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歧视”消解对穷人苛刻与压迫-赵皓阳 | 新闻中国采编·中国新闻采编

“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已成为当下舆论场中评判贫穷现象的主流论调：当外卖员因暴雨、堵车等客观原因送餐迟到被投诉时，总有评论抬杠 “要是有本事，也不会靠送外卖谋生”；当农民工在社交平台抱怨工资微薄、工作繁重且缺乏保障时，不乏人反驳 “当年没努力读书，现在才去工地搬砖”；而当做题家们倾诉就业难、房租高、掏空六个钱包也买不起房时，则又被换了一套话术说句“凭啥认为读书就能改变命运，你十年寒窗，怎么能比得上人家三代积累？”

（一）“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

我们忽略这些本身逻辑就自我打脸的言论，而是探究其根源： 本质上在于其脱离社会现实的唯心主义认知，没有意识到贫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无产阶级往往承担着更长的劳动时间、更繁重的劳动强度、更不稳定的劳动保障，却始终难以突破贫困边界——其根源不在于个人努力不足，而在于社会结构性不公所形成的阶层壁垒。

个人的经济水平首先是由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者占有生产资料，后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这种结构性位置，而非个人努力的强度，从根本上框定了一个人的经济命运。一个无产阶级成员，无论其个人如何辛勤劳作，只要他仍处于被雇佣、其劳动剩余价值被占有的生产关系之中，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就受到系统性的制约。

诚然，我们不否认有“阶级晋升”现象的存在，不否认肯定有相当多的个体通过智力超群、绝佳机遇、自身奋斗改变了自己的阶级。但是不能因为这样的个例存在，就忽视了导致贫困问题背后资源、机会与起点的巨大不平等。

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失衡，使得底层子女从起点就难以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从小缺少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天然要比接受精英教育的同龄人落后了数个身位；行业壁垒与资本垄断，挤压了底层群体的上升空间；劳动力定价的不合理，导致底层劳动者的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一现象并非我们社交网络舆论个例。早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八十年代，左翼思想家鲍曼就吐槽过这个问题：“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街道的阴暗处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种舆论反映的是一种共性的问题。因为统治阶级的核心诉求，是维护现有的制度秩序与既得利益格局，而结构性贫困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恰恰是对其统治的潜在威胁。

因此，将贫穷责任个人化，引导底层群体将贫困归因于自身努力不足或道德堕落，而非制度缺陷与分配不公，能够有效转移社会矛盾，消解底层群体对现有制度的质疑与反抗诉求，让底层群体陷入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内耗中，进而引发“群众斗群众”的矛盾转移，最终放弃对制度改良、财富分配优化的诉求。

（二）“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这个观点可以看做是上个观点的结果：把穷人的生存挣扎定义为“奸计”，便可以否定底层群体行为的合理性，让其在道德上处于先天的劣势，从而压制底层的合理诉求，消解底层对阶层不公的质疑与反抗——当底层的维权与抗争被贴上“奸猾”的标签，其行为就会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成为被孤立、被指责的对象。

而把富人的行为美化成“良心”，则可以掩盖其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剥削本质，赋予上层阶层道德上的优越性，让其对底层的统治与剥削显得名正言顺，让底层群体产生“富人不仅有钱，还更有良心”的错误认知，进而从心理上接受阶层的差异，放弃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这一段论述或许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马上就明白了，还是再次有请我们人类的好朋友胡锡进主编来当这个负面典型：当初丰县铁链女事件中，胡锡进大言不惭地表示——“都是贫穷惹的祸”“都是穷人该背锅”。

胡锡进要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贫穷罪恶、落后地区，那我请问胡编，爱泼斯坦的恶魔岛上，是不是全球富豪、贵族、精英们的聚集区？上海是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那么，爱泼斯坦的恶魔岛上耸人听闻的罪行，上海小红楼长达二十年的“灯下黑”，是否属于胡编的“穷生恶、恶成常”？

