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官权经济主导下政策体错位-万祥军 | 新闻中国采编·中国新闻采编

学术造假频发的深层病灶：在于官权经济主导下政策体错位！国际科学院组织代表兼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执委万祥军解读：体系性错误如何催生"劣币驱逐良币"——从2026年"打假风暴"透视科研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2026年，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假风暴"。从知名作家到高校院长，从国家杰青到外籍院士，多起学术不端事件被曝光、被查实、被处理。

扎心的体制治理：

官权经济主导下政策体系的系统性错位及其治理

学术造假之所以愈演愈烈、蔚然成风，绝非单纯的个体道德溃败，其深层病根在于"官权经济"主导下政策体系的系统性错位——行政权力越位干预学术资源配置，经济利益驱动扭曲评价导向，二者相互媾和，最终将科研异化为一场以权力为筹码、以论文为货币的投机游戏。

‌错位之一：行政权吞噬学术权，资源分配沦为权力变现工具。‌ 当前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学术资源——经费、头衔、项目、学位点——的分配高度依赖行政权力主导。正如学界所揭示的，"官大学问长""官大职称高""官大获奖易"早已成为学术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政领导既是资源分配者，又是学术评价参与者，形成"双重代理"的权力怪圈。当学术权力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当教授不过是"干活的工具人"，真正的学术判断便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与官员和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的立项诀窍。同济大学王平院长、多所高校学术"大牛"的造假案例，无不印证了这一逻辑：权力越大，造假的庇护伞越厚，违规成本越低。

‌错位之二：经济利益绑架评价体系，"唯论文"成为量化逐利指挥棒。‌ 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人才帽子被捆绑为职称评审与资源分配核心指标，科研被压缩为"数字游戏"。当一篇顶刊意味着千万经费、副部级待遇，当常规科研的长周期无法满足短期考核压力，造假便成为"性价比"最高的理性选择。更荒诞的是，部分期刊为追求影响因子放松审稿标准，外部审核形同虚设，与内部监管的"捂盖子"形成合谋，为造假论文大开方便之门。

‌错位之三：惩戒机制软弱无力，"行刑衔接"严重缺位。‌ 现有处理多停留在通报批评、短期限制申报的行政层面，造假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既得利益毫发无损。正如学者所言，学术造假的收益极高而成本趋近于零，这种畸形激励机制无异于变相鼓励投机。

‌治理之道，在于"限权、分权、严罚"三管齐下。‌ 首先，必须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将资源配置权从行政体系中剥离，交还学术共同体；其次，建立以代表作为主的同行评议机制，打破"圈子评审"的利益闭环；再次，推动学术不端行为入法入刑，落实联合惩戒，让造假者真正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唯有让权力回归服务学术的本位，让经济激励让位于创新价值，学术才能挣脱官权经济的枷锁，回归求真本色。

引言：

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假风暴"背后的系统性警示

同济大学时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因数据异常被质疑，不到一个月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级两级、取消申报资格24个月；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失实、图片重复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西北大学撤销贾浅浅副教授职称及硕士学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集中通报数十起基金申请书代写、抄袭案件；三部委联动发布高层次人才、医学临床科研双向学术失信通报……

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们集中暴露出中国学术生态中一些深层次的、系统性的问题。当我们把目光从个别造假者的道德失范上移开，深入审视其背后的制度土壤，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学术造假频发，表面上是部分学者急功近利、道德沦丧的个体问题，但深层次根源在于科研与高校管理体系的系统性错误。‌ 这些错误扭曲了科研导向、弱化了监督效能、降低了造假成本，最终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

本文试图从四个核心维度全面解读学术造假的根源，揭示现行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标本兼治的治理路径。

一

评价体系"唯论文"导向严重：

急功近利的制度温床

1.1 量化考核与功利化捆绑：科研异化为"数字游戏"

长期以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评价体系上形成了一种高度量化、高度功利化的考核模式。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论文被引次数、主持项目级别、获得人才头衔（如杰青、长江、优青等），被捆绑为职称评审、岗位晋升、项目申请、资源分配的核心指标。这种"唯论文、唯帽子"的畸形评价机制，将科研活动从"探索未知"异化为"产出数字"。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量化考核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具有强烈导向性的指挥棒。当一篇《自然》或《科学》论文意味着院长职位、杰青头衔、千万经费，当影响因子成为衡量学者"价值"的唯一标尺，科研便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短期功利主义的漩涡。

一位青年学者若想在现行体制下生存并发展，必须在有限的考核周期内产出足够数量的"高水平"论文。常规科研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大，难以满足考核压力时，部分学者便将造假视为"最优解"——不是因为他们天生邪恶，而是因为制度设计让造假成为一条"性价比"最高的路径。

