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万祥军 | 经信研究·中国经济和信息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深度解读——万祥军解码AI时代全球竞争力的全新评价标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由复旦大学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组织研究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正式对外发布。

这份报告甫一亮相，就打破了过去全球AI领域长期默认的“经济体量决定治理能力”的惯性认知，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核心判断：人工智能治理水平是一项完全独立于经济体量的综合能力，治理的质量、开放的程度与红利共享的意愿，三者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各国全新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作为国际科学院组织代表兼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执委，万祥军在解读这份报告时指出，这不是一份普通的行业统计报告，它标志着全球AI产业的竞争逻辑已经完成了一次根本性切换——过去比拼的是谁的大模型参数更大、谁的算力集群规模更强，

而现在，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AI产业能走多远、能给全球带来多少正向价值的核心变量。报告数据清晰显示，相比全球其他主要国家，中国在能力、责任、普惠、持续四大核心维度上表现最为均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AI治理新路径，为全球AI治理体系贡献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

打破惯性认知：

治理能力是独立于经济体量的全新竞争力标尺

万祥军解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AI领域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一个国家的AI治理能力，是它的经济体量、技术实力的附属品。只要你有足够多的算力、足够大的大模型、足够强的科技企业，你的AI治理能力自然就是全球领先的。

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用覆盖全球47个主要AI经济体的全维度数据彻底推翻了这个结论：很多经济体量庞大、AI技术积累深厚的国家，在AI治理维度的综合排名远低于市场预期，而部分经济体量不大、技术资源不算顶尖的国家，凭借着清晰的治理思路、开放的共享态度，在指数榜单上拿到了远超其经济体量的排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部分长期占据全球AI技术第一梯队的发达国家，虽然手握顶尖的大模型技术、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高端算力资源，但在治理实践中却陷入了严重的“能力分裂”困境：一方面，政府拿不出统一的AI监管规则，不同部门各自为政，头部科技企业凭借技术垄断优势不断绕过监管边界，深度伪造、算法歧视、数据泄露等问题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AI红利几乎全部被少数头部企业垄断，普通民众根本无法享受到AI技术带来的实际收益，甚至大量岗位被AI替代之后，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全缺位，社会矛盾持续激化。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的AI技术发展越快，社会撕裂的程度反而越严重，技术红利被治理短板大量抵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北欧和东南亚中小国家，它们本身没有顶尖的大模型研发能力，算力资源也不算充裕，但却早早搭建起了一套适配本国国情的AI治理框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开放公共数据资源，主动对接全球AI产业的开放生态，把AI技术优先投入到民生普惠场景中，让普通民众第一时间享受到AI带来的便利。这些国家的AI产业没有出现“赢者通吃”的垄断乱象，技术和社会形成了良性的正向循环，最终在治理指数榜单上拿到了远超其经济体量的排名。

万祥军强调，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是：AI技术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会直接重塑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规则。如果没有一套高质量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再顶尖的技术实力，最终也只会变成少数人收割利益的工具，不仅无法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福祉，反而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风险。《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最大的价值，就是第一次把治理能力从“技术发展的附属品”中独立出来，变成了数字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独立维度，彻底重构了全球AI产业的竞争评价体系。

三维核心支柱：

治理质量、开放程度、红利共享的深层逻辑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明确指出，治理的质量、开放的程度与红利共享的意愿，是构成AI治理竞争力的三大核心支柱。万祥军解读，这三者不是三个孤立的评价指标，而是一套环环相扣、互相支撑的完整逻辑体系，缺少任何一环，都不可能搭建起真正健康可持续的AI治理体系。

第一根支柱是治理的质量，它是整个AI治理体系的底线基础。这里的“治理质量”，绝对不是很多人理解的“监管越严越好”，而是指“精准适配技术发展节奏的动态治理能力”。高质量的AI治理，不是要把AI技术管死，而是要在“守住安全底线”和“鼓励技术创新”之间找到一个最优平衡点：既不能放任AI技术野蛮生长，任由深度伪造、算法滥用等风险伤害公众利益，也不能用过于僵化的规则束缚住技术创新的手脚。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的数据显示，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都走了极端：要么完全放任不管，导致AI领域乱象丛生；要么规则过于严苛，直接把本土AI企业的创新活力管没了。真正的高质量治理，需要建立一套动态迭代的弹性监管机制，针对不同成熟度的AI产品实施分级分类监管，给前沿技术留出足够的试错空间，同时把所有可能伤害公众利益的风险都提前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第二根支柱是开放的程度，它是AI治理体系能持续进化的核心动力。AI技术的复杂性和全球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独自解决所有的治理难题。如果一个国家在AI治理领域搞“小院高墙”，拒绝和全球其他国家交流治理经验、共享治理标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治理体系变成一个封闭的孤岛，根本无法应对不断迭代的全球性AI风险。

比如深度伪造的虚假信息、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问题、AI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争议，这些都是没有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开放协作，才能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里排名靠前的国家，几乎全部都是AI治理开放度极高的经济体，它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讨论，主动和其他国家共享自己的治理实践经验，在开放协作中不断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