爱泼斯坦这件事我写过好几篇文章，分析了盎撒精英自古以来的“邪教属性”。小红楼我也写过，可惜被删了。这是至今想一想都很骇人听闻的事件，就在区政府旁边，长达近二十余年时间逍遥法外，每次提及于此都有一腔的表达欲要说一说。那么结合本文的话题我就想问一问：所谓穷生“奸计”，穷人就算再大的“奸计”，生得出恶魔岛、小红楼吗？

所以说胡编这段言论除了屁话之外还是屁话：先是这种“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社达一贯论调，然后又表示曾经“司空见惯”，典型避重就轻、掩人耳目，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

更进一步地，他老胡把这件事甩锅为“贫穷是罪恶的土壤”，但是贫穷因何而来？难道穷人就愿意贫穷吗？有没有富人的剥削与压迫，有没有系统性的资源分配不公平？把社会问题甩锅给最底层的穷人，再把穷人一脚踢开，老胡似乎大概就可以继续开开心心装糊涂了。

胡编三言两语把这种罪恶甩锅给“贫穷”也不难理解，因为穷人是当今舆论最弱势的群体，没有谁会为他们发声、为他们设身处地的着想。胡编多精明一人啊，哪个柿子软哪个柿子硬他心里门儿清着呢。

将“穷”与“奸计”因果倒置，声称因有“奸计”故而活该受穷，不仅在逻辑上倒果为因，更在实践上彻底颠倒了社会改良的责任主体——它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建设公平秩序、托底民生福祉的责任，狡黠地转嫁给了在困境中挣扎的个体，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进行了二次定罪。

当然，我们也承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生存长期处于不稳定、缺乏保障、随时下坠的状态，人更容易被短期压力驱动，更容易采取高风险策略，甚至滑向灰色地带。但我们得意识到，那些被舆论贴上 “奸计” 标签的底层行为，不过是资源匮乏、生存无靠下的本能自保，是为了糊口的无奈算计，而非本性的卑劣。

所以重点应放在消除贫困、完善公共保障、提供可预期的生活路径，通过改善物质条件压缩“奸计”的土壤；把贫穷当成道德罪名，只会把结构性问题伪装成个人缺陷，从而让贫穷自我复制。此时在电影《寄生虫》中早有论述——

在网络舆论中，穷人买菜时计较几毛钱的差价、为了保住工作小心翼翼争取合理权益、甚至只是为了节省开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廉价商品，都会被贴上“精于算计”“奸猾小气”的标签，被指责是 “穷生的奸计”；农民工为了讨要被拖欠的薪水据理力争，会被说成“耍手段讹人”，底层小商贩为了糊口稍微抬高一点小商品价格，会被骂 “唯利是图”。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富人偷税漏税、转移资产，会被辩解为“商业操作的正常手段”；资本巨头通过垄断挤压底层从业者的生存空间，会被吹捧为 “有商业头脑、懂市场规则”；富豪拿出财富的九牛一毛做慈善，便会被无限放大为“人民富豪”“良心企业家”，哪怕其财富积累的过程充满了对底层的剥削，也会被舆论选择性忽视。

这种双重标准，让“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的偏见不断被强化，成为污名化底层、美化上层的舆论共识。

但事实正如上文所述，“富长良心” 更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虚假定论。世间从无财富多寡与道德高低的正相关证据，相反，手握财富与社会资源的富人群体，其失德与作恶往往更具破坏性，且多为制度性、系统性的压迫与掠夺。穷人的所谓 “奸计”，不过是关乎个人生存的小算计，从未伤及他人根本；而富人的贪婪与失德，动辄牵扯万千底层的生计与命运。

比如曲婉婷母亲的贪污腐败，直接让上千名下岗工人失去生活依靠、无家可归，这是赤裸裸的制度性掠夺；资本巨头通过垄断挤压底层从业者的生存空间，通过钻营规则转移资产、偷税漏税，这是系统性的剥削。

这些行为的危害之深、影响之广，是底层所谓的 “奸计” 望尘莫及的。“富长良心” 不过是富人阶层为自己贴的道德金箔，掩盖的是其财富积累背后的血腥与不公，是舆论为富人打造的道德特权，让他们的剥削与作恶被轻易原谅、美化。

