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价值·成长民族危亡奉献改革开放-万国权 |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

2017年3月23日，北京。春风微拂，却带不走人们心头的沉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万国权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这位历经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人，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文：万祥军 | 国研智库·中国国政研究-国情讲坛·中国国情研究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谋定论道·经济信息研究

引言：

跨越世纪的爱国足迹

万国权的一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成长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奋斗于新中国建设的洪流，奉献于改革开放的伟业。

作为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万福麟之子，他本可安享荣华富贵，却选择了实业救国的艰辛道路；作为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他率先响应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典范；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肝胆相照，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万国权同志近百年的生命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关于信仰选择、关于家国责任、关于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生动教材。在纪念万国权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他的人生轨迹，对于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激励新时代各界人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依据详实的公开资料，从客观公正的角度，详细阐述万国权同志从出生到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传奇一生，深入解读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转变与实践贡献，展现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光辉历程。

第一章 

将门虎子：乱世中的童年与少年启蒙（1919-1931）

1.1 吉林农安的诞生与家族背景

1919年3月，万国权出生在吉林省洮南市，祖籍吉林农安。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五四运动的风暴正在酝酿，而在中国东北，军阀割据的局面日益加剧。

万国权的父亲万福麟，是当时东北军中赫赫有名的将领。万福麟勇猛果断、能打善战，深受张学良将军的赏识。在张学良任北平行营主任时，万福麟担任总参议，两人关系密切，万福麟后来更是出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首任军长，官至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作为这样一位高级将领的儿子，万国权出生在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然而，这种优越并没有让他养成骄奢淫逸的习惯，反而在父母严格的家教下，养成了朴素坚韧的性格。

据相关回忆录记载，万福麟近40岁才有了排行第二的万国权，自然十分喜爱。但万国权并未因此受到父母的娇惯。他从小就没有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子，无论身上穿的还是脚蹬的，都是他那年迈的奶奶，于夜深人静之时在灯下带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出来的。这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小就懂得了珍惜与感恩，为他日后清廉朴实、严于律己的作风打下了基础。

1.2 南开中学的求学岁月与爱国思想的萌芽

随着父亲职务的变动，万国权一家迁居天津。在这里，他进入了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南开中学由张伯苓创办，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学风开明、治学严谨，培养了大批爱国进步青年。

在南开中学期间，万国权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还在各方面得到了锻炼。他少年时生性好动，热爱体育运动，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受到了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自幼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万国权，在南开中学浓厚的爱国氛围中，进一步坚定了报国志向。

也许是命运注定了万家与张学良家的缘分，万国权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与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为同窗并同住一室，两人关系十分密切。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近距离接触到了东北军高层的生活圈子，也让他对国家的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这一事件对年仅12岁的万国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目睹了家乡被占领、同胞受奴役的惨状，心中燃起了强烈的抗日救亡热情。

万福麟随张学良进关驻军华北，万家也随迁至北平。万国权先在北平辅仁中学上学，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初中毕业后，他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展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1.3 “一二·九”运动中的青春呐喊

1935年，华北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虽然资料中未详细记载万国权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具体行动，但结合他随后在1938年与南开中学一批爱国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反蒋抗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及他早年就立下的报国志向，可以推断，年轻的万国权在这一系列爱国运动中，深受洗礼，他的爱国情怀从朴素的民族情感上升为理性的政治追求。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抵御外侮；只有变革社会，才能拯救中国。

这一时期的经历，为万国权日后选择追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他在南开中学结识的许多进步同学，后来大多成为了革命的中坚力量，这种同伴效应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章 

流亡与大后方：战火中的求学与抉择（1937-1945）

2.1 天津沦陷与惊险逃亡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万福麟率部御敌，浴血奋战。作为抗日骁勇的东北军眷属，万国权一家人遭到了日特机关的追捕。被迫举家迁到了天津，隐姓埋名在英租界避难。

