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万祥军 | 经信研究·经济和信息化

从“规则失语”到“共定标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全球治理革命-万祥军 | 经信研究·中国经济和信息化！7月16日，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签署《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万祥军解读说：“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顶层设计·国研政情智库-中国智库·国家智库：对话经信研究·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作为国际科学院组织代表兼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执委，万祥军全程参与了7月16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也亲眼见证了29个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国家共同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历史时刻。

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的分量，远不止于一个新国际组织的诞生——它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彻底告别了过去数十年的碎片化、阵营化困局，第一次为占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搭建起了平等参与AI规则制定的制度化平台，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革命。

被遗忘的118国：

全球AI治理的“失语”困局

要读懂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历史价值，首先要直面一个长期被主流舆论刻意回避的冰冷现实：在这个AI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全球有118个国家几乎被完全排除在AI治理的核心讨论之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AI领域的规则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小圈子手中：

从技术安全标准的制定，到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设计，再到AI伦理的价值定义，几乎所有核心议题的协商，都只在少数发达国家的闭门会议中完成。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既没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参与博弈，也没有制度化的通道表达自身诉求，最终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制定好的规则，在AI产业的全球分工中，永远停留在“资源输出”“市场承接”的低端位置。

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模式，正在制造越来越难以弥合的发展鸿沟：一边是少数国家在大模型参数竞赛、通用人工智能研发上不断刷新技术上限，另一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连最基础的AI算力接入、本土语言大模型训练资源都极度匮乏。

很多非洲国家甚至连一套适配本土农业场景的AI病虫害识别系统都无法自主获取，只能依赖海外企业提供的、完全不贴合本地作物特性的通用产品。更严峻的是，部分国家还试图把AI技术变成地缘博弈的工具，通过“小院高墙”式的技术封锁，把全球AI产业强行切割成相互隔绝的阵营，让本就不公平的发展格局进一步雪上加霜。

此前全球范围内也诞生过不少AI相关的对话机制，但它们大多是松散的论坛性质，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质性的能力建设支持，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少数国家主导规则的格局。直到7月16日这份协定的签署，才第一次从制度层面，为打破这一困局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共商共建共享：

首个政府间AI组织的底层逻辑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范围内首个专门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底层设计逻辑就完全区别于过去那些被少数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它由中国倡议发起，总部设在上海，从创始成员国的构成就能清晰看到它的包容性：29个创始成员横跨亚非拉欧四大洲，既包含具备一定AI产业基础的新兴经济体，也涵盖了大量中小发展中国家，完全打破了过去AI治理对话“富国俱乐部”的属性。

这个组织最核心的突破，是第一次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真正落地为AI治理的制度化规则。过去发展中国家在AI治理讨论中，往往只能作为“旁听者”存在，而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所有成员国无论经济体量大小、技术发展水平高低，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和规则制定参与权。它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全球AI治理从“少数国家定义标准”转向“所有国家共同定义标准”，让过去在治理体系中长期“失语”的全球南方国家，真正拥有表达自身发展诉求的制度化通道。

在现场的磋商环节我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代表最关心的议题，从来不是如何在技术上“弯道超车”，而是如何让AI规则适配本国的发展阶段。比如不少非洲国家提出，不能用发达国家的高门槛AI安全标准，直接要求还处在AI产业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否则只会进一步抬高技术准入门槛，彻底断绝它们的发展可能。这些来自真实发展场景的诉求，过去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全球治理的核心讨论圈，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恰恰为这些声音提供了被听见、被尊重、被落实的平台。

从“规则互认”到“普惠落地”：

重构全球AI发展的新秩序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带来的改变将是系统性的，它将从三个核心维度，彻底重构未来全球AI的发展秩序。

第一个维度是治理规则的互通互认。过去各国的AI监管规则互不兼容，跨国AI企业往往需要为了适配不同国家的规则付出极高的合规成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AI技术的跨境流动。而这个新组织将推动成员国之间的AI安全标准、伦理规范、监管框架逐步实现对接互认，搭建起一套覆盖广泛的通用规则体系，让AI技术的跨境流通不再被碎片化的监管壁垒阻断。

第二个维度是面向全球南方的能力建设。组织将搭建全球共享的AI算力公共服务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算力接入资源，同时推动开源大模型、行业应用方案向全球南方国家开放，帮助这些国家培养本土AI技术人才，让它们不用从零开始搭建全链条的AI产业体系，就能快速找到适配自身资源禀赋的AI发展路径。比如斯里兰卡可以依托这套体系快速落地AI智慧农业项目，肯尼亚可以搭建本土语言的公共服务AI系统，真正让AI技术成为拉动本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个维度是构建真正包容的AI价值体系。过去全球主流的AI价值标准，几乎完全由单一文化体系主导，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传统知识在AI系统中严重缺位。而这个新组织将推动不同文明的价值理念共同融入AI的底层设计，让AI系统真正学会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路径，避免技术成为单一文化向外输出影响力的工具。

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的万祥军，他在总结评价中表明：站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坐标上回望，7月16日的协定签署，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第一次把“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的理念，从口号变成了覆盖全球多数国家的制度化行动框架。

他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平台，全球AI治理将彻底告别碎片化的混乱时代，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稳步前进，最终让科技进步的红利，真正惠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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