（三）影视价值观大倒退

当前影视剧中的“出身论”与“财富道德论”，将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巧妙地置换为资本主义时代“钱生德，富生善”的金钱道德观，完成了封建意识形态与资本逻辑的一次肮脏合流。

关于这一点，毛尖老师的吐槽很经典：“影视剧就是全中国最封建的地方。按地位，财产分配颜值，按颜值分配道德和未来。上个世纪，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一百年不到，我们的影视剧又把心机和穷人，天真和富人进行了链接。穷人更容易败坏吗？也许，但一定是富人先堕落的。但我们的国产剧只讲半截故事，而且，最讲出身论。大钱胜小钱，有钱胜没钱，正出压庶出，正室压侧室，好不容易有个庶女当主人公，但此剧又名《庶女攻略》，意思更保守，讲的是庶女翻身成正妻的故事。”

“伤痕文学时代的逻辑贯彻至今。什么意思呢，如果富人中有一个坏人，肯定不是最富的那个。官人中有坏的，也肯定不是最大的那个。而纨绔子弟，只要足够尊贵，都能改浪归正。真不知道这是网络时代的势利，装备越精良活得越久，版本越高越有活路，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已经想象力殆尽。”

更进一步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源：影视价值观的倒退，本质上是文艺向资本与势利的彻底妥协，是对阶层矛盾的刻意回避与美化。它不敢触碰最核心的真相，不敢揭露顶层资本与权力的贪婪与堕落，反而拼命维护“顶层皆良善”的虚假幻象。

让我想起了戴锦华的一次讲座，其中提到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文化产品出品人，评价一部文化作品的时候，认为其不能畅销，而不能畅销的原因是——因为“居然还写底层”。

于是，如今不少影视作品对穷人的呈现越来越单薄，几乎只剩两种可用模板：喜剧化和污名化。喜剧化将贫困转化为无害的笑料，穷人被塑造成头脑简单、言行滑稽的小丑，他们的窘迫成为被观赏的趣味，其生存艰辛在笑声中被消解。污名化则走向另一端，将贫穷与自私、愚昧、暴力捆绑，把复杂的社会困境粗暴归结为个人品德缺陷。

这两种看似相反的叙事策略，实则共享同一内核：它们都拒绝将穷人视为拥有完整人格与复杂境遇的“人”，而是将其贬为推动剧情或宣泄情绪的“符号”。喜剧化让人无法严肃对待贫困，污名化则让人理直气壮地鄙视贫困。

当今文艺界价值观的乱象，更深层的危害是磨平了观众对现实的感知力，让大众失去对阶层差异的理性判断。这种由影视塑造的认知惰性，会慢慢渗透到舆论场中，让人们不再去追问不公的根源，只停留在肤浅的道德评判上，最终让整个社会失去反思阶层问题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个正面例子。《泰坦尼克号》这部作品为什么经典，我们来看看它的价值观：女主被包办婚姻嫁给了上流社会旧贵族，能够满足她无敌豪华的物质生活——比如那颗“海洋之心”项链，现在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但是女主不幸福，她要跟穷小子一起“私奔”。

这就是《泰安尼克号》隐含的价值观：真正的爱情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穷小子也能收获真爱，被传统父权定义的“淑女”也能勇敢追求爱情。注意看男主和女主的衣服，女主就是贵妇人的豪华服装，男主就是20世纪初标准的无产阶级工人服。

所以女主算不算出轨？男主算不算第三者插足？毕竟女主已经是有婚约的人，她妈妈还接受了价值不菲的“彩礼”。你说算，也可以算，但为什么《泰坦尼克号》的观众们对于萝丝杰克的评价不会纠结于“出轨”的问题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包办婚姻，她不是真正的爱情，她抛弃虚伪的荣华富贵去追求真爱的行为值得肯定。

《泰坦尼克号》中还有很多类似价值观的情节，比如头等舱的晚宴中，充斥着虚伪、试探、利益衡量、尔虞我诈；而三等舱劳动人民的生活，则是热情、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景象。这一段三等舱的舞蹈堪称影史中的经典段落——