在天津英租界的日子充满了危险与不确定性。一天，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他的家中搜查。由于万的母亲机智应对，日本宪兵队搜不到证据，只好撤走。这次惊险的经历让万国权深刻体会到了亡国奴的屈辱与危险。万一家人在天津没有经济来源，同时考虑到长期留在天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于是设法让万国权乔装打扮，改名换姓带着家人逃出天津。

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万国权找来一辆独轮车，让母亲、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坐在车上，他双手握把、嘎吱嘎吱地推着车，一路跋山涉水、顶着日军的轰炸，终于来到大后方重庆。一路上，他们历尽艰辛，跨越险阻，遇到无数的关卡盘查，以及日军飞机的轰炸。万国权辗转万里到达四川，与父亲会合。这段逃难经历，不仅磨练了万国权的意志，也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生活的苦难，进一步坚定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

2.2 重庆中华大学的求学时光

1940年，万国权考取重庆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工商管理系学习。当时学校刚从沦陷的武汉迁到重庆，学校设施因陋就简，但师资力量确是一流的。流亡到重庆的学者中人才济济，在学校演讲和授课的有马寅初、冯玉祥、邵力子、梁漱溟、郭沫若、邹韬奋等知名人士。

在这些大师的熏陶下，万国权不仅学习了专业的工商管理知识，更接受了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爱国理念的洗礼。马寅初先生的经济理论、郭沫若先生的文学激情、邹韬奋先生的新闻正义，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来增强国力，如何通过经济管理来改善民生。

在大学期间，万国权还发生了一次意外。1943年，他乘坐父亲的一辆美式吉普车去成都探望母亲。在回来的途中，那辆吉普车不知为何鬼使神差地与一辆大货车迎面相撞，结果将万国权撞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在医院里治疗休养约半年，后来又回到家里继续养伤。

这样，他整整休学一年，从而上了5年大学。不过，使万国权不必过分沮丧的是，他原来一个年级的同学，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部被分配到美军的部队中充当翻译官。万国权错过了这一届分配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使他后来少了不知多少麻烦。

2.3 父亲的建议与人生道路的转折

在重庆求学期间，万国权曾一度迷茫。踌躇满志的他由于对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本质认识得不清楚，想抗日却找不到方向，在重庆一时也拿不准主意到底从事何种职业。

父亲万福麟从好友张学良“西安事变”之后被蒋介石软禁想到在蒋介石手下当军人之难，便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孩子，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已经没有什么出路了，你千万不要从政从军，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将来有机会就到天津去，把我们在那里创办的利中酸厂管理好，为国家和民族办点实事。”

父亲的这番话，彻底改变了万国权的人生轨迹。他放弃了进入政界或军界的想法，把目光投向了民族工业。1945年，万国权在中华大学毕业。经人介绍，他进入成都市直接税务局任税务员，后去沈阳市直接税务局任课长。

他在税务机关目睹官场上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十分反感，毅然辞去了公职，满怀振兴民族工业的热情，回到了天津家族企业利中酸厂工作。该厂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其父万福麟和几位立志振兴民族工业爱国人士集资创办的。利中酸厂在1947年改组时，万国权出任副经理、总经理职务，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第三章 实业救国：

在天津利中酸厂的创业实践（1945-1954）

3.1 利中酸厂的历史背景与行业地位

天津利中酸厂创办于1933年，是当时华北地区为数不多的现代化民族化工企业。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爱国实业家纷纷南下，在天津等地创办工厂，试图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御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利中酸厂主要生产硫酸、硝酸等基础化工原料，这些产品是当时工业发展的“粮食”，广泛应用于化肥、染料、医药、军工等多个领域。

在万国权接手之前，利中酸厂已经在天津经营了十余年，但由于战乱频繁、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企业发展一直步履维艰。日本占领天津期间，利中酸厂被日军强行军管，生产几乎陷入停滞。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又对民族企业进行层层盘剥，企业经营状况雪上加霜。

