南担任陆路提督。此时的三藩之乱已经彻底平定多年，云南的局势早已稳定，作为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名将，被派到太平环境下的云南担任闲职，本质上已经是朝廷对他的一种疏远。 

在云南任职期间，性格刚直的万正色和鹤庆总兵王珍爆发了极为激烈的矛盾，两人互相向朝廷上疏弹劾攻讦。当时的云南总督范承勋，趁机向朝廷弹劾万正色“纳贿侵蚀”，也就是贪污受贿、挪用军饷。这个罪名在康熙朝的武官体系中是极为严重的重罪，万正色被直接逮捕押解回北京，关进刑部大狱，最终被判处死刑。 

后来康熙皇帝念及万正色这么多年在平定三藩、收复东南海疆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格外开恩赦免了他的死罪，最终做出罢官夺职的处理，只给他保留了拜他喇布勒哈番的最低等世职，让他返回福建泉州老家闲居。 从官居一品的太子少保、水师提督，一夜之间变成了被罢官的平民，这样的人生落差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巨大的打击。

但回到泉州老家的万正色，并没有陷入消沉，反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家乡的公益事业之中。他拿出自己全部的俸禄积蓄，主持重修了泉州洛阳桥，解决了当地百姓通行难的千年问题；他捐出钱财疏浚了泉州城内的八卦沟，彻底解决了城市内涝的顽疾；他还出资建造了晋江县会馆，为当地赴省城参加科举的读书人提供了落脚的场所。

这些造福桑梓的善举，让万正色在泉州民间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当地百姓一直到清末，都在民间立祠纪念他的功德。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万正色在家中病逝，年仅55岁。他的故居位于泉州东街第三巷，后世被称为万厝埕，故居旁边曾经立有“宫保提督”的石牌坊，直到近代才被拆毁。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最终在自己的家乡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第七章 

万正色的著作与军事思想

万正色作为清代前期少有的能留下完整军事著作的汉族武将，一生留下了《平岳疏议》《平海疏议》《师中纪绩》《师中小札》等多部兵书著作，这些作品后来都被收入清代的《四库全书》，是研究清代前期军事思想极为珍贵的一手文献。 

《平岳疏议》一共一卷，是万正色在康熙十三年到康熙十七年之间，在湖南岳州前线指挥平定吴三桂叛军期间，写给康熙皇帝的所有军事奏疏的合集。书中完整记录了收复岳州战役的全部战略部署、战术细节，以及万正色本人的军事指挥思考，是研究三藩之乱湖南战场最核心的一手原始史料。 

《平海疏议》一共一卷，后面还附有《平海咨文》一卷，是万正色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向朝廷提交的所有关于福建海防建设、收复金厦、平台战略讨论的奏疏合集。这本书完整记录了清代福建水师从无到有建立的全过程，其中很多关于海疆防御、水师训练的具体思路，后来都被清代的海防体系直接继承，影响了之后数百年的中国海军建设。 

《师中纪绩》和《师中小札》，是万正色在军中写给部下的手札、军令、日常指示的合集，里面记录了大量他带兵的具体经验，比如如何安抚士兵、如何使用间谍、如何处理军队和地方百姓的关系，体现了他极为先进的治军思想。 

万正色的军事思想，核心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极为重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一生多次通过招抚、离间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胜利，反对毫无意义的消耗战；第二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不管是在岳州还是在福建前线，他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派遣间谍深入敌后，掌握对手的全部部署，绝不打盲目的糊涂仗；

第三是始终坚持“军事为政治服务”，他认为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占地，而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第一时间上奏朝廷减免赋税，安抚当地百姓，从根本上瓦解对手的群众基础。 这些军事思想，让万正色完全区别于传统的一介武夫，他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兼具实战能力与理论思考的杰出海军统帅。

第八章 

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万正色功过评价

站在三百年后的今天，以历史主义的客观眼光重新审视万正色的一生，我们必须跳出传统叙事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框架，不能简单地把他定义成“反对统一的保守派”，也不能因为他没有主持最终的平台战役，就彻底否定他的全部历史贡献。 

万正色的历史功绩，是绝对无法被抹杀的：第一，他在三藩之乱最艰难的时刻，在阳平关、蟠龙山、岳州等决定性战役中屡建奇功，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核心功臣之一，为清王朝最终结束内战、恢复全国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

第二，他从零开始重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福建绿营水师，彻底终结了郑氏集团在东南沿海横行数十年的历史，收复了金厦全部沿海要地，为后来施琅东征澎湖、统一台湾，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前沿基地基础。没有万正色此前打下的基础，施琅的平台战役根本就没有实施的可能；

第三，他留下的系统海防建设思想，深刻影响了清代前期的整个海疆治理体系，为之后清代东南沿海两百多年的和平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万正色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他提出的“台湾难攻且不必攻”的主张，本质上是一种过于保守的战略判断。

他只看到了渡海攻台的巨大风险，却没有看到郑氏集团内部郑经新丧、诸子争位的历史性机遇，没有意识到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无限期拖延下去，东南海疆将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宁。他和姚启圣之间的策略之争，后来演变成了文武官员之间的互相攻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福建前线决策层的团结，这也是他个人性格中刚直执拗的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 

康熙最终选择施琅而放弃万正色，真相从来不是因为万正色不主张武统，而是康熙需要一个能够坚决执行自己速战速决战略意志的统帅。施琅的人生经历和血海深仇，决定了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东征台湾的任务，而万正色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统帅，有太多自己的独立判断，不会完全顺从帝王的意志。

这本质上是封建王朝帝王权术的必然选择，从来不是简单的能力高低问题。 万正色的一生，是无数清代汉族绿营名将命运的缩影：他们出身底层，凭借过人的能力在王朝的关键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却最终因为满汉权力格局的制衡、朝堂政治的博弈，以及个人性格的缺陷，在巅峰时刻跌落。

但历史不会永远埋没真正做出过贡献的人，他在泉州民间数百年流传的善政传说，《清史稿》中与施琅并列的历史地位，还有他留下的数部兵书著作，都在证明这位被低估的清代名将，在中国海疆史上留下的印记永远不会被磨灭。

第九章 

余论：万正色遗产的当代意义

今天我们重新回望万正色的人生，最大的启示就是：历史从来不是由单一的英雄书写的。施琅澎湖一战的辉煌，永远无法替代万正色此前在东南沿海多年的筚路蓝缕。统一的伟大事业，从来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一己之功，而是无数代人前赴后继接力奋斗的结果。

 万正色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不冒进、不怯战、基于现实条件做出理性战略判断”的军事智慧，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面对复杂的海疆问题，既不能盲目冒进无视客观风险，也不能过度保守错失历史机遇，在谨慎和果决之间找到最优的平衡点，才是真正成熟的战略思维。 三百多年过去，泉州的洛阳桥依然车水马龙，万厝埕的地名依然在泉州的街巷中流传，这位从晋江海边走出来的“黄大刀”，他的传奇人生，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参考

文献与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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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战役万正色与清代海疆格局研究 汉族名将从黄大刀到宫保提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