《泰坦尼克号》是一部二十五年前的作品，其所展现的价值观，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作品都先进，咋就越活越“出溜”了呢？

（四）还能吐槽“贵”吗？

在社交网络上，“商品太贵”“高端饭菜性价比低”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消费评价，现在也得小心翼翼去评论了，因为评论区会迅速把讨论从价格与价值转移到人格与阶层：你嫌贵，说明你“配不上”；你谈性价比，说明你“没品”；最后送你一句“糙猪吃不了细糠”，完成一次公开驱逐。这种驱逐的重点从来不在于那道菜值不值，而在于谁有资格发言。

比如吃49元的自助餐，竟然成了一种“罪过”。比如充斥在社交网络的风气：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这个价钱都有人买不起吧？于是，消费被包装成身份，普通人对“性价比”的日常判断被重新编码成“低端”“酸”“见识少”，阶级区隔就这么用几句俏皮话写进了网络生态里。

富人可随意评判任何层级的消费，而普通消费者连对自身消费体验的真实表达都要被审视、被围剿，原本平等的消费讨论，沦为了阶层歧视的话语战场，嫌贫爱富的氛围渗透在每一次消费表达的交锋中。

社交网络的这种消费话语畸形，本质是消费主义与阶级歧视的深度合谋，也是舆论场对穷人整体苛待的延伸。消费主义将消费能力塑造成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把高端消费包装成“品味”与 “地位”的象征，而阶级歧视则借势将底层的消费质疑归为 “自身不配”，二者结合便彻底剥夺了底层的消费评判权。

其核心仍是将贫穷视为原罪，把财富当作拥有话语权的前提，与“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穷生奸计”的偏见一脉相承，都是对底层的全方位话语压迫。

小红书堪称这种“嫌贫爱富”的典范。这个平台精心编织了一个由特定物品、场景与话术构成的“精致生活”范本。在这里，消费不是需求满足，而是持续不断的身份展演与阶层攀爬。它制造了一种幻觉：只要你购买了同款、打卡了同地，你就能占有那种被展示的、光鲜的人生。

于是，在小红书中对“性价比”的质疑在此毫无容身之地，因为“性价比”本身就是对这场幻觉的亵渎——它试图用理性计算去解构一个建立在感性崇拜与符号溢价之上的信仰体系。于是，嫌贵者自然被放逐为“局外人”，他们的声音被排斥，本质是这个闭环话语体系在排除异己、维护自身“纯洁性”与“高级感”的本能反应。

小红书看似鼓励 UGC 真实分享，却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形成了 “精致才配分享”的社区潜规则。普通消费者追求“物美价廉”的真实消费感受，因不符合平台的精致审美，要么无人问津，要么遭遇群体性围攻。平台为了收割种草经济的红利，主动放任甚至塑造了这种嫌贫爱富的话语环境。说到底，不过是平台把商业变现放在了话语平等之上，心甘情愿做了消费主义和阶层歧视的合谋者。

抖音则通过“算法霸权”巩固和放大了这一偏见。这套算法并不关心价值理性或社会效益，它的核心驱动逻辑只有一条：最大化用户停留与互动。于是，那些最能刺激情绪、制造认同或对立的内容——例如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向往感，或是对“买不起者”的蔑视所带来的虚幻优越感——便获得了流量的优先推送。

算法无意中训练了它的使用者：想要获得关注吗？请尽情展示你的财富符号，或是对“穷酸”的鄙夷。它让“势利”成为一门爆款生意，将经济差异直接转化为流量密码。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这种算法推荐创造了一种扭曲的“社会现实”。当一个用户的信息流被“人均劳斯莱斯”、“万物皆可凡尔赛”的内容填满时，他便容易将这种被算法筛选、放大的局部景观，误判为社会的普遍真相，从而产生“周围人都比我富有”的焦虑，或是“原来穷是一种原罪”的认知。

算法就这样，以技术中立之名，悄然完成了社会阶层的数字隔离与对立生产。抖音的算法没有发明势利，却以极高的效率，为势利思想提供了精准的投送渠道和不断自我证明的闭环回音壁