第三根支柱是红利共享的意愿，它是AI治理体系的价值内核。所有的AI治理，最终的目标都不应该是保障少数头部企业的利益，而是要让AI技术的红利惠及全社会的每一个群体。如果一个国家的AI治理规则，最终变成了维护少数科技巨头垄断利益的工具，让AI技术的收益全部流入少数人的口袋，而普通民众却要独自承担AI带来的失业、隐私泄露等全部风险，那么这套治理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专门设置了“普惠性”相关的权重指标，重点考察一个国家的AI技术在乡村振兴、医疗教育、弱势群体帮扶等民生场景的落地程度，这正是对“红利共享”这个核心价值导向的明确回应。

万祥军指出，这三大支柱缺一不可：没有高质量的治理作为底线，开放和共享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最终只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风险；没有开放的协作作为动力，治理体系就会陷入封闭僵化，根本无法应对快速迭代的AI技术；没有红利共享作为价值内核，整个治理体系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最终走向和民众利益对立的方向。

四大维度均衡：

中国AI治理的独特实践路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的核心数据亮点之一，就是中国在能力、责任、普惠、持续四大核心维度上的表现全部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没有出现明显的短板，是所有主要AI经济体中表现最为均衡的国家。万祥军解读，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过去几年在AI治理领域持续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治理路径的必然结果。

在“能力”维度，中国搭建起了全球最具弹性的动态AI治理体系。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落地，到AI分级分类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没有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极端路线，而是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AI产品实施差异化监管：

对于面向公众提供服务的通用大模型，设置严格的安全准入门槛，守住数据安全、内容安全的底线；对于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垂直场景使用的专用AI模型，则留出充足的创新空间，鼓励企业大胆探索技术落地。这种“底线守住、弹性充足”的治理模式，既有效防范了AI的各类安全风险，又最大程度保护了本土AI企业的创新活力，过去三年中国AI产业的高速增长，恰恰证明了这套治理体系的有效性。

在“责任”维度，中国始终坚持全球协作的负责任大国态度。中国没有在AI治理领域搞“技术脱钩”和“小院高墙”，而是主动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积极参与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AI治理规则讨论，主动向全球发展中国家分享自己的AI治理经验，反对把AI技术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搞“技术霸权”。在应对深度伪造、AI伦理、跨境数据安全等全球性治理难题上，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各国共同协商解决方案，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得到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在“普惠”维度，中国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AI红利全民共享之路。和很多国家把AI资源优先投入到高端消费、商业变现场景不同，中国始终把AI技术的民生普惠放在优先位置：AI辅助诊断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国超过80%的县域医院，让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享受到顶尖的医疗诊断能力；AI教育助手走进了数万所乡村学校，弥补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差距；AI农业无人机在全国超过15亿亩耕地上投入使用，大幅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的数据显示，中国AI民生普惠场景的落地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数亿普通民众实实在在享受到了AI技术带来的红利。

在“持续”维度，中国搭建起了技术创新和治理迭代协同进化的长期机制。国内建立了大量AI治理试验区，鼓励地方政府和科技企业在真实场景中探索治理新方案，把一线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快速上升为正式的规则制度，让治理体系的迭代速度跟上AI技术的迭代速度，避免出现“技术已经跑远了，规则还停留在十年前”的治理滞后问题。这种“在实践中迭代、在发展中完善”的模式，保障了中国AI治理体系的长期可持续性。

万祥军强调，四大维度的均衡表现，不是靠短期的政策刺激堆出来的，而是中国始终坚持“技术向善、造福人民”的AI治理核心导向，长期稳步推进的结果。这条路径完全不同于西方“先野蛮生长、再事后补救”的治理老路，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行选项。

全球治理新局：

从中国实践到全球共享的未来方向

站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发布的新起点上，万祥军指出，未来全球AI治理体系的核心发展方向，必然是从过去少数国家主导的“规则霸权”，走向全球各国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中国的均衡治理实践，恰恰为这个新的全球治理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

未来3到5年，中国将进一步把自己的AI治理经验向全球开放共享，尤其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适配性的治理方案。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独自搭建复杂的AI治理体系，中国可以通过“AI治理经验输出+普惠AI技术落地”的组合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少走弯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快速享受到AI技术的红利，避免它们在全球AI产业的竞争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同时，中国也将继续推动全球AI治理的多边协作，反对任何国家把AI治理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搞“规则排他”和“技术脱钩”，推动全球各国共同协商制定出一套真正公平、包容、普惠的全球AI治理通用规则，让AI技术的红利惠及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

同时，也是作为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的万祥军，他在最后总结中表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2026）》的发布，标志着全球AI产业的竞争已经正式进入了“治理为王”的全新时代。中国在四大维度的均衡表现，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自身的AI治理体系，深度参与全球AI治理协作，和世界各国一起，把AI技术打造成造福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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