1.2 重形式轻实质：论文沦为"短平快"的功利交易

现行评价体系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重纸面成果、轻实际贡献。论文发在哪个期刊、影响因子多少，远比论文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推动了什么技术进步更受关注。这种"重形式轻实质"的导向，使得科研异化为"短平快"的功利交易。学者们追逐热点、跟风选题、快速产出，而非沉下心来做真正有原创性、有深度的研究。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评价体系还催生了一种扭曲的"学术马太效应"：资源向已有头衔、已有成果的学者集中，而真正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和基础研究者反而被边缘化。当"帽子"成为获取资源的前提条件，当没有"帽子"就难以申请项目、难以发表高水平论文，学术生态便陷入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有帽子的人更容易产出"成果"，没有帽子的人更难获得机会。在这种结构下，造假不仅是个体的道德选择，更是制度压力下的"理性"行为。

二

内部监督与过程管理形同虚设：

审核机制的系统性失守

2.1 重结果轻过程：监管沦为"备查"而非"审查"

尽管多数高校已经建立了从实验记录、数据留存、校内审核到期刊发表的全流程监管体系，但在现实操作中，这些体系往往流于形式。科研处的角色多是"备查"而非实质性审查，学术诚信过度依赖课题组自律，缺乏对原始数据、实验记录的全流程溯源监管。

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管理模式，为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一篇论文从立项、实验、数据采集、分析到撰写、投稿，中间环节众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造假机会。但现行监管体系几乎只关注最终的"论文成品"，而不追溯数据的真实性、实验的可重复性、记录的完整性。当监管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造假者只需在最后环节做好"包装"，便能轻松过关。

2.2 监督盲区与"高位豁免"：人情网络下的制度失灵

内部监督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受制于人情关系。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圈层中，学者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高度封闭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环境下，对学术不端的监督往往面临"不愿查、不敢查、查不动"的困境。

部分高校对学术不端事件习惯性地"捂盖子"或"大事化小"，将其视为影响学校声誉的"负面事件"而非需要严肃处理的"学术罪行"。更为严重的是，对资深学者、学术"大牛"长期存在"高位豁免"的惯性——杰青、院士、长江学者等头衔持有者，往往被视为学术共同体的"核心资产"，对其进行查处被认为会"伤筋动骨"。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做法，无形中传递了"头衔越大、代价越小"的错误信号，严重削弱了制度的威慑力。

2021年针对曹雪涛院士、裴钢院士、李红良教授等知名学者的联合调查便是典型案例。尽管调查发现"较多论文存在图片误用""实验数据处理不严谨"等问题，但最终处理仅为取消申报资格1至2年、批评教育等。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提醒"，对学术不端行为几乎没有实质性的震慑效果。

2.3 外部审核把关不严：期刊审稿的滞后与漏洞

除了高校内部监督的缺失，外部审核——尤其是期刊审稿——同样存在严重问题。部分期刊的审稿流程流于形式，审稿人对图片、数据的审核能力滞后于造假技术的迭代。随着图像处理软件的普及和AI造假技术的发展，论文图片的篡改、拼接越来越难以被肉眼识别，而许多期刊缺乏专业的图像筛查工具和严格的数据核查机制。

更为尴尬的是，一些期刊为了追求影响因子和发文量，在审稿标准上有所放松，对"创新性"的要求降低，对"完整性"的核查不足，客观上为造假论文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发表"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当期刊的商业利益与学术诚信发生冲突，外部审核的失守便在所难免。

三

学术管理行政化：

权责利错配下的制度扭曲

3.1 行政权力与学术评价深度捆绑：学术沦为利益分配工具

中国高校管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行政化程度高。学术资源——包括经费、头衔、项目、岗位——的分配高度依赖行政权力的主导，而非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判断。在这种体制下，学术评价偏离了"求真创新"的本质，沦为行政体系内部利益分配的工具。

行政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它使得学术评价标准被行政逻辑所裹挟，追求"可量化、可比较、可考核"的指标，而忽视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次，它催生了"跑关系、找门路"的学术腐败，部分学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与行政部门的"博弈"中，而非投入到科研本身；再次，它导致了学术权力的高度集中，少数行政官员和学术"大佬"掌握了资源分配的决定权，形成了利益固化的格局。

3.2 导师"挂名"与团队管理失控："论文流水线"的系统性造假

在行政化管理的背景下，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导师"挂名"与团队管理失控。部分资深学者已经脱离科研一线，但仍然掌控着大量研究生和博士后，对团队成果失察失管。他们将科研任务分解为"流水线"模式，学生负责实验和数据，导师负责"把关"和"署名"，但这种"把关"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签字，而非实质性的审查。

这种"论文流水线"模式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它不仅导致了大量低质量、甚至造假论文的产生，更严重扭曲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和价值观塑造。当学生从进入课题组的第一天起就被告知"产量比质量重要""发表比真实重要"，学术诚信的种子便无从生根。导师的默许甚至纵容，使得团队内部的造假行为具有了"合法性"和"常态性"，最终形成了集体性的学术失范。