（五）财富即正确

舆论场中存在一种显著的失衡：面对错误，社会对富人与穷人的评判尺度截然不同。富人犯错，常被解释为“一时糊涂”、“人无完人”，或是被更具宏大叙事的词汇所开脱——“商海浮沉难免手段”、“做大蛋糕难免争议”。他们的错误往往被视为能力光环上的微小瑕疵，不影响其整体的“成功者”形象。

反之，穷人犯错，则极易被上升为对其人格的全面否定，“穷山恶水出刁民”、“素质低下”、“又蠢又坏”等标签随之而来，其行为不再是个体过失，而是其所属阶层“道德低劣”的必然佐证。简而言之，富人的犯错是个例，是可以期待“浪子回头”被原谅的；而穷人的罪恶则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劣根性”。

比如2022年王思聪打人事件曝光之后，网络上的很多言论非常惹人反感，诸如什么“年纪轻轻就遇上了贵人”“巴不得王少把我打一顿”“受害者开心地打开了链家”。讲道理，他王思聪当街打人这种事情，跟唐山烧烤摊当街打人有啥区别呢？区别就是受害者一个轻微伤一个轻伤罢了，所以一个行政处罚一个判刑了。为啥一个就人神共愤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另一个就是“遇到贵人”了？

王思聪嚣张跋扈不是一年两年了，之前更加放飞自我。他要放到古代，就是一个标准的恶少形象，如果再加上一个青天大老爷或者侠客或者神童之类的，就是可以流传好几百年的民间故事。古代人编故事都知道劫富济贫、惩强扶弱、邪不压正，怎么现代人就越活越抽抽了呢？就因为王思聪有钱，所以被打的人不但活该，还遇到“贵人”了？还要“开心”地打开链家，就差感恩戴德了是不是？

这些人就是《让子弹飞》里卖凉粉的——不是我冤，是武举老爷冤！张口一个王少、闭口一个校长，叫得比亲爹还亲。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盲目崇拜权力、崇拜财富。一个人一旦有钱，就如同加上了一层“光环”，为其行为增加了天然的合理性，一切问题都能用“你有人家身价的零头吗”这种强词夺理来转移视线。

这种双重标准的根源，在于阶级权力在舆论领域的隐形运作。富人及其掌控的资本，拥有强大的资源来塑造叙事、引导舆论、打造人设。他们可以动用公关团队、媒体合作、法律顾问乃至文化资本，将负面事件轻描淡写地解释为“误会”或“成长代价”，甚至将争议本身转化为显示其“人性化”的素材。

与之相对，穷人在舆论场中通常处于失语状态，缺乏为自己辩护的渠道与资源，其形象往往任由他者涂抹与定义。这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的不平等：谁掌握了定义“错误性质”与“悔过诚意”的权力，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舆论的审判结果。就比如，我写了一篇批判马云的文章，就被阿里巴巴投诉。我写一篇批判柳传志的文章，就被联想集团投诉。

马云和柳传志虽然早已退居二线，但是依然可以动用整个大公司的力量在舆论场上打压不同的声音。权力结构不平等是这样的体现的：普通人说错一句话，代价是删帖、封号、甚至被投诉；富豪做错一件事，往往是整改、完善、积极配合，再加上一段温柔的公关稿，仿佛世界欠它一个理解。

我这几年一直探讨的劳动仲裁问题也是同理：为什么那么多打工人即便遭遇了明显的压榨也难以维权？因为权力结构的天然不平等：去劳动仲裁要请假，要耽误找下一份工作，要在资方专业法务团队的文山会海和材料攻势中精疲力竭，甚至下家可能会因为“你爱闹事”而不敢录用。

而劳动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坐拥法务部、公共关系部、政府关系部的大公司，人家养了一堆律师就是专职打官司的，专门难为你的。而你只有一个手机号、一张透支的工资卡和一个不敢冒险的家庭。于是，维权的成本甚至可能比你最后拿到的补偿还要高，那普通劳动者只能无奈选择放弃。

在数字平台面前，普通人同样弱势。马云和柳传志可以一封投诉信让文章下架，可以发动一群水军让你的评论区淹没在“你不懂金融”“抹黑民营企业家”的冷嘲热讽中，更可以用看似合法的“平台机制”让你的声音在算法中彻底消失。