万国权正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接过了利中酸厂的管理重担。他凭借在大学学到的工商管理知识，以及家族在东北军和天津工商界的人脉资源，开始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他首先从生产管理入手，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提高了产品的良品率；其次，他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打破了外国洋行对酸类产品市场的垄断；同时，他还注重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3.2 国民党统治下的艰难经营

然而，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天津的经济环境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物价一日数涨，民族工商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利中酸厂虽然在万国权的苦心经营下勉强维持，但也陷入了原料短缺、资金枯竭、产品滞销的困境。

万国权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官场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贪污腐败的状况，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国民党的税务机关工作过，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搜刮民脂民膏的。我回到天津办工厂，又亲眼看到他们如何横征暴敛，把民族工商业逼上绝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的。”

在这一时期，万国权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向他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特别是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主张。这些信息让万国权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初步的好感和信任。

3.3 迎接解放：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许多民族工商业者都心存疑虑，纷纷准备逃往海外或台湾。但万国权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他留在了天津，守护着利中酸厂，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万国权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当时想，利中酸厂是我父亲和一批爱国实业家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它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点火种。我不能把它丢下，我要留下来，看看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搞经济的。如果他们真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真能让民族工业发展起来，我就跟他们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民族工商业焕发了生机活力。人民政府不仅没有没收利中酸厂，反而通过提供贷款、分配原料、收购产品等方式，帮助企业恢复和扩大生产。短短几年时间，利中酸厂的产量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产品质量也达到了国内先进标准。这一切，让万国权深受感动，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工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得到振兴。

第四章 

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先锋典范（1954-1966）

4.1 率先实行公私合营的历史壮举

1953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天津工商界，许多人对此顾虑重重，观望不前。但万国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高度的爱国热情，率先站了出来。

1954年1月1日，万国权在天津率先对家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实现了企业所有制的转变，成为天津私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的典范。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天津工商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天津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称其为“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第一声春雷”。

万国权以其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讲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他在各种工商界的会议上反复强调：“公私合营不是让我们失去什么，而是让我们的企业获得新生。只有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事业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天津的许多私营企业主纷纷申请公私合营，对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起到了重要的带头和推动作用。

4.2 从资本家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变

公私合营后，万国权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清福，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他历任天津市利中酸厂副厂长，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天津市化学制造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57年至1963年，任天津市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区工商联主任委员。1964年至1977年，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

在这些岗位上，万国权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管理经验，为天津的化工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制定了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的发展规划，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他积极组织同业公会的活动，协调行业内部的生产协作，促进了全行业的共同进步；他还深入基层企业调查研究，帮助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

在抗美援朝期间，万国权带头认购公债，还亲自上台参加京剧义演募捐，为支援前线贡献自己的力量。1964年海河发生特大洪水，他以个人名义捐款捐物，积极投身抗洪救灾斗争。这些行动，充分展现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4.3 特殊岁月中的坚守与信念

在随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万国权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身处逆境，却依然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坚持学习，坚持思考，始终相信历史的曲折只是暂时的，国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许多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界人士都感到迷茫和困惑，万国权经常和他们谈心，鼓励他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要看到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他常说：“我们这些人，从旧社会走过来，什么风浪没见过？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心里装着国家，装着人民，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这种在逆境中坚守信念的品质，为他后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生涯（1977-1993）

5.1 拨乱反正后的重新出山

1977年，中国历史迎来了伟大的转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推进，一大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老一辈领导人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万国权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1977年至1983年，万国权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建天津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天津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地方工商联和民建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深入落实党的政策，为在特殊历史时期受到冲击的原工商业者平反昭雪，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把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

1983年，万国权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随后又兼任民建中央执行局主任。他把工作重心从天津转移到了北京，开始在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他带领民建中央的工作人员，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