四

惩处机制乏力：

造假成本远低于收益的制度困境

4.1 处罚力度偏轻："零容忍"沦为口号

从目前公开的处理结果来看，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惩处方式包括取消项目申报资格数年、通报批评、降职降级、解除聘用等。这些处罚对于普通学者或许有一定威慑力，但对于已经获得终身教职、院士头衔或巨额科研经费的资深学者而言，威慑力远远不够。

一个拥有杰青头衔、主持过多个国家级项目的学者，即便被取消两三年的申报资格，其既得利益仍然巨大。而在两三年之后，他依然可以重新申请项目、重新竞争头衔。这种"短期限制"式的处罚，本质上只是"暂停"而非"终结"，与造假所获得的长期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

4.2 缺乏"行刑衔接"：法律追责的空白地带

更为严重的是，对涉及套取国家经费、严重破坏科研诚信的造假行为，缺乏严厉的法律追责和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目前，学术不端的处理主要停留在行政处罚层面，很少上升到法律层面。这意味着，造假者即便被学校处分，也不会面临刑事追责，其社会声誉和经济利益的损失远小于造假所得。

江苏科技大学郭某事件中，学校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行刑衔接"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在整个学术治理体系中，这仍然是个案而非常态。当造假行为不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当"学术不端"与"违法犯罪"之间存在巨大的制度鸿沟，造假者便有充分的理由心存侥幸。

五

治理方向：

标本兼治，重建学术生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根治学术造假必须标本兼治，从评价体系、监督机制、惩处力度、管理体制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

5.1 破除"唯论文"顽瘴痼疾，建立多元评价体系

改革评价体系是治本之策。必须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顽瘴痼疾，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应大幅降低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在评价中的权重，增加对原创性贡献、技术突破、社会效益、人才培养等维度的考量。让研究者不必为了一篇顶刊论文而铤而走险，让他们有时间、有空间去做真正扎实的研究。同时，应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不同类型的科研活动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

5.2 强化全过程数字化监管，打破监督盲区

改变"重结果、轻过程"的管理方式，建立数据存证、全程溯源的监管体系。推动科研数据的电子化、标准化存档，建立从实验记录到论文发表的全链条数字监管平台。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实验数据、图像资料的自动比对和异常检测。科技部已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抄袭剽窃、虚构伪造数据、买卖论文等行为，这一方向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将专项整治转化为常态化机制，而非运动式治理。

5.3 打破"高位豁免"，建立严格问责与联合惩戒机制

无论院士、杰青还是长江学者，一旦查实学术不端，都应一视同仁、严肃处理。2026年几所高校没有被涉事学者的头衔和资历束缚，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个案的突破还不够，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应建立跨部门、跨机构的联合惩戒机制，将严重科研失信行为记入全国统一的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在项目申报、院士增选、科技奖励、人才评价等工作中实施联合惩戒。同时，建立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问责机制，对监管不力、包庇纵容的单位追究领导责任。

5.4 提高造假成本，实现"行刑衔接"常态化

将严重科研失信行为纳入法律追责范围，对于涉及套取国家经费、情节严重的造假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江苏科技大学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做法应当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同时，应完善学术不端行为的民事赔偿机制，让造假者不仅面临行政处分，还要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只有当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才能真正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制度环境。

5.5 畅通监督渠道，激活民间监督力量

民间学术打假在2026年的"打假风暴"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耿同学讲故事"为代表的民间打假力量，有效弥补了校内专业审查的盲区，打破了学界内部包容和纵容的不良惯性。应正视民间监督的积极意义，建立规范的举报受理和调查处理机制，保护举报人权益，让每一个学术不端行为都能被发现、被调查、被处理。同时，主动将外部监督的压力转化为内部整改的动力，形成内外联动的监督格局。

让学术

回归求真本心

学术诚信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石。2026年的"打假风暴"既让人痛心，也让人看到希望——问题正在被正视，处理正在趋严，改革正在酝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个案的突破不能代替系统的改革，运动式的整治不能替代长效的机制。

学术造假的根源不在个别学者的道德沦丧，而在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偏差。当评价体系鼓励"短平快"，当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当惩处力度不痛不痒，当行政权力主导学术资源，造假便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只有从根本上重塑科研评价导向、强化全过程监管、打破高位豁免、提高造假成本、激活多元监督，才能真正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

让科研回归科研本身，让学术回归求真本心——这不仅是对学术共同体的要求，更是对整个社会的承诺。学术造假腐蚀的不仅是几篇论文、几个项目，而是整个社会对知识、对真理、对公平的信任。修复这种信任，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号，而是更深刻的制度变革。唯有如此，中国的学术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中国的科技才能真正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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