你想反驳吗？你号直接没了。你要应对诉讼吗？请自己请律师。平台坐拥亿级用户资源，掌控数据、资金、信息、技术、媒体渠道，而你只不过是它系统中一个“异常发声的节点”。这不是舆论公关，这是结构性权力压迫。

更有甚者，这种倾斜催生出独特的“富人粉圈”文化。部分公众会主动将某些富人偶像化，对其产生超越商业逻辑的情感依附与身份认同。这种情感投射，混合了慕强心理、对世俗成功的崇拜以及将自身命运寄托于强者的幻想。这使得对富人的批评，不仅是在批评一个个体，更是在挑战其粉丝所信奉的“成功神话”与情感寄托，从而遭遇饭圈常见的非理性反击与抱团维护。

最终，这套“宽上严下”的舆论法则，与社会固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巩固循环。它暗示着一条潜规则：财富与权力不仅购买服务与享受，亦能购买更高的道德容错率与社会谅解。而贫穷，则意味着你不仅物质匮乏，你的道德账户也同样余额不足，必须接受更为严苛的审视与更漫长的“赎罪”过程。这非但无助于正义的实现，反而在反复演练中，将阶级特权内化为一种令人不安的“社会常识”，让公平的基本理念在一次次区别对待中被悄然蚀空

（六）近两年来的新趋势

这两年来，舆论场已陷入极致的价值异化，财富彻底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其苛责早已超越对底层的针对性打压，径直侵入普通人日常的每一寸生活。量力而行的节俭、基于实际的性价比消费，这些最朴素、最贴合大众生活本貌的选择，全成了被嘲讽的原罪。

这种舆论潮流愈发将财富多寡与做人的尊严、生活的价值强行绑定，把本该各过各的日常、本该多元化的个人选择，变成了“唯钱论”的单一赛道，普通人连按自己的能力过普通日子，都要被这把冰冷的财富标尺审视、评判甚至否定。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曾经鼓吹精致生活、吹大消费主义泡沫的中产阶级，如今正亲手接住自己抛出的回旋镖，成了这套畸形舆论氛围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本是“精致穷”“仪式感”的核心推手，将轻奢、大牌、非刚需的品质消费包装成生活标配，联手平台和资本制造出“消费即体面”的话语体系，对一切追求性价比的选择嗤之以鼻，为嫌贫爱富的舆论添柴加火。

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浪潮里，高负债、收入缩水、资产贬值的财务脆弱性，让他们不得不卸下虚伪的精致，转身投向折扣零售、二手交易与性价比消费，却发现自己成了当初被自己鄙视的那类人。

这些所谓的“中产”们，既放不下曾经的精致身段，怕被圈层贴上“落魄”的标签，又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消费选择，在“想省又怕被笑”的尴尬里反复内耗；而他们亲手构建的那套唯消费论的价值评判，并不会因他们的境遇改变而松动，最终让他们被自己造的话语牢笼困住，这看似是经济压力下的消费降级，实则是为自己参与构建的畸形价值观付出的必然代价。

（七）问题的根源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舆论场上的乱象，本质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投射：贫富分化、阶级固化问题，直接催生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与扭曲。

当社会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流动的通道逐渐收窄，既得利益阶层为维护自身特权与利益，必然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制造偏见、引导认知——将贫富差距归因于个人努力，将底层困境归结为个体劣根性，以此消解底层群体对结构性不公的质疑与反抗。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贫富分化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差距，更是话语权、认知权的不平等，上层阶层掌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不断输出“穷即原罪”“富即正义”的歪理邪说，而下层群体因缺乏话语权，难以反驳与发声，久而久之，这种阶级歧视的偏见便在舆论场中根深蒂固，形成常态化的苛待氛围。