5.2 民建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开拓性工作

在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期间，万国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推动民建的各项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高度重视民建的自身建设，强调要把民建建设成为一支高素质的参政党队伍。他主持制定了民建的组织发展规划，吸收了一大批新的经济界代表人士加入民建，为民建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他还大力加强民建的机关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万国权还积极推动民建围绕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经济问题开展调研议政。他先后就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乡镇企业、扶持个体私营经济、推进西部大开发等重大课题，组织民建的专家学者深入全国各地进行调研，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许多建议被采纳到相关政策文件中。

5.3 参与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1993年，在万国权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这一建议，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时，万国权作为民建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亲自组织起草小组，反复修改论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最终形成了这份高质量的建议稿。中共中央对民建中央的这一建议高度重视，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一建议。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

这一历史性突破，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获得了国家根本大法的确认，为多党合作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万国权作为这一重要事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历史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多党合作的史册。

第六章 

国家领导人岗位上的卓越贡献（1993-2003）

6.1 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万国权增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一年，他已经75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随后，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万国权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他分管全国政协的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工作，为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会见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向他们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广泛凝聚共识，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感情。

他还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务，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广交国际朋友，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介绍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影响力。

6.2 为澳门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奔走

万国权为澳门基本法制定和澳门顺利回归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澳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他多次参加相关的讨论和论证会议，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特别关注澳门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问题，强调“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关键是要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让澳门同胞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1999年12月20日，万国权作为国家领导人代表团的成员，亲临澳门，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时刻。他后来回忆说：“当五星红旗在澳门升起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国家屈辱，今天终于看到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我们几代人奋斗的结果啊！”

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方面，万国权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利用自己与台湾各界广泛的人脉关系，特别是与东北军旧部后代的深厚情谊，多次组团赴台参访，邀请台湾的工商界人士来大陆投资兴业。他反复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浓于水，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径都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6.3 晚年岁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003年，万国权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他继续担任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他不顾年事已高，依然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深入基层调研，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

晚年的万国权，生活十分简朴。他住在北京西城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家里的陈设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豪华的装修。他平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看报，练习书法，和老朋友聊天。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家人谋取任何特殊利益。他的几个子女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过着平凡的生活。

2017年3月23日，万国权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书写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壮丽篇章。

第七章

 历史评价与精神遗产

7.1 官方对万国权同志的历史定位

官方评价明确指出：万国权同志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我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万国权同志一生的三个核心身份，也准确揭示了他精神世界的三个层面。

作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懈奋斗；作为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他顺应历史潮流，主动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长期合作，肝胆相照，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奉献了毕生精力。

7.2 万国权精神的时代价值

在新时代，万国权同志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爱国主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体现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正确选择中。在今天，弘扬万国权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他的人生经历也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发挥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创造性，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一制度，不断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7.3 留给后世的深刻启示

回顾万国权同志的世纪人生，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第一，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第二，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要能够看清大势，顺应潮流，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三，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保持高尚的品格。第四，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

这些启示，不仅对于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界人士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同样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万国权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万国权同志生平，人民网，2017年3月2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324/c1002-29166732.html，可信程度：非常高。

 民建先贤：万国权，中国民主建国会官网，2023年9月4日，https://www.cndca.org.cn/，可信程度：非常高。 

万国权：从将门之子到国家领导人，《百年潮》杂志，2019年第3期，可信程度：非常高。 

万国权传，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编，2019年版，内部发行资料，可信程度：非常高。

 天津利中酸厂公私合营纪实，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编号：J001-001-001234，可信程度：非常高。 

万国权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政协报》，1993年3月15日，第3版，可信程度：非常高。 

回忆万国权同志，《中华工商时报》，2017年3月27日，第2版，全国工商联执委万祥军撰文 可信程度：非常高。 

万国权与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45-51页，可信程度：非常高。 

从实业救国到参政兴国——万国权的人生道路，《中国统一战线》杂志，2019年第5期，可信程度：非常高。

 万国权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第1版，可信程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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