第二，“幸存者偏差” 带来的认知误区。就如同当年的“美国梦”一样，少数穷人通过极端努力、偶然机遇实现逆袭的案例，被媒体、平台刻意放大，成为被反复宣扬的 “范本”；而绝大多数穷人因出身、资源、环境等客观限制，即便拼尽全力也难以突破阶层壁垒的现实，却被刻意忽视、选择性屏蔽。很多人陷入这种认知误区，将少数逆袭案例无限泛化，误以为 “所有穷人都能通过努力摆脱困境”，进而将那些未能逆袭的穷人，全部归结为 “不够努力”“懒惰无能”。

这个认知误区还有另一层内涵在：当人们直面社会固化、努力未必能突破阶层壁垒的残酷现实时，会陷入深刻的认知矛盾——如果承认“个人无法改变结构性矛盾”，就等于否定了自己长期坚守的 “努力即有回报”的信念，让自己日复一日的奋斗变得失去意义，进而陷入对生活的迷茫与绝望。

这种认知带来的痛苦太过沉重，他们脆弱的小心灵难以承受，于是人们便主动选择了一种更 温情脉脉、更能自圆其说的认知来化解失调：将底层群体的困境归结为他们自身的问题，信奉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认定穷人的贫穷是因为自己懒惰、无能、有性格缺陷，而非阶层壁垒、资源失衡等客观结构性因素。

基于此，只要坚信 “穷人的困境是自找的”，人们就能继续说服自己 “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就能在残酷的现实中找到一丝心理慰藉，维系自身信念体系的完整与自洽。说到底，这是一种不敢直面现实的逃避，是用苛责穷人、否定底层困境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对未来的恐惧，来逃避“努力可能无用”的绝望。这种认知错误既缓解了自身心理的痛苦，又能获得一种 “我比穷人更努力、更优秀”的虚假优越感，最终成为舆论苛待穷人的重要心理支撑，也让 “个人努力决定一切”的错误认知得以持续蔓延，进一步加剧了对穷人的偏见与压迫。

第三，消费主义的潜移默化洗脑与平台算法的推波助澜。这一点上文中已经有所阐述了：消费主义将消费能力与个人尊严、社会地位深度绑定，潜移默化地洗脑大众，进而在舆论中对穷人的消费选择、生活方式指手画脚、肆意苛责——你不肯为资本主义上贡智商税，那资本主义就要羞辱你。

而以小红书、抖音为代表的平台，其算法逻辑始终围绕流量与商业变现展开，刻意推送嫌贫爱富、嘲讽底层的内容，压制底层的合理发声，放大 “幸存者偏差” 的认知误区与消费主义的畸形价值观，算法通过信息茧房将人们困在固有认知中，让认同苛待穷人的人不断强化偏见，让反对偏见的声音难以传播，形成 “越刻薄越有流量，越有流量越刻薄” 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固化了舆论对穷人的苛刻生态。

第四，这就是我从《历史周期律的下行周期》等细一些列文章中所探讨的更宏观的问题：全球保守化趋势不可逆。右翼思潮的核心主张，始终围绕 “族群对立”“精英优先（而‘我们’当然算精英）”“强者逻辑” 展开，否定平等与人道主义精神，强调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的生存法则。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这种主张的极端化体现。

舆论场中对穷人的苛刻、对财富的崇拜，就是初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象化表达：精准承袭了其 “强者优越、弱者原罪” 的核心逻辑。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为冷漠辩护），到“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将系统性不公归咎于个人），再到“无用之人不该占用社会资源”（为剥夺权利制造借口），在之后就是集中营和肉体消灭那一步。

正如鲍曼在80年代所预言的：“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那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手里的文件不够完备，就可以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那里他们看不到任何人，甚至连狱警也看不到几次。”

这种右翼保守化思潮的发展，目前来看会以族群对立、性别对立、地域对立的形式展开，在未来必然会将人群进行“优胜者”与“失败者”的粗暴二分，瓦解了社会共同体的连带责任与基本共情。当公众习惯于用这套逻辑审视底层，那么任何削减社会福利、压缩劳动保障、扩大阶层鸿沟的政策，都可能被这套话语包装成“优化社会”、“激励奋斗”的必要之举。

纳粹德国的例子还不远，我在《关于“左”和“右”，网上90%的人都搞反了》这篇文章中详细讲解过：纳粹集中营在关押犹太人之前，首先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工会活跃分子，理由是他们破坏生产；在犹太人之后，则是关押的残疾人和同性恋，因为他们无法提供剩余价值也不会生育；最终连“怠工者”都要被关进集中营，因为这些对于第三帝国是“无用的人”。

很多中国抽象梗小鬼们一口一个“元首”喊得比亲爹还亲，但殊不知他们这些摸鱼躺平的货色，只会被元首丢进集中营做肥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因此，今天对“穷人原罪论”的每一分默许与传播，都在无形中助长着那种将人物化、将生命价值工具化的危险思想，这远非简单的“刻薄”，而是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的意识形态毒苗。

（八）怎么办？

固然，贫困的本质是社会结构性的顽疾，个人的力量终究微薄，原子化时代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愿景遥不可及，我们难以凭一己之力打破阶层固化的壁垒，更无法立刻扭转全球右翼保守化的浪潮、消解资本与算法的操控。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旁观、随波逐流，在等待历史周期律再次上行的间隙，每个普通人都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做些力所能及的反抗，成为打破偏见的微小力量。  

我们可以先拒绝成为偏见的传声筒，放下“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自我安慰，不跟风附和“你穷你懒”“糙猪吃不了细糠”的歪理，不参与对穷人的污名化与嘲讽——哪怕只是沉默，也比成为阶层压迫的帮凶更有底线。比如，话语权的争夺就很重要：我们可以主动打破认知牢笼，摒弃幸存者偏差的误区，看清底层困境的本质是结构性不公，而非个人懒惰，拒绝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者逻辑”裹挟，不被消费主义与算法驯化，守住对平等与共情的基本认知。

我们可以在日常话语中坚守正义，当身边有人苛责穷人、美化富人特权时，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反驳，也是对偏见的冲击；面对底层群体的生存挣扎，哪怕只是一份基本的尊重，也能消解一丝舆论的冰冷。

晚唐诗人于濆有一首《古宴曲》：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这首诗的辞藻文饰不算顶级，但是意境很高。前面十句写的是宴会的奢华，香车宝马，豪宅高门，华衣美女，纯酿佳肴。这些在宴席上把酒言欢的公子哥们站在楼台上看风景，看见了一个背着木柴的农民，他们纷纷表示非常疑惑：咱这里怎么会有这么穷的人，不可能吧？

这首诗的文学表现手法模仿了白居易的《秦中吟》系列，比如这首《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十六句诗，前十四句都在描写“内臣”——也就是宦官——这一唐代最腐化的特权阶级，看他们又是朱绂，又是紫绶；又是美酒，又是佳肴；又是洞庭橘，又是天池鳞。在一片珠光宝气浮华掠影中，忽然笔锋一转，一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全诗戛然而止，让人汗毛倒竖，脊背发凉。

这是一个“燕娥奉卮酒”和“衢州人食人”同时存在的世界，我们就算做不了什么，至少也要保持基本的善良，不要在背后戳人脊梁骨：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这些小事或许微不足道，无法立刻改变贫富分化的现实，却能一点点打破“嫌贫爱富”的舆论闭环，消解对穷人的苛刻与压迫。我们不必妄想着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不让世界改变自己——拒绝冷漠，守住共情，摒弃偏见，不沦为保守化思潮与阶层歧视的附庸。

历史周期的转动或许缓慢，下一个上升周期要等到什么时候谁也说不准。但舆论场上每一刻的言说塑造不是没有意义的，是在为未来的星星之火铺垫土壤。我们今日每一次拒绝随波逐流的批判，每一次对弱者的声援，每一次对不公结构的揭示，都是在稀释那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势利空气，都是在为一个更宽厚、更公正的公共生活，争夺一片思考的空间。不必等待救世主，不成为那种冷酷秩序的合谋者——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开端。

每一份小的坚守，都在为打破偏见积蓄力量，都在为这个被财富标尺扭曲的舆论场，保留一丝平等与正义的微光，这便是我们当下最有力、也最该做的事。

“阶级歧视”消解对穷人苛刻与压迫-赵皓阳 | 新闻中国采编·中